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段悯农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本文刊于2022年9月26日环球时报。

意大利议会选举当地时间9月25日正式举行。因为选举混合了比例制和简单多数制，议席计算相对复杂，确切结果可能要在投票结束多个小时后才能公布。但据选举期间民调，由意大利兄弟党、联盟党和力量党组成的中右翼联盟支持率明显占优。其中，极右翼意大利兄弟党在联盟中获得压倒性优势，该党领导人梅洛尼可能成为意大利首位女总理。与此同时，整个欧洲也在密切关注这场选举，因为那将意味着意大利迎来二战结束以来最倾向右翼的政府。意大利并非个案：在瑞典，极右翼力量同样在大选中获得多数票。

极右翼势力在欧洲多国都有上升趋势，这为欧洲政坛敲响“警钟”。欧洲极右翼政党大多强调传统、保守、秩序与国家利益，提出民族主义、本土主义与反移民主张。这在多国政党的口号中也有体现：意大利兄弟党的梅洛尼声称要保护“上帝、家园和家庭”；瑞典民主党也呼吁“回到红色小屋和苹果树，回到法律和秩序”。着眼欧洲层面，这些主张往往和疑欧主义结合，表现为对欧盟持质疑乃至反对立场。类似主张在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也不罕见：德国选择党提出“回归德国马克，反对欧元”口号得到不少中产阶层选民支持。

需要看到，意大利选举只是欧盟政治彷徨的一个缩影，右翼乃至极右翼思潮在欧洲多国得势有其深层原因。过去十几年来，欧洲多次危机为一些国家极右翼政党崛起和发展提供了动力：欧债危机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欧盟成员国围绕解决问题的方案矛盾彰显；难民危机挑战社会秩序和传统价值观，欧盟面临道义和现实上的两难；新冠肺炎疫情再使欧洲经济遭受重创，多国GDP增长率为负数，尚未恢复时又逢俄乌冲突爆发。总体而言，极右翼力量当道是“欧洲彷徨”的体现，或可从俄乌冲突的副作用、欧盟自身困境以及欧洲整体实力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首先，俄乌冲突导致能源价格飙升和欧洲能源危机，是极右翼势力抬头的直接原因。俄乌冲突在安全方面影响欧洲之余，也使欧洲国家经济遭受重创。欧盟正被迫重新思考经济模式，并可能很快陷入衰退。随之而来的是民众生活成本飙升，这些也都成为欧洲国家内部极右翼政党竞选宣传的抓手。

其次，欧洲极右翼势力当道也是欧盟自身困境的体现。一是欧盟自建立以来就存在国家主权和主权让渡之间的张力。每逢危机，这对矛盾都会通过各种各样形式显现出来，尤其是当欧盟决策和成员国利益相冲突时。这种矛盾无疑会削弱欧盟决策的力度。二是随着欧盟扩大，新入盟的东欧国家在价值观及实际利益层面与欧盟存在分歧。虽然欧盟声称成员国具有“共同价值观”，但在实践中，东欧国家有其各自特殊的历史背景，经常出于自身利益与考量“减量执行”欧盟议程。对此，欧盟往往进行谴责和反制，比如之前限制对波兰和匈牙利的相应拨款。但这些措施的力度很难掌握，容易激起成员国反感，进而造成欧盟内部信任危机。

最后，欧洲整体实力衰退是极右翼势力在欧洲多国崛起的深层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长期因素。历经数次危机，欧洲各国经济疲软，而欧盟层面在处理一些问题时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重理念而轻实干。冯德莱恩9月14日发表年度盟情咨文，表示欧盟应以价值观为轴发展对外关系，推进内部改革。但该盟情咨文缺乏对防务、粮食安全等问题的关切，而俄乌冲突下的欧洲已遭受历史罕见的严重干旱，并对粮食安全造成直接影响。欧盟能力的缺乏导致各国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这就为极右翼政党作为反对党争取选民支持提供了空间。另外，欧洲周边地区战乱引发的难民潮冲击，也为一些国家内部极右翼势力崛起提供了动力和抓手。

综上所述，欧洲多国极右翼政治力量得势并不只是一朝一夕之事，背后是欧洲作为一个整体长期以来的彷徨无措。欧盟主张在中美之间走“第三条道路”，然而实力相对欠缺，也面临各种掣肘因素；欧盟注重理念，声称成员国入盟是“基于共同价值观”，但又时常陷入国家利益与主权让渡之间冲突的困境，这一矛盾进一步深化，加剧了欧盟一体化乏力的困境。右翼乃至极右翼上台必然伴随左翼失势，在选举政治背景下甚至将左翼推向极端，加剧欧洲政治极化。从表面看，欧洲面临的问题涵盖多个领域；但应看到，经济乏力与欧盟能力的欠缺是欧洲多国极右翼势力上台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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