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6-09-21 作者: 王文 刘锦涛 张慧敏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人大重阳副研究员刘锦涛、实习研究员张慧敏在北大核心期刊《价格月刊》2026年第9期发表论文《新形势下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与中俄区域合作:现实基础、制约因素及中方路径》,该文为2025年9月发布的《远东崛起:长期被低估的区域》智库研究报告的学术版。
编者按: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人大重阳副研究员刘锦涛、实习研究员张慧敏在北大核心期刊《价格月刊》2026年第9期发表论文《新形势下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与中俄区域合作:现实基础、制约因素及中方路径》,该文为2025年9月发布的《远东崛起:长期被低估的区域》智库研究报告的学术版。文章系统梳理了俄罗斯远东战略地位的上升轨迹,分析了中俄互补合作的现实基础及制约因素。现将全文发布如下:(全文约19700字,预计阅读时间50分钟)

●摘要
俄罗斯远东地区是俄罗斯面向亚太的重要区域,也是中国开展对俄地方合作、推进东北地区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毗邻空间。2014年以来,特别是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罗斯进一步调整东向发展布局,持续加强远东地区特殊经济区域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和面向亚太的经贸联系,远东地区在俄罗斯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与此同时,资源型产业比重较高、人口与劳动力不足、基础设施相对薄弱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仍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立足中国视角,分析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新态势以及中俄“东北—远东”合作的现实基础、合作价值、制约因素与中方参与路径。
研究发现,中俄双方在经贸投资、能源农业、跨境物流、产业协作和人文交流等领域具有较强互补性,深化相关合作有助于夯实中俄务实合作基础,服务中国东北全面振兴和沿边地区高水平开放。然而,俄方具体政策调整、地方执行协调、基础设施条件、项目实施周期、跨境金融以及外部环境变化等因素,也增加了合作的不确定性。
未来,中方应坚持平等互利、市场导向、商业运作和风险可控,完善政策沟通、项目评估和风险治理机制,推动中俄“东北—远东”合作由贸易和资源驱动逐步向通道、产业、规则和民生协同拓展,不断提升区域合作的质量、韧性与可持续性。
【关键词】俄罗斯远东地区 中俄“东北—远东”合作 东北全面振兴 互联互通 风险治理
引言
俄罗斯远东地区位于欧亚大陆与环太平洋交汇地带,面积占俄罗斯40.6%,但人口仅占5.6%左右。远东地区不仅是俄罗斯一国的东部门户,更是承载着向亚太拓展的重要战略要地。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的制裁使俄罗斯调整该地区的发展轨迹,促使俄罗斯启动“向东看”战略。2022年乌克兰危机的升级则迫使俄罗斯从“向东看”转为“战略东移”,俄欧合作受制裁围剿而紧急叫停,俄罗斯不得不将远东地区发展从试探性接触提升到国家战略发展层面,从主要目标为吸引亚太投资转为构建平行于西方供应链和物流通道。
在全球经济重心加速东移、亚太区域合作日益紧密、地缘政治冲突频发的综合背景下,远东地区的发展关系到俄罗斯国家安全、经济转型和国际竞争力,其区位优势、资源禀赋与战略地位,成为连接欧亚与亚太、承载大国战略调整与区域合作互动的关键节点。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转向东方”成为俄罗斯避免经济被完全排除在全球循环之外的主要依托。
而从中国视角看,俄罗斯远东地区既是俄罗斯面向亚太地区的重要门户,也是中国开展对俄地方合作、推进东北地区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毗邻区域。2025年中国对俄出口总额回落至1018亿美元,同比减少11.7%,但中国仍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俄方出口商品中27%流向中国,进口商品中39%来自中国;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地理相邻,产业结构具有一定互补性,双方在口岸通道、能源资源、现代农业、物流运输和人文交流等领域长期保持密切联系。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态势的变化,不仅影响俄罗斯自身区域发展格局,也直接关系中俄地方合作的空间布局和中国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
