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义桅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本文转自12月12日环球时报。

法国《观点》周刊网站日前刊发的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观点：中国很可能正在“助长”危害西方的道德危机和健康危机，以对西方进行“历史性报复”。文章声称，西方曾在鸦片战争期间对中国贩卖毒品以换取西方珍视的商品；而今天，“TikTok正在分裂西方对巴以冲突的认知，中国对芬太尼问题的配合也不够积极”。西方在历史上曾经伤害过中国，因此中国很可能用同样的方式“腐蚀西方年轻人来削弱西方”。从这一荒谬的说法中，我们能够看到部分西方学者的对华认知与历史观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他们对中国的认知源于几个刻板印象，比如中国是个民族国家、共产党国家、儒家国家等，中国政府无所不能，中国人是汉族人，会功夫。这些现象的存在显然多源于误解——有意的或无意的。而背后的原因可以用“3M现象”来说明。

其一，是历史记忆（Memory）。戴高乐说过，中国是比历史还要古老的国家。谁的历史？当然是西方的历史。在此种世界观影响下，西方按自己熟悉的历史比照中国，就会陷入历史情景而不能自拔。今天，西方对中国的敌视仍局限于其历史记忆，尤其是冷战史。进一步说，欧洲对华认识局限于其殖民经验，产生了类似“中国的崛起是出于对惨痛殖民历史和西方羞辱的复仇心态”的观点。

其二，是潜意识（Mentality）。欧洲中心论—线性进化论—西方优越感，是欧洲人俯视对方的思维逻辑。对待差异，欧洲是容忍而非欣赏。这是不可持续的，甚至是自以为是的。只有真正欣赏对方、欣慰差异时，才能达到和谐境界。

其三，是方法论（Methodology）。欧洲人的认识方法是把对方当作客体而非主体，把对方作为问题而非自组织，把对方当作证明自己优越性的对象而非学习的对象，甚至陷入“自我实现的预言”。这种方法论上的“路径依赖”，是限制其认识“异己”文化的重要原因。重程序、局部思维和基于自我中心的认识方法，导致欧洲人常常剪裁、曲解中国形象。

这种“3M现象”背后，折射出部分欧洲人看中国的五大不对称性：

其一，先验论与唯物论的不对称性。表现在实际生活中，欧洲人常用一种自我认定的“理想模式”来比照中国，先设立标尺和期待，符合的褒扬，达到的鼓励，反之则谴责。这与中国人实事求是的唯物论思维全然不同。

其二，思维方式的不对称性。欧洲人强调要么这样，要么那样，非此即彼，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难以把握中国的整体观与包容性思想。于是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在欧洲舆论界交互登场，成为一大怪事。

其三，时间与空间逻辑的不对称性。中国面临的挑战是时间性的，多为历史逻辑的延伸。而欧洲面临的挑战是空间的，考验欧洲的生存环境与文化边界。有欧洲学者用鸦片战争的历史来理解中国的发展逻辑，一定程度上是在用欧洲的空间逻辑来理解中国的时间逻辑。

其四，价值观上“我善你恶”的不对称性。比如，中国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和平主义的体现，但布鲁塞尔某处景点的宣传手册称，“郑和下西洋”没有将沿途殖民，认为相对于欧洲，这是没有冒险精神的表现。这一自以为是的判断，产生于带有选择性的价值观。

其五，现代性与文明性的不对称性。西方的话语霸权和虚伪常通过偷换概念呈现出来，中国是文明国家而非欧洲式民族国家，欧洲人若以现代性剪裁中国的文明性，必然导致牛头不对马嘴。例如，中国历史上无宗教战争，哪来什么“反犹主义”？炒作“中国反犹论”仅仅是以己度人。

回顾历史，西方对中国的认知经历了三个阶段：想象、折射、移情。如从需要看中国，他们往往仰视中华文明；如从期待看中国，则俯视中国发展逻辑。

西方学者为何要将当前遭遇的困境移情到中国头上，将“施暴者”的角色从历史上的西方转移给了今天的中国？究其根源，一是秉持线性进化史观，对殖民主义历史的反思相对欠缺，甚至认为殖民是推动全球工业化进程的历史的一环。二是做贼心虚，见证过中国历史上的强大和繁荣，且伤害过中国，担心中国回归汉唐盛世报复西方，这是“中国威胁论”的出发点。三是推卸国内治理责任，“没事说中国、有事怪中国”总没错。从气候变化到毒品贩运，从民粹主义到种族主义，中国成为西方内外治理失效的“替罪羊”，更是在大选年转移话题与视线的便宜标的。当然，欺软怕硬，不敢怪霸权国，只好拿中国撒气、开刀、开涮，也是西方对华舆论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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