作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廖欢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博士、国际事务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转自6月20日人大习研院公众号。

摘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对复杂全球安全挑战的战略性回应，集中反映了对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洞察。总体国家安全观实际上是一个包含了三个总体、五重国家身份、两种安全解读的综合性、多维度的安全观念，按照乘法原理（3×5×2=30）,总共三十种安全子类，是对传统国家安全观的超越。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是基于对历史发展趋势和时代特点的综合判断，不仅在本体论上展现了一种发展的视角，与时俱进地调整安全观念与策略，而且在认识论上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一，汲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方法论上则采取了“从后天看明天”的战略思维，从长规划，力求通过前瞻性的规划和行动来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挑战。儒家、道家、墨家等传统中华智慧，对于解决中国与世界的安全挑战有着独到的贡献，不仅帮助重新定位中国的安全战略，也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实践框架。

正 文

安全观念的转变已成为国际政治中不可忽视的趋势。随着全球安全问题频发，传统的安全概念已无法全面覆盖各个国家所面临的复杂挑战。传统安全通常聚焦于军事威胁和国家之间的直接对抗，强调边界防御和地缘政治。然而，随着全球互联互通程度的加深，国家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已经远超其范畴，需要有一个新的概念来填补传统安全概念在当前环境下的不足。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安全是一个综合与全方位的整体状态，在新时代深入解答了国家安全领域中的关键理论与实际问题，显示出理解国家安全基本原理的新进展，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理论贡献了创新性成果。不仅为新时代下国家安全的维护与塑造提供了指导方针，也为改进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提出了中国的解决方案。

学界对国家总体安全的讨论虽然日益深入，但仍有不少分析和论述依赖于传统国际关系和公共安全等领域的思维模式，如认为国家和其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博弈者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体，并以此为依据划定框架。美国国家安全观的基本范式为“威胁范式”，而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基本范式为“状态范式”。也有一些论述侧重于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文本，解读安全体系的多位一体，以及其作为国家安全指导思想的多层次、全方位性，或是将其归之为“非传统安全观”。另有一些研究从新中国历史角度出发分析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贡献，认为其继承了几代领导人的安全战略智慧，又提出了丰富内涵与辩证方法论。中国从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个方面实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这些研究虽丰富了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解，但依旧未能深化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下的国际关系理论。本文试图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背后的概念与历史逻辑，探讨这一观念如何融合中华智慧，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新的视角与方案。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概念辨析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对于当前复杂国际形势的反思和回应，涵盖三个总体、五重国家身份以及两种安全解读。作为一种综合与全方位的安全理念，超越了传统的以国家主权和军事力量为核心的西方安全观，展现了中国的战略智慧。

（一）什么是总体？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有三个层面的含义：安全的全面性、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安全观。这三个总体反映出中国对国内外安全环境变化的灵活应对和战略布局。

1.第一个总体：安全的全面性

第一个总体是要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总体”。中华文明的整体世界观构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总体的文明底色。与西方倾向于分析事物的独立存在和功能的原子论世界观形成鲜明对比，中华文明认为万物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思想源远流长，深植于儒家、道家和佛家等多种哲学体系中。不管是儒家的“和合共生”、道家的“道”，还是佛家的“共业”，都体现了一种总体的思维方式。

中文的“总体”一词包含了“总”和“体”两个部分，其中“总”本义指聚束和系扎，而“体”则是指事物的体系或结构。“总体”在字面上的意义是将相互关联的各个部分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或结构。

回溯到一战时期提出的“总体战”（Total war）概念，这一表述最初用来描述一种全方位、无所不包的战争形态，即不仅军队参与，国家的经济、科技、社会和文化等所有领域均全力支持战争。这种战争模式打破了传统战争中军事和民事的界限，涉及国家的总体力量和资源。从这里可以看到“总体”一词所蕴含的是对全面性和整体性的强调。

而在经济学中，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引入了“总体”经济分析的视角，即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这里的总体表示通过汇总所有个体经济活动的产出来评估经济的整体状况，再次体现了对全面性的追求。

将这一理解应用到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其含义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化，在考虑国家安全时，不能局限于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而应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其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从而构建一个全面、动态和多维度的安全观。