近些年来,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两面性:一方面,得益于俄罗斯在远东地区持续实施的超前发展区、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特别行政区等政策,远东地区在经济增速和投资吸引方面成效突出。2014—2024年,经济增速始终领先于全俄平均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99%,是俄罗斯全国水平的2.6倍;在矿产开发和建筑业方面,增长速度达到俄罗斯全国水平的3.3倍,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重要引擎。另一方面,远东地区高速增长背后的深层结构性问题仍未解决:如产业端过度依赖资源开采,占工业总产值的60%,而加工业占比仅为3%;人口端持续外流,2018—2024年人口流失达3.56%,常住人口密度仅1.1人/平方公里。这些问题削弱了远东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使其在表面增长的背后仍存在脆弱性。
2022年,俄罗斯周边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远东地区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普京在2024年东方经济论坛上明确将其定位为“21世纪国家优先事项”,并通过“远东2030”规划进一步强化特殊经济区域政策。俄罗斯东向战略已从经济为主转向经济和安全并重的安全化趋势,同时虽有短期收益但面临长期挑战,中俄可在亚太地区持续深化战略协作。
2026年5月,普京再次访华,为中俄关系和中俄“东北—远东”合作提供了新的制度性支点。此次访问适逢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条约继续延期,并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与远东地区发展直接相关的是,双方成果文件涉及满洲里—后贝加尔跨境铁路1435毫米轨距二线建设、重要工业品可持续贸易、创新合作、能源绿证合作等内容,联合声明还强调加强边境口岸畅通、跨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北极航道货运利用、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以及在远东建立中俄农业合作试验示范区。这表明,中俄“东北—远东”合作将在元首外交牵引下进入制度化、通道化和产业链协同并重的新阶段。
俄罗斯远东地区战略地位的上升,为中俄区域合作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但其资源依赖、人口不足、基础设施薄弱和外部环境复杂等问题,决定了合作潜力不会自动转化为可持续成果。中方既应充分认识中俄“东北—远东”合作在服务双边关系、促进东北全面振兴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方面的积极价值,也应坚持从实际出发,加强项目筛选、机制协调和风险治理,推动双方合作由资源和贸易驱动逐步向通道、产业、规则和民生协同拓展。
01
从“向东看”到“战略东移”:
乌克兰危机驱动下的远东地区发展进程
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起,西方制裁使俄罗斯被迫加速战略重心调整,“向东看”政策由区域政策上升为国家战略。远东地区从“边缘地带”逐渐成为承载俄罗斯东向战略的核心枢纽之一。2025年报告《Turn to the East 2.0,or the Siberization of Russia》指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后,欧洲市场不再可靠,必须转向亚洲,“第一次向东转”局限于远东地区,“第二次向东转”涵盖整个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此次“转向”对俄罗斯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不过,虽然其是俄罗斯塑造未来国际秩序的依托,但“东方”并不是摆脱俄罗斯战略困境的钥匙,必须依靠自身解决国家发展任务。
从中国视角看,远东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布局高度契合:仅在能源领域,2024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了1.08亿吨石油,830.9万吨液化天然气,远东地区的大豆、海产品也成为中国农产品市场的重要补充;未来随着北极航道的开发,远东地区将成为中国东北与欧洲贸易的“最短路径枢纽”,合作价值远超传统贸易范畴。
(一)“向东看”战略转向:从区域政策到国家战略
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常态化,俄罗斯开始将“向东看”政策从区域战略升级为国家战略,远东地区成为落实这一转向的核心载体——通过设立超前发展区(远东和北极地区共18个)、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等特殊经济区域,构建政策红利与资源禀赋并重的发展基础。
