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转自10月11日理论网。

2021年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那么能否请王教授为我们解读一下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王义桅：

这个问题要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任何社会形态在它的生产力充分释放之前，它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也就是说它是不会被另外一种制度所取代的，它是其自身的生产力、生命力衰竭了所造成的。

第二，这句话是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是儒道释并存的，儒家强调共生，佛教强调共业，道家强调共天，都是强调“共”，并不是一种宗教要取代另外一种宗教。像佛教从古印度来到中国，已经中国化了，所以中国没有说一神论、一神独大的。中国历史上也没有宗教战争。中国和合共生的文化、开放包容的理念，是时代精神的一种弘扬，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要解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目标，有些人是以一种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来看这个问题的。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是命运与共的。尤其在数字文明时代，与工业文明时代还不一样，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分得比较清楚，数字文明时代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比如，荷兰的阿斯麦尔，它不是荷兰的公司，它只是在荷兰的一个公司，里面涉及几十个国家，几千个各种各样的工序，绝对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完成。在数字文明时代一定是跨界融合创新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契合了时代发展需要，符合各国的期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是一个非常长远的充满挑战的过程，它有很多的方法、路径去实现。首先要树立一个价值观，我们现在有一个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前西方叫“普世价值观”，“观”肯定有不一样的，但是在不同的价值观基础上有没有最大的公约数？全人类共同价值，在理念上就不能是一种零和博弈的思维。过去我们讲中国特色，人家讲普世价值，好像总是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今天要超越他们的普世价值，提出一种更高层面上的价值理念，这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精神的弘扬。

其次是三大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要补发展短板、安全的短板，包括调结构、调观念。最重要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平台，这还是“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讲的是人类是一个整体，各国命运应该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今天在讨论人工智能的时代，比如ChatGPT、AI。但某些国家可能连电都没有，或者缺电，电价非常贵，没有一个很充足的电力供应、很强大的基础设施支持，怎么用电动汽车？怎么搞人工智能？他们会进一步落后，不断地被边缘化，所以主权是平等的，但是要增强各国维护主权的能力，这是任重而道远的。

例如，欧洲90%的数据是掌握在美国的私人公司，如谷歌、Facebook、推特等手里的，没有自己的搜索引擎。世界上只有四个国家有自己的搜索引擎，除了美国、中国，还有俄罗斯的Yandex。俄罗斯的Yandex是开放的，谷歌也能用。所以基本上还是用谷歌，Yandex的应用率就比较有限。还有韩国的NAVER。但韩国的NAVER，70%以上的股份都是美国的，它又是美国的盟友。所以真正独立自主的，拥有自己搜索引擎的国家是很少的。但是我们鼓励各个国家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命运能够掌握在自己手里。

首先在能力建设上就要补短板——基础设施的短板。中国人说“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要闪富通网路”，要共富我们就把路通在一起。所以，“一带一路”倡议，首先就要把基础设施的短板补上。

其次是调结构。当年，邓小平同志代表毛主席在1974年的第六届特别联大上讲，如果没有经济上的独立，那么政治上的独立是不可靠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修坦赞铁路？当年，毛主席对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说，你们很困难，我们也很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困难是不一样的，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助你修这条铁路。因为赞比亚有铜矿，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有港口。有港口没东西运，远在1800公里之外的赞比亚又有铜矿运不出来。找苏联、找美国、找世界银行，找了一大圈没人给修铁路，中国给修铁路。如果不修这条铁路，刚刚独立的这些国家，它们就会被扼杀在帝国主义的摇篮之中。所以，我们的困难慢慢还可以克服，他们的民族还在最危险的时候，所以修了坦赞铁路，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帮助他们能够在经济上独立自主，而不是继续再被西方所剥削。所以就需要调结构，而且制度设计上，包括我们现在提出亚投行，关注基础设施，提出了精简（Lean）、廉洁（Clean）和绿色（Green）的口号。原来的制度设计、结构都是殖民主义的，或者是“中心—边缘”的体系。

最后是转观念。以前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我们就拼命学，缺锌补锌、缺钙补钙、缺铁补铁，实际上最缺的是自信，把自己的优势否定掉，学习人家所谓的先进的东西，弄了一个四不像。所以中国成功了。中国作为一个这么古老的文明，这么大的经济体，这么多的人口，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能够实现现代化，而且现在还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激励了更多的国家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能够把自己的优势挖掘出来，而不是否定自己的传统去实现所谓的西方的先进文化。这就是三个方面，第一是能力建设，第二是结构、制度的设计上，让大家更加平等。把口号和理念转化为现实的一个制度性的保障，第三是转变观念。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重要的合作平台。