2.第二个总体：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第二个总体是要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寻求一个总体的解决之道。中国的安全不仅仅关乎自身，也与全球安全息息相关。自鸦片战争以来，如何与世界相处，如何在国际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一直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问题。“在一百年的奋斗中，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的安全战略需要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实现共赢共存。

3.第三个总体：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安全观

第三个总体涉及工业革命以来，乃至于全球化五百年历程中，人类安全观念的演变问题。在全球化的框架下，安全问题已经超越了国家单独的范畴，成为全人类共同需要应对的问题。因此，不能仅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来理解和解决安全问题，而应构建一个全新的，能够反映人类社会共同命运的安全观念。

（二）什么是国家？

要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国家，就要了解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五重身份，中国同时具有“国”（Country）、“族”（Nation）、“政权”（State）、“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共同体”（Community）等五重身份，展现了复杂的身份特征。第一，作为一个“国”，中国面临着维护领土完整、国家主权等传统安全挑战，以及应对军事威胁之外的环境问题与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挑战。第二，作为一个“族”，中国致力于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凝聚力，在处理中国台湾等问题时也体现了对国家统一和文化相通的重视。第三，作为一个“政权”，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体制使中国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从农业国家向现代化工业国家的跨越，彰显出制度优越性。第四，作为一个“人民共和国”，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一特点在多个方面给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制定带来了独特的挑战和机遇。第五，作为一个“共同体”，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认为人类是命运与共的整体，主张国际合作的必要性。这五重身份综合构成中国的独特立场与战略方向。

（三）什么是安全？

从词义来看，“安全”涵盖了“Safety”和“Security”两种解读，尽管在中文中两者都被翻译为“安全”，但其含义存在差异。“Safety”通常指的是防止意外事故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伤害，关注的是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Security”则更多地指对抗有意的威胁，如战争、恐怖主义、网络攻击和间谍活动等。在讨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Safety”和“Security”两种解读都应被涵盖。

字形上，“安”由“宀”（房屋的屋顶）和“女”组成，代表家的安宁和稳定；“全”由“王”（玉的意思，古代用以象征贵重和尊贵）和“人”组合而成，本义指玉器的完好无损，后衍生为事物的完整和行为上的圆满。“安全”两字结合则蕴含了一种既稳定、无忧，又完整、无损的状态。在中文中，“安全”一词通过其字形和词义，融合了“安”和“全”的概念，既包括防止意外和自然灾害（Safety），也包括对抗有意的威胁如战争和恐怖主义（Security），以维持家的安宁稳定以及事物的完整无损，是一种由内而外、内外一体的安全理解，包容与整合了西方将“Safety”和“Security”分开处理的观念。

（四）什么是总体国家安全？

西方的安全观念根植于国家主权的思想，其中军事和政治安全居于核心位置。这种观念是在近代以来，尤其是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现代化、工业化体系下形成和发展的。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国家通过加强军事力量和领土扩张来确保国家的安全。然而，这个体系的底层逻辑存在缺陷，其核心逻辑终归是暴力，实际上与基督教的教义紧密相关。在基督教传统中，救赎和信仰的绝对性常常导致“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这种思维模式，在国际关系中转化为文明的优越性与其他文明的排斥，成为西方对外扩张和殖民征服的原动力。自十字军东征开始，延续至殖民时代，西方的这种对立视角驱动了对非基督教文明的征服与转化尝试，试图以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重塑“他者”，通过划分势力范围、对立竞争的方式追求国家利益。这种基于“分”的逻辑不仅导致了无数的战争与冲突，也加深了文明间的隔阂和误解，忽视了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可能性。基督教中的救世主思想和选民观念，也为西方丛林法则式的“零和游戏”提供了某种道德上的正当化。西方国家往往将自己视为“文明的灯塔”，认为自己肩负着启蒙和改造其他“落后”文明的责任，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进一步成为对外扩张和价值观输出的动力。

联合国的成立标志着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和集体安全机制的追求，但联合国的体系设计依然是基于主权国家为单元，其结构和运作机制反映的是基于国家利益的传统安全观，忽视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诉求。“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从这个角度出发，全球治理的构架需要更深入地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利益，因为人民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主体力量。为此，需要重构国际机构的运作机制，确保其能更有效地代表和响应全球民众的需求和诉求，特别是在维护全球安全和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