对内层面,俄罗斯以远东地区发展重塑国家经济和安全格局为主,通过超前发展区、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等制度创新,远东地区在投资吸引、经济增速和对外合作方面不断突破;大力推动以北极运输走廊为核心的物流体系建设,升级港口与铁路建设,将远东地区打造为连接欧亚大陆的新物流枢纽,确保国家进出口通道安全;调整产业结构,从单一的资源输出转向生产加工,推行利好人口政策,如“远东公顷”土地激励政策,吸引人才的同时遏制人口外流,巩固社会基础设施发展。
对外层面,俄罗斯以亚太合作作为突破口,将亚太地区作为替代受制裁的西方关键市场,以能源与资源合作为主要手段,将远东地区丰富的油气矿产资源出口至以中国、印度为主的亚太市场;通过每年举办东方经济论坛主导区域议程与北极合作,寻求多元化的合作伙伴。远东地区的战略地位也在全球经济东移与亚太格局演变的进程中日益凸显。
2024年东方经济论坛上,普京进一步明确了远东地区在俄罗斯的战略定位——“全球经济重心向亚太转移的背景下,远东不仅是俄罗斯的‘东部门户’,更是连接欧亚大陆与亚太市场的关键节点,其发展质量将决定俄罗斯未来20年的国际竞争力”。
俄罗斯副总理兼远东地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在解读政策成效时也提到,超前发展区与自由港已吸引外资项目143个,其中中资项目占比45%,如俄罗斯吉润公司与澳汇(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署《俄罗斯国际贸易战略合作协议》,启动年规模120万吨、融资额度最高20亿元人民币的中俄铝锭“超级通道”;中国中诚公司在阿穆尔州投资10亿卢布建设大豆加工综合体(预计助推当地大豆加工量增产1~2倍),不仅带来资金,更引入农业技术、物流管理等产业链资源,推动“政策优惠”向“产业落地”转化。
2025年7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国际超前发展区法》,该法案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该法案计划首批5个国际超前发展区,均位于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阿穆尔州、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犹太自治州、外贝加尔边疆区(后贝加尔斯克边疆区)。在这5个国际超前发展区中,将为外资提供连续10年所得税零税率、用地便利与行政快速通道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2026年,中俄元首会晤推动了中俄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的制度化。一是2026年普京访华确认了中俄发展战略对接。习近平主席在共同会见记者时指出,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二是远东国际超前发展区与中方投资、边境合作、农业示范区之间存在内在联系。联合声明明确支持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并欢迎俄方就国际超前发展区进行政策宣介;提出加快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建立中俄农业合作试验示范区,并将其作为俄罗斯国际超前发展区政策落地见效的试点项目。
由此可见,远东地区对俄罗斯发展和中俄合作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定位。远东联邦管区的独特性首先体现在其地缘位置上,作为俄罗斯国土面积最大的联邦管区,横跨欧亚大陆与环太平洋经济圈,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其南部毗邻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北部直通北极航道,东部濒临太平洋,这种陆海兼备的区位特征,使远东不仅在地缘政治格局中处于战略要冲,也在全球供应链重构和国际航运通道演变中掌握潜在的主动权。
(二)投资驱动升级:从资源物流投资到工业产品出海
近些年来,远东地区投资保持良好发展态势,据俄罗斯远东和北极发展部数据,2020—2024年,俄罗斯远东地区吸引投资额呈现稳步增长的发展特征,从2020年的17111亿卢布增至2024年的39000亿卢布,四年间投资额增幅达127.9%,实现超一倍的增长(见图1)。2019—2023年,该地区投资总额累计增长60%,其中私人投资占比高达91%,显著高于全俄81%的平均水平;从投向看,29%的资金集中于交通物流领域,24%流向矿产开采行业,充分体现出市场对远东地区发展前景的信心持续增强。
在此基础上,远东地区正积极推动商品走向海外市场。2025年,俄方有关机构分别与黑龙江省有关方面就推广远东联邦管区工业产品、与欧亚投资平台就扩大进出口业务达成合作安排。此外,俄方还持续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总会及其省级分支机构开展合作,重点推动俄罗斯远东产品的对华推广,主要任务就是助力远东产品拓展江苏、山东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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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20—2024年远东地区吸引投资额
注:数据来源于俄罗斯远东和北极发展部等官方数据。
