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2023年6月6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绿色低碳成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在此背景下，作为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催化剂和加速器，我国绿色金融领域驶入快车道。

　　所谓绿色金融，主要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提供的金融服务。早在2016年，央行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初步确立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五大支柱”(即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环境信息披露、激励约束机制、产品与市场体系和国际合作)，并要求其在支持绿色发展过程中发挥“三大功能”(即绿色金融资源配置、风险防范和价格发现“三大功能”)。

　　如今，经过多年实践探索，五大支柱初步形成，三大功能逐渐显现，多层次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持续完善，绿色金融在支持我国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

　　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10月，党的二十大开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同时，明确指出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无疑对绿色金融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其持续进阶创造绝佳条件。

　　中国科学院博士、东方金诚信用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绿色金融部助理总经理方怡向表示，“双碳”愿景被正式纳入“十四五”规划，各界亟需大量的资金来推动产业转型、结构调整和新兴产业发展，我国绿色金融在未来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绿金体系建设日益完善

　　“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路径主要是顶层设计先行，各级部门积极推动，市场主体积极响应的‘自上而下’的驱动路径”，方怡向认为，过去近十年，各级政府、监管部门为助力绿色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取得了迅速的发展。

　　行业标准是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2022年初，央行等四部门发布《金融标准化“十四五”发展规划》指出，绿色金融发展要遵循“国内统一、国际接轨”原则，建立健全一套严格、明确、细致、可操作的标准。按照该规划要求，《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环境权益融资工具》《中国绿色债券原则》《碳金融产品》等一批绿色金融标准、指引先后出炉，逐步构建起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规范绿色金融市场有序发展。

　　同时，绿色金融领域的激励约束机制建设不断健全。方怡向指出，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出台绿色金融扶持政策，通过补贴、税收、货币政策工具等激励约束机制，驱动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等外部效应内生化。

　　对此，商道融绿董事长郭沛源表示，从过去几年实践看，我国对绿色金融和ESG投资的激励约束机制，以激励为主，约束为辅；激励的核心则是以促进资金流入为主，降低成本为辅。比如，原银保监会于2022年6月发布的《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要求银保机构从战略高度推进绿色金融，加大对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支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这项指引把银行业的非信贷业务、保险业的承保及资管业务纳入进来了，激励更多资金投向绿色金融领域，涉及总计数十万亿的资产规模。”郭沛源表示。

　　随着标准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绿色金融产品不断涌现，绿色资产规模持续增长。方怡向表示，当前我国已初步形成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碳金融产品等多层次的绿色金融创新产品和市场体系，绿色金融市场持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我国绿色金融资产规模超过25万亿元。其中，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22.03万亿元，同比增长38.5%，去年全年增加6.01万亿元；境内“贴标”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规模达2.62万亿元，去年全年发行规模8724.57亿元，同比增长44.66%；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绿色基金等其他绿色金融资产均取得快速的发展，对绿色实体经济的支持成效显著。

　　不过，方怡向指出，尽管我国绿色金融产品体系越来越丰富，但产品发展不均衡。“绿色信贷具有绝对主导优势，占绿色金融资产规模的近九成，而作为绿色金融市场第二规模的绿色债券，存量规模为绿色信贷规模的十分之一左右，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信托以及绿色股权等产品规模均较小。”

　　此外，方怡向也指出，我国绿色金融在区域发展上同样存在不平衡的问题。“目前来看，东部发达地区绿色金融环保意识更强，绿色投资和减排技术研发投入力度较大，绿色金融整体发展水平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则相对较低”。

　　金融机构参与度有待提升

　　在既定的政策目标下，我国绿色金融市场将继续稳步发展。多位受访人士表示，一方面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会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绿色金融市场规模将加速扩容。

　　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绿色金融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痛点”。在方怡向看来，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绿色金融配套基础设施尚显薄弱，绿色金融业务的开展面临着信息不对称、产品和分析工具不足等问题；二是国内尚未形成适用于不同业态的绿色项目界定标准，增加了绿色投资过程中绿色资产、绿色项目的识别成本；三是绿色金融与财税政策、环保政策的衔接度有待提高，绿色投融资所面临的期限错配、信息不对称、产品和分析工具缺失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

　　对此，方怡向建议，想要进一步激活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需完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重驱动路径。一方面参考国际经验，构建市场驱动机制，促进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协同发展，满足应对绿色转型发展的新需要。另一方面通过顶层设计的积极推动，实施更大力度的全方位优惠政策支持；同时，积极推动中国ESG生态圈建设，建立健全绿色金融协同发展机制；此外，利用科技赋能绿色金融，提升绿色金融市场效率，鼓励金融机构使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数学建模和智能定价，建立绿色评级模型和数据库等。

　　当然，作为绿色金融市场主要的参与方之一，金融机构是推动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主力军”。近几年，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数量和种类都在增加，但在业内人士看来，现阶段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领域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尚有不足。“目前，绿色金融占全部金融活动的比重还不够高。”郭沛源以银行信贷市场举例称，2020年绿色信贷规模占比6.9%，2022年增加至10.3%，但依然有较大提升空间。

　　对此，方怡向补充道，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能力建设方面的整体投入相对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绿色金融产品设计，以及碳足迹评估、ESG风险评估等分析工具的开发、优化与使用。

　　如何提升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金融的积极性？郭沛源认为，目前依然要以政策激励为主，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参与。还有，可以鼓励更多与绿色金融长期性相匹配的长期资金入市，向市场注入更多动力；鼓励绿色金融的产品创新，推出更多品类的绿色金融产品，让供需双方获得更多样的选择。

　　另外，郭沛源提醒，金融机构在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时，要掌握绿色金融的各种标准，精准识别绿色资产、绿色技术；注意风险防范，既包括传统的财务风险，也包括因为把关不严产生的漂绿风险；提升分类统计、环境效益测算、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满足绿色金融的统计、信披要求；加强内部能力建设；对前中后台的人员提供适当的激励机制，鼓励开展绿色金融业务。

　　绿金领域国际合作持续加强

　　积极拓展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对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意见》将国际合作确定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五大支柱之一，并提出要广泛开展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稳妥推动绿色证券市场双向开放、推动提升对外投资绿色水平等要求。

　　“欧美等发达国家绿色金融起步较早，在绿色金融领域积累了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技术，将其与我国实际相结合有利于加快国内绿色金融创新发展步伐”，在方怡向看来，通过国际合作有利于提升我国绿色金融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促进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与国际接轨，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投资我国的绿色项目，带动绿色资本跨境流动，进而扩大我国绿色金融市场规模。

　　不过，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曾指出，推进绿色金融国际合作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比如全球范围内的绿色金融标准在支持项目、约束范围、审核管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国际绿色金融标准亟待进一步协同；绿色资本虽然实现了境内外双向流动并呈现不断发展的态势，但流入和流出规模存在较大的差距；绿色金融发展需求不断增长和变化，对绿色金融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展望未来我国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方怡向认为，我国已在G20框架、“一带一路”倡议等机制下广泛发起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未来应寻求在国际主流绿色金融平台和网络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为推动国际绿色金融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积极推动国际绿色金融标准进一步协同，参与全球和区域绿色金融标准的制定，不断提高国内与国际绿色金融标准兼容性，推进中外标准互认。此外，通过国际合作不断加强自身绿色金融能力建设，培养跨学科的国际绿色金融人才，服务绿色金融领域的研究，推动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环境信息披露、环境压力测试、气候和环境风险识别等多方面的能力提升，为绿色金融的创新和发展奠定基础。

(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