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深刻吸取西方安全观念和联合国全球治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看来，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能够把传统的‘正题’与现代西方的‘反题’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能够使人类免于自我毁灭的‘综合体’”。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对当前复杂国际形势深思熟虑的回应，其独特之处在于其全方位、多层次的构成，包括三个总体、五重国家身份、两种安全解读，综合构成了一个涵盖三十种安全子类的全面安全框架，按照乘法原理（3×5×2=30），三个总体、五重国家身份、两种安全解读，总共三十种安全子类，涉及从内政到外交、从物质到精神、从个体到全球的各个层面。每一种子类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共同构建起一个立体、动态的安全网络。西方应对安全威胁的方式往往可能导致解决一个问题之后又引发另一个问题，或当一个问题被控制时，相似的问题又在其他地方出现。主要因其反应式而非预防式的策略，对安全问题采取分割的视角，以及过度依赖军事和硬性手段。如今安全的威胁很少是单一来源，而是多方面、多层次、跨领域的，这就要求应对措施也应当是全方位的、综合性的。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了一种更加整体性和预见性的安全管理方法，三十种子类的安全观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具有前瞻性和实用性的工具，使之能够在全球化的复杂环境中更好地识别和响应各种安全挑战，同时促进国内和谐及国际间的合作与稳定。

以国家安全观为例，中国外交已进入自信与彰显自主性的新阶段，理应有与之匹配的大安全观。中国的安全文明秉持大安全理念，在政策层面提倡总体安全观。于是有了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中国的安全文明，超越西方国强必霸的逻辑与冷战模式，关注安全治理，倡导安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全球视野和战略智慧。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历史逻辑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历史逻辑包含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几个维度。本体论上应以发展的眼光看总体国家安全，与时俱进地调整安全观念与策略；认识论上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一，汲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有益成果为我所用，丰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方法论上宜采取“从后天看明天”的战略思维，从长规划，从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倒推现阶段的作为，掌握历史主动权。

（一）本体论：以发展的眼光看总体国家安全

在哲学上，本体论探讨的是事物存在的本质和结构。本体论的核心问题包括事物的本性、分类及其相互关系。探讨事物存在的本质和结构有助于理解总体国家安全的复杂性，为分析国家安全提供了一个多层次和动态的视角。安全不仅受到内部因素的影响，还与外部环境紧密相关。必须综合考虑安全各方面的相互作用和未来的可能变化，以形成一个全面的安全观。

从历史经验来看，苏联的解体提供了关于国家安全本质的重要反思。苏联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多个领域内展现了其对人类进步方向的引领作用。1957年，苏联发射了名为“斯普特尼克1号”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人类太空探索时代的开始。苏联重视科学教育和普及，建立了苏联科学院等全球领先的科学研究机构，培养了大量科学家和工程师，其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等领域的成就为世界所公认。苏联的福利体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理念之上的，通过国家控制的方式提供给全体公民广泛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服务，涵盖教育、医疗保健、住房以及就业保障等多个方面，体现了苏联对于实现社会平等和保障公民基本生活标准的承诺。苏联时期的电影、音乐、文学和芭蕾舞等艺术形式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对世界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联还在推动非殖民化运动、支持发展中国家争取国家独立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联的成功源于苏联在全球话语体系中占据的地位，其代表的是一种对平等、共享的未来愿景的追求。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苏联逐渐从一个代表人类进步的力量转变为一个追求地缘政治扩张和修正主义的存在。这种转变不仅改变了苏联的国内政策和国际立场，也对其国家安全构成了多维威胁，最终导致了国家结构的不稳定和解体。苏联的历史教训在于未能全面审视和调整其国家安全战略，以适应变化的时代需求。这不仅包括对内部社会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也包括在国际关系中寻求更多合作而非对抗。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安全的本质在于既能保障国家的长期稳定和人民的福祉，又能同时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促进人类共同进步。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不可分割，我通过你而实现我，实现我们——你安全，所以我安全；总体安全，个体才安全；世界安全，中国才安全；中国安全，世界更安全。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认识应置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特殊时期发展战略、安全战略和外交战略的统筹互动中考量，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蓝图中审视。“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和合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二）认识论：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一