在投资结构上,远东的发展逐渐体现出多元化趋势。投资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资源开采领域,逐步延伸到交通、物流、加工、农业等多个环节,展现出由单一驱动向综合推动的转变。2009年颁布的《至2025年远东及贝加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提出的五大目标中已有四个实现。
首先,这些地区已经为发展前景广阔的经济专业化创造了条件。2016—2023年,采矿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增长了6%(达到30%)。其次,远东城市群体系正在蓬勃发展。自2009年以来,城市人口比例上升了3%(达到74%);远东和贝加尔地区正从资源供应地逐步转变为国际商贸战略中心。2025年,远东联邦管区在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方面领先于各联邦管区(较2024年增长88%),在住房交付量(较2024年增长64%)和居民实际人均收入增长(较2024年增长22%)方面位居第二。这种格局的变化意味着,投资正成为带动远东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引擎。同时,制度创新为远东地区的投资活动注入了持久动力。
更为重要的是,投资正在推动远东在国家战略布局中承担新的角色。随着产业链条的不断延伸,投资开始发挥内联外通的功能——在促进内部经济要素整合的同时,进一步加快外部市场的拓展,形成双向互动格局,不断增强远东的经济内生动力,拓展其对接亚太区域合作的战略空间。从长远看,投资驱动升级是远东地区推进战略东移、发挥国家门户作用的重要支撑,使远东逐步走出资源附庸的定位,向综合增长极迈进,为国家整体战略转型提供坚实基础。
(三)区域动能转换:两地领头,北部地区新势能的潜力释放
远东地区的区域发展长期以来由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引领,自2020年以来始终保持领先地位。2024年,萨哈(雅库特)共和国吸引投资额创纪录地达到7800亿卢布,布里亚特共和国投资额达1020亿卢布;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在前九个月实现投资4000亿卢布,同比增长146%;滨海边疆区投资总额则超过4410亿卢布。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发展优势主要源于其独特的区位条件,依托港口和铁路形成了良好的对外通道。
相比之下,北部地区的迅速崛起除了得益于资源禀赋,还与北方海航道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密切相关。近些年来,俄罗斯加大了对北方海航道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2024年投入使用的核动力破冰船显著提高了该航道的通行能力。
值得关注的是,曾因贫困率超过13.2%而被视为远东地区发展短板的萨哈(雅库特)共和国,在2024年实现了快速增长,不仅投资规模创下新高,地区生产总值也达到2.5万亿卢布,同比增长3.2%,并跻身领先的工业区之一。萨哈林州在国家投资环境评级中位列远东联邦区第一、全国第四,其制造业(120%)、煤炭工业(114%)、批发贸易(112%)和建筑业(105%)均实现了显著增长。
2024年,楚科奇自治区的经济增长率达21%,主要得益于大型采矿项目的实施,俄罗斯正在该地区建设战略性矿产开发和能源出口通道,力求将楚科奇打造为远东北部的重要能源支点。2026年普京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共同建设满洲里—后贝加尔跨境铁路1435毫米轨距二线的协定》,该协定将进一步强化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外贝加尔边疆区、远东地区之间的陆路货运能力。
随着北部地区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远东区域的发展呈现出南北并举的新格局。南部的滨海边疆区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依托港口、铁路与邻近中国的区位优势,持续发挥传统引领作用;而北部的雅库特、萨哈林、楚科奇等地则在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与北极通道开放的推动下,正在成长为新的增长极。
(四)产业格局演变:资源型特征下的局部转型初现
远东的产业结构呈现“强资源、弱加工”的特点。矿产资源开采占工业总产值的60%,加工业仅占3%,较全俄平均水平(18%)差距明显。2019—2023年加工业虽增长13%,2023年出货量1.8万亿卢布,主要产品为冶金产品(34%)、食品(25%)、交通设备(13%)等,马加丹州和布里亚特共和国增速最快,分别为2.5倍和1.4倍,但基数较低且集中于食品加工、简单机械维修等低端领域。
农业与渔业是资源之外的重要支撑。2023年农业总产值2740亿卢布,2018—2023年增长4%,种植业占比54%,集中在阿穆尔州和滨海边疆区,两地贡献62%的种植业产值和33%的畜牧业产值,其中阿穆尔州作为核心产区贡献72%;渔业领域,2018—2023年投资增长近7倍,2019—2023年累计捕捞水产品1860万吨(占全俄74%)。中国是第一大渔海产品进口来源国,但加工率仅35%,大部分以冻鱼的形式出口,深加工环节仍待突破。
