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转自5月20日北京日报。

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后，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全球文明倡议提出四个“共同倡导”——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该倡议不仅顺应国际社会增进文明对话交流、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共同需求，也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可解决一个重要问题：是为文明正名。何谓“文明”？法国历史学家基佐在《欧洲文明史》一书中这样描述：“文明就像海洋，它构成一个民族的财富，该民族的生命的一切要素、支持它的存在的一切力量，都集中并团结在它的内部。”

在欧洲，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的线性进化文明观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西欧文明史观之下，“文明”被认为是英、法等先发国家的专利，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属于“野蛮”或“半野蛮”。

德国最早成为西方文明的反抗者。德国过去被称作“欧洲的战场”“教皇的奶牛”，随后文化自觉运动狂飙突进，虽然主要发生在文学领域，但其实质是一场思想范式的“战争”。德国作家歌德的《普罗米修斯》和海涅的《亚当一世》，都表达出了强烈的反抗精神。作家和历史学家们对古日耳曼英雄赫尔曼和条顿堡森林战役的重述和建构，则更明确地将这种反抗精神指向所谓的“文明”。这表面上是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寻根，深层却隐喻着对“西欧中心论”的抵抗。正如西方著名学者柯林伍德所言，德国人是在“努力从过去寻找成就，并从过去的成就中辨别出自己过去的精神”。

德国思想家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概念》中提出与文明相对的文化概念，强调了文化主体的民族性和边界的有限性。这一界定突破了只有英、法才是文明的，其他国家都属野蛮的观念，为德国崛起创造条件。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则进一步将文化界定为精神层面，而文明为物质层面。他将世界上每一个高级文化的历史都区分为“文化阶段”与“文明阶段”。他认为西方已经进入文明阶段，丧失原有的文化创造力，只剩下对外扩张的可能性。因此，“文明是一种先发国家的自我标榜，它们以此垄断了‘善’的话语权”。

在柏林德意志历史博物馆售票窗口，摆放着《世界人权宣言》小册子，供人免费取阅。册子扉页引用了法国作家斯特法纳·黑塞尔的话：文化有差异，文明无差别。这句话意为不能以文化差异性否定人类共同的人权价值，后者是现代文明的基石。但与此同时，这种对内多样性与对外普世性的矛盾，正源于欧洲的文化—文明观：文化具有多样性，但文明是单一性的，文化多样性要尊重，但文明要进化。这也体现了欧洲现代政治文明的话语霸权。

事实上，文明是复数而非单数。关于文化和文明的关系，全球文明倡议的第一个“共同倡导”——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还原了什么是真正的世界多样性和文明多样性。同时，该倡议提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新型文明观，纠偏了西方国家所说的“文明是文化的精华”，为文明与文化的关系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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