在认识论上，总体国家安全观注重通过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一来深化对安全问题的认识。无数国家兴衰的例子证明，依赖军事力量或经济实力是不足以保障国家长期安全的。需认识到在全球化、信息化、多极化背景下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结合历史经验和当下实际，制定更加科学、全面的安全策略。

在西方话语体系中，“Pax”一词常与帝国组合在一起用以形容西方视角下的安全秩序，如“Pax Romana”（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大英帝国治下的和平）和“Pax Americana”（美国治下的和平）。“Pax”来源于古罗马的和平与秩序女神之名，然而，罗马词“Pax”，其本意不是“和平”，而是终止战争并带来屈服，友爱或结盟的不平等“协定”。罗马人关于和平的论述是关于罗马如何将帝国和帝国主义概念化的广泛讨论的一部分，“Pax”成为罗马人之间协议与政治稳定的表达。罗马人认为和平是战争的产物，如《西塞罗对马库斯·安东尼的第七次演说》的名言：“要想享有和平，必须先发动战争。如果回避战争，就永远不会拥有和平。”以及启迪美国军事战略思想的格言：“故欲和平者，备战。”“Pax”的其他造语如“Pax Russo-Americana”(美苏冷战和平)、“Pax Atomica”（原子和平）也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和平的背后是战争的意涵。

在西方的思维体系中，战争与和平是一体两面，没有危险，也没有安全。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实际上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所谓的“和平”往往是在牺牲他人安全的基础上建立的。不管是“罗马治下的和平”“大英帝国治下的和平”还是“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些所谓的“和平时期”往往伴随着对其他国家和文明的控制、压迫和剥削，以及对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操纵，从而掩盖了复杂的国际关系和权力动态，忽视了被统治地区人民的苦难和反抗。这种霸权和平通常建立在军事优势和经济影响力之上，容易导致地区紧张关系和对抗，以力量和霸权为中心的安全观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导致长期的不稳定和新的冲突，深刻体现了其背后的矛盾和问题。通过分析西方安全思想的历史根源，可以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镜鉴，帮助克服现有西方底层安全逻辑的局限性，推动构建更加公正与和平的国际秩序。

“推古验今，所以不惑。”历史上其他不同文明和国家的安全战略也能为现代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丰富的参考。不仅可以研究阿拉伯帝国如何在其盛期通过建立强大的贸易网络和文化交流促进了区域安全与繁荣，奥斯曼帝国如何通过复杂的行政系统和军事力量维持了跨大陆的稳定，也可以研究印加帝国是如何毁灭的，这个帝国在西班牙征服者的攻击下迅速崩溃，暴露了其在军事防御和政治组织上的脆弱性；同时，拜占庭帝国的衰落则提供了关于政治腐败、经济衰退与外部压力共同作用下帝国安全的深刻教训。

总体国家安全观讲求的是集古今中外、东西南北之大成，超越了近代以来的中西、体用之辩，超越历史的路径依赖，以真正符合总体的思维方式来看人类，汲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有益成果。“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在学习和吸收人类宝贵历史经验的同时，预见并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安全挑战，实现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一。

（三）方法论：“从后天看明天”

在方法论上，总体国家安全观倡导“从后天看明天”的思维方式。在制定安全策略时，不仅要基于当前的安全形势，更要展望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和机遇，以及这些挑战对国家安全的可能影响。“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譬如，可以通过预测2049年的世界和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反思2035年可能的国际局势，更科学地制定“十五五”等未来发展规划等。根据未来潜在的机遇和挑战来调整当前策略，而非单纯地依赖过去的经验。当前中国正处于关键时期，面对外部的战略压力和内部的发展需求，必须采取真正的大战略。“从后天看明天”的方法论强调前瞻性和预见性，中国在制定国家安全策略时，应避免西方扩张主义的路径和“修昔底德陷阱”式的历史悲剧。注重构建一个基于自信和可持续发展的安全体系，使安全策略既独立又具有长期可行性。鼓励通过宏观的视角和长远的规划来应对安全问题，确保国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社会中保持战略主动。