近些年来,远东地区在传统资源型产业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延伸产业链条的可能性。矿产、能源等基础资源仍然是区域经济的核心支柱,而围绕这些资源的初步加工与配套产业已开始呈现增长态势,该局部性转型态势表明远东地区正在尝试通过资源—加工—出口的链条延伸,提升产业的附加值。与此同时,农业与渔业在产业结构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远东地区依托独特的自然条件和广阔的土地资源,在渔业捕捞与养殖方面展现出强大潜力,随着相关投资逐步增加,粮食、肉类与水产品的加工与流通体系正不断完善,为区域经济提供了多样化的支撑。
02
远东地区发展增速背后的结构性隐忧
尽管远东地区在近些年来实现了高于全俄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速,并在投资、产业和区域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快速扩张的背后仍潜藏着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远东地区占据约俄罗斯四成国土,却仅贡献约六分之一的经济产出;资源开采占主导,却未能带动加工产业与高附加值产业同步成长;人口外流持续,劳动力供给与社会发展承受压力,是俄罗斯面向东方起跳的“阿喀琉斯之踵”。这些问题将成为制约远东地区长远发展的系统性隐忧。
(一)经济总量增速领先但区域发展不平衡
截至2022年,远东地区生产总值达8.7万亿卢布,较2014年增长42%(年均增速3.8%),其中,按可比价格计算,2019—2022年地区生产总值较2018年累计增长7.4%,高于全俄6.9%的平均水平,成为俄东部地区的“增长引擎”。但数据背后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矛盾:远东地区占全俄40.6%的国土面积,仅贡献5.6%的GDP,资源与产出的匹配度严重失衡。
以萨哈(雅库特)共和国为例,其金刚石储量占全球25%,2023年矿产开采产值占该共和国GDP的58%,但因缺乏深加工产业,产值中仅12%留在本地,其余通过原矿出口流向莫斯科及海外,导致资源富集与经济薄弱并存。
远东地区经济存在的增速与贡献度错位现象,从宏观上反映出远东在国家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化特征。虽然远东地区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是由于基数较低,其对俄罗斯经济总量的贡献有限,这意味着即便远东在短期内表现亮眼,也难以改变其在俄罗斯格局中的次要地位,形成明显的不对称关系,导致远东的发展更容易被看作是区域性增长,而不是一种全国性的驱动力。
在区域层面,远东地区经济增长更多依赖资源型行业,形成单一强项的局面。矿产、能源等行业产值突出,但相关的加工、制造和服务产业未能同步发展,难以形成产业集群效应。由此可能导致地区GDP上升但价值链高端环节收益大多外流的矛盾,当地经济和财政获得的实际红利有限,进而削弱远东地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加剧地区内部发展的不平衡。
而从长期趋势看,远东在地缘和资源上的重要性,并未能在经济产出上得到匹配和体现,将可能影响到远东区域战略定位。远东作为俄罗斯目前优先发展地区,经济贡献度与政策地位之间存在落差。这使远东地区在俄罗斯发展战略中承受更大压力,必须不断证明其经济产出的合理性和战略回报。
(二)投资活动的路径依赖与转型压力
俄罗斯远东地区投资结构呈现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即资本高度集中于资源开发与交通物流领域。通过私人资本的增长带动作用,远东地区不断升级投资驱动力。但现有投资大多集中于资源开采和交通物流领域,不仅容易使区域经济受国际资源价格波动的冲击,也不利于产业多元化发展,潜藏经济结构失衡的风险。日韩等传统伙伴受制裁影响,对俄合作与投资大幅收缩,伴随着大量企业的退出,俄罗斯市场出现了短暂的真空阶段,中国凭借庞大的市场与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双边政治互信基础,成为远东地区能源、原材料等产品的核心出口流向地,同时也是资金、技术与设备的核心供给方。
这种格局对远东地区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远东地区经济得到了战略缓冲和发展条件,中资主导的农业、跨境物流等项目的落地,推动本地产业链体系建立,带动当地就业。另一方面,一旦双边关系或中国市场需求有变化,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可能受到冲击,带来结构性风险。此外,投资合作中还存在诸多实际困难,比如受制裁影响,中俄贸易结算通道不畅、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及合作机制碎片化等问题。
投资结构的偏向性使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资本主要流向资源开采与基础设施建设。这种模式可能带来阻碍经济多元化的风险,即资源部分通过超高回报率吸引资本,挤占加工制造、科技创新的投资,虽带动短期增长,但难以培育高附加值产业和创新型产业。2025年俄罗斯矿产资源类产品外销额降至2253亿美元,同比下降14.8%,该品类出口占比降至53.9%,创下近年新低。