主持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所提出的“两个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传统和合共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相结合的产物。

王义桅：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时候，我们举办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习近平总书记作了主旨演讲，他指出了人类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的当口，是敌视对立还是相互尊重？是封闭脱钩还是开放合作？是零和博弈还是互利共赢？选择就在我们手中，责任就在我们肩上。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我们面临共同的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

7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汤普森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在我看来，人类共同体是我们星球唯一的未来，也就是说没有其他的未来，我们最后还要一种和平共处的关系。所以我们讲和合共生，这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理念。比如说我们的儒家强调“和而不同”，道家强调“阴阳合一”，佛教强调“众缘和合”，都是强调“和合”两字。在浙江台州还有个“和合论坛”。西方人很难理解这个“和合”的概念，我觉得和合共生有三个理念。

第一要共同成长，你追我赶共同提高。我觉得这个境界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的成长，我的力量的增长不是以牺牲你为代价，而是成就了你。

第二要共同成长，共同成就对方。就是成就自己的同时还要成就别人，这一点他们很多人很难做到。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中国和世界一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我觉得是这种相互建构的一种文化理念。

第三要共同成就世界。不仅是你好，我好，大家还要让世界更好，只有整个世界共同发展了，大河有水小河才满。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它确实是希望各国命运都能够自主，整个人类的命运能够掌握在世界人民的手里，然后共同应对像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疫情等各种挑战。我觉得这真的是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提出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各个民族分工消失得越彻底，那么这个历史就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所以以前的历史它不是真正的世界历史，因为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如果用老子的话来解释一下“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所以要以一个整体来看这个世界，而不是支离破碎地看成一个个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真正的世界历史来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去为构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但是在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疫情、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已经提醒我们，如今已经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了，但是我们还要自觉地去构建积极意义上的，甚至更高质量的，更具有战略意义的，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所以它既是事实，同时又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指引中国外交方向的旗帜，也是人间正道。

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发表过主旨演讲，他们现在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一些狐疑、一些猜测或者说不信任，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提出比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有包容性，更加有广泛意义的，更加能为普遍国家所接受的理念。大部分国家都是把自己本国的事情办好就不错了，很少有像习近平总书记一样，还能胸怀天下的。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初心使命。中华文化是有天下担当的，而且是天下无外的，这就是我们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改革开放我们就是穷怕了，当年邓小平同志说“不改革开放就死路一条”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发展生产力，我们要过上美好的生活，但是光自己富裕起来是不行的，我们还要通达天下，所以我们提出了以“五通”为理念的“一带一路”倡议。那么“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是什么？为了存久远。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我觉得中国式现代化或者改革开放、“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都是易经思想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一个完美的阐释。

除了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高度契合的以外，还有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了世界上各国的广泛响应。比如说老挝人民革命党是第一个跟中国共产党签订了共建命运共同体合作文件的，后来柬埔寨是第一个国家层面上跟我们签了命运共同体合作文件的。再后来像越南，像缅甸，像塞尔维亚、欧洲国家都签署过类似的协议，所以这是双边的。还有区域性的上合组织，金砖、非盟、阿盟、东盟等，这都是越来越多共鸣的体现。联合国层面，联合国多次有关决议里，直接写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比如说在非洲、阿富汗问题、人权问题、外太空包括核安全等。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光是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契合了各国的一些优秀传统文化的。

我去曼德拉故居访问，发现它的信仰叫“乌班图”。乌班图讲的就是I am because we are——我要通过你而成为我、成为我们。有时候我们也翻译成“我们在故我在”。这也非常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跟西方讲的个体、自以为是的人不一样。后来我们去了一些伊斯兰世界访问，他们也有“乌玛”的思想。在他们伊斯兰教里面是兄弟的意思，天下都是兄弟。泰戈尔故居在加尔各答也有这样一个“世界相会于鸟巢”。世界就是一个大家庭，在古印度都是有这样的思想的。那么拉丁文里面“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也有类似的想法。实际上很多国家很多古老文明中都有类似的表达，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引起世界广泛的共鸣、共振、共情，因为它找到了这种相似性。尤其是在今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更能够唤醒人类这样一个初心。所以中国的一个重要责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唤醒各种初心，寻找一种共情。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一个弘扬，但是某种程度上又有所超越，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最大层面上的公约数，价值观的公约数传统文化的公约数、发展理念的公约数、制度公约数的集成，所以才能够得到广泛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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