三、中华智慧解决中国

与世界安全挑战

在解决中国与世界的安全挑战中，中华智慧的应用体现了独特的战略思维方式的转变。这种思维方式强调“两个结合”的重要性，即“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在中华智慧的框架下，提出的“两个结合”策略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转变，不仅关乎文化的自信，也是对全球安全挑战的一种独到应对。这种结合展示了如何从中国独特的文化遗产中提取智慧，与现代社会主义理念相融合，共同推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

中西方在底层思维逻辑上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哲学强调的是“道”，认为宇宙万物皆受“道”的统摄，追求自然和谐与伦理道德的统一。这与西方传统的二元论——将善与恶、物质与精神、自我与他者、战争与和平对立起来——形成鲜明对比。在这种视角下，国际关系被视为一个战场，各国行为被解读为零和博弈，其中一国得益必然使另一国受损，基于稀缺的竞争观念不仅限制了合作的可能性，还可能加剧国际关系紧张和不安全感。

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强调大国间的权力竞争和安全困境。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迫使大国最大化地扩充相对权力，因为这是获得最大安全的最佳途径，换言之，生存催生侵略行为。可以帮助理解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美国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挑战者，经常误解或夸大中国的行为作为对美国霸权的直接挑战。这种假设性敌对态度导致了美国在其外交政策中趋向于构建针对中国的联盟体系。“小人同而不和”。基于对抗的联盟体系往往是脆弱的，其构建逻辑缺乏真正的共同利益，联盟内部缺乏深层次的合作和信任。西方短视的联盟战略忽视了与中国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潜力，从而可能错失维护国际稳定和繁荣的机会。

在安全观上，中国传统更注重道德和集体的和谐，从而倡导一种基于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模式。这种模式认为全球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协作解决，强调互利共生。而西方安全观则以个体主义、权力对抗和利益竞争为核心。根本的思维方式差异影响了中西方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中的行为模式和战略选择。

当前学术界存在一种路径依赖，许多学者追求其理论被西方认可并融入全球化的理论体系。然而，这种追求忽视了中国文化中更为广阔的视野，即“天下无外”的概念，这一概念不仅仅局限于全球性，而是更深层次的包容和普遍关系。过度依赖西方的学术框架和安全观，易陷入基于基督教中心主义和对立的二元论，这种思维方式认为安全是基于资源的稀缺性，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应批判这种学术依赖，探索和弘扬基于中国文化和哲学的独立学术观点。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反映了中华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现代国际关系的结合。这一观念不仅仅是对过去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同时也是对过去五百年全球安全体系思维方式的回应，更是对未来五十年全球安全挑战的前瞻性思考。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五百年全球安全体系、未来五十年全球安全挑战，在这“三个五”的框架指导下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寻求从全球层面上构建一个更加符合全人类总体利益的安全框架。

儒家、道家、墨家等传统中华智慧中蕴含着许多中国与世界安全挑战的解决之道。这些传统的中华智慧不仅是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哲学基础，也能在实践中提供有效指导，为解决全球安全和发展问题提供方案和灵感。

（一）儒家：整体安全观的哲学基础

家国共同体是中华文明和中国大一统国家的一个主要支柱,也是中华文明和中国大一统国家的一个主要根柢。儒家的“家国天下”思想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贡献体现在其主张家与国之间的紧密关联以及对整体和谐的追求, 反映了一种深刻的关系主义，强调相互依存和共同责任。在儒家思想中，个体的安全直接关联到国家的稳定与世界的平和, 这种全局的、整体的视角认为只有当每个个体都处于安全状态时，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才真正安全。这一观念超越了西方个人主义的视角,认为安全应当从整体出发，实现家、国乃至全世界的共同安全。这种自小家到大家的扩展，使得家国不仅在物质层面上相连，更在精神和文化层面上构筑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家国同构的哲学思想超越了传统的维护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以及通过增强国家力量来确保安全的策略,倡导从全局出发寻求共同的安全解决方案，以促进长期和平与共同发展。

在探讨国家安全的多样性时，儒家还贡献了 “一多不分”的哲学思想。“一多不分”观指的是“一个生生不息”的“道”（整体性而非单一秩序），是一种特有中国“德”性的，一种从森林看树木式的；事物从全体去看待，都是内在联系的。即将各种安全领域视为一个整体的同时，也认识到各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互动。安全不应仅仅被看作是单一因素的相加，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各个部分协同工作。“一多不分”的哲学思维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安全的综合性，强调应对安全挑战需要整体的思考和系统的解决方案。

此外，作为儒学分支的理学“理一分殊”哲学思想引发思考从一体到多样的安全策略。“天地之间，理一而已……一统而万殊，则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而不流于兼爱之弊；万殊而一贯，则虽亲疏异情、贵贱异等，而不梏于为我之私”。“理一分殊”关注整体到部分的辩证关系，认为宇宙万物都来源于一个统一的“理”（宇宙的根本法则或原理），而后又表现出多样化的形态和现象，表达了一种从一到多、从统一到多样的过程。在此框架下，虽然事物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本质上仍然保持着与原始“理”相一致的内在联系和统一性。这种思想强调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认为部分在形式上可能各异，但都不脱离整体的统一原则。中国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全球各国一道和谐发展，才能确保中国的持续繁荣；中国的民族复兴不仅是中国的机遇，也是为全球安全贡献力量的机遇，两者是相互成就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所说：“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

在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如果中国未能实现其民族复兴，将无其他国家有力挑战美国的单一霸权，全球将长期处于美国的单边主导之下。美国的单边主导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结构失衡，使得国际决策过程倾向于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而非全球共同利益，同时加剧国际关系的紧张。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民族复兴对推进全球多极化进程至关重要。中国提出要超越传统的侵略和扩张策略，寻求通过战略合作与和平发展来增强国际关系的稳定性，强调构建以和平共处、共同繁荣为核心的国际环境，推动通过对话而非对抗解决国际争端，不仅有助于缓和全球紧张局势，也有助于推动国际力量的平衡。

（二）道家：辩证思维应对安全挑战

在道家思维中，阴阳转换的辩证思维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的，万事万物在一个相互联系和影响的大系统中。阴阳不仅相对——一阴一阳谓之道，相互转换——“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黄帝四经·经法·四度》，还可相合——“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这种思维为中国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来理解和处理复杂的安全挑战。以辩证思维来看，安全和发展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安全和发展如同阴阳两面，不可分割。安全为发展提供必要的稳定条件，而发展则持续强化安全基础。同样，危与机也被视为一体，危中藏机，机中有危，危与机时刻处于转换之中，只要把握好机会就能化危为机。这种全面统筹的安全观帮助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更有效地应对挑战，推动国际关系平稳发展。

此外，道家反对战争，“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相安无事乃循道而行，一旦爆发战争，天下则会纷扰不宁。道家主张提高道德修养来达到一种自然状态下的和谐与相互尊重，以道德治天下，而非武力服人。

（三）墨家：持久和平的构想与实践

墨家的安全观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表现在其主张的“兼爱”和“非攻”两大核心理念上。兼爱主张心怀大爱地爱他人之家，爱他人之国，并认为祸乱的缘由是“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具此而已矣”。如果能让天下兼相爱，则“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若此则天下治”。非攻则反对无谓的战争和攻击他国，认为攻国如杀人一样不义，不能打着“大义”的名号无端进攻他国。如若世人皆能明辩义与不义，则可实现天下“非攻”的和平状态。除去理论层面的讨论，墨家还涉及具体防御技术的设计。墨子本人是一位技术专家，他设计并制作了多种防御装置和军事机械，如云梯和盾车等，体现了墨家关于安全的实用思考，即通过技术创新保护民众免受战争侵害。墨家不仅构建了一套避免战争和冲突的伦理，也致力于实现技术层面的保障，这种道德与实用并重的安全策略，对现在的安全体系构建依旧有所启迪。

结 语

从战争与和平、发展和安全的角度看，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以和平、和睦、和谐为核心，同时也强调居安思危、有备无患。从对外交往的角度看，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推崇重义轻利、兼济天下的“王道”。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在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中华智慧的应用展示了一种对国际关系的独特理解。中华传统文化为现代安全观提供了非零和游戏的整体性思维模式。中国推崇的“和为贵”的理念，以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体现了中国远离传统以军事或经济霸权为导向的安全策略，在全球治理中寻求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共存的崇高理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推广，不仅是对传统安全理论的超越，也是中国对维护全球稳定和和平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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