远东地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依赖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的价格周期,区域经济的波动性因此被放大。同时,远东地区缺乏成熟的深加工技术以及产业集群经验,导致资源开发效率低下,上下游产业协同缺失,抗风险能力弱。
中国在矿产深加工、农产品加工、资源开发与基础建设等领域拥有完整的产业链与技术。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中国佳沃北大荒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引入先进的水稻旱直播技术、投建现代化大米加工基地、构建从育种到加工再到物流的全链条产业体系。与此同时,投资收益的空间分布也呈现不均衡态势。南部沿边与沿海地区因区位优势,成为投资的主要承接地;而北部和内陆地区虽然资源丰富,因交通、人口和基础设施条件不足难以吸引同等规模的投资。空间差距加剧了远东地区内部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制约了整体经济的协调性。
(三)人口外流与结构老化的双重压力
2024年1月,远东常住人口相比上年同期减少了30.8万人,降至785.3万人,仅占全俄总人口的5.4%,人口密度1.1人/平方公里,是全俄人口最稀疏的地区,且分布不均,8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南部地区。更严峻的是,2018年人口约为814.1万人(见图2),至2024年远东人口流失了3.56%,外流方向主要是莫斯科、圣彼得堡等西部城市,且以25~45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主,占比60%(高于全国2个百分点),这直接导致区域劳动力供给不足。对此,俄罗斯联邦政府选择提高退休年龄来确保劳动力供给,但是15年后,进入退休年龄的人数可能会比进入劳动年龄的人数多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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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8年1月—2024年6月远东地区常住人口
注:数据来源于俄罗斯国家规划东部中心文件。
从俄罗斯远东地区常住人口变动趋势看,2018年1月—2024年6月1日,远东地区常住人口持续回落,由2018年的814.1万人降至2024年6月1日的785.1万人,体现出远东人口外流困境。远东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同样低迷:2023年自然减少率为9.7‰,高于全俄8.7‰的平均水平,反映出医疗条件不足、生育意愿低等深层问题。俄罗斯推行“一公顷计划”,规定俄联邦公民可在远东地区下辖的滨海边疆区、萨哈(雅库特)共和国等9个行政区内,一次性无偿获得1公顷土地的使用权。
在该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下,2024年远东地区迎来历史上第二次移民增加,迁入远东地区的人数比离开的人数多2.4万人,出生率比俄罗斯平均水平高11%,但俄联邦统计局预测,若不采取干预措施,2030年远东常住人口可能降至750万人以下,进一步制约经济发展。
人口的持续外流削弱了远东地区的劳动力供给和市场活力。劳动年龄人口的大规模流失,使部分行业长期面临用工不足的问题,并推高了人力成本,从而阻碍了产业链的正常运转。远东地区还缺乏足够的高素质青年和技术人才,制约了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人口与产业的错位使远东在产业转型过程中面临明显的人才瓶颈。
根据2025年俄罗斯国会基金会在第十届东方经济论坛上的调研,76%的受访者表示愿意为了工作而更换地区,其中52%的人甚至考虑前往俄罗斯最偏远的地区,如北部和远东地区。研究结果显示,年轻一代俄罗斯人流动性很高。超过一半(58%)的18~24岁年轻人愿意为了有趣的工作和职业发展而搬迁。其中影响劳动人口搬迁的主要障碍包括:地处偏远,探亲不频繁;基础设施落后,生活不便;气候和相关的健康问题;对医疗水平和文化活动是否充足的担忧。与此同时,远东地区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趋势日益突出,人口分布的不均衡也加剧了发展差距。长远来看,人口问题是远东经济发展的一项短板,也是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变量。
(四)高工资与高贫困之间的矛盾共生
2024年远东平均月薪9.4万卢布,较全俄平均水平8.4万卢布高出11.9%,这一优势主要来自资源型行业,如萨哈林州在岛上的石油工人月薪达31.7万卢布,是全俄平均水平的近3倍。但俄罗斯国家规划东方中心的报告指出,2024年远东联邦管区收入低于生活最低标准的居民占比预计为11.6%,虽较2023年下降0.3个百分点,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加之该地区生活最低标准比全国平均高28%,区域民生压力依然突出,形成高工资与高贫困的奇特现象。
远东地区的失业率从2010年第二季度的9.1%降至2025年同期的2.4%,是十余年来的最低水平。失业率最低的是阿穆尔州(1.1%),最高的是外贝加尔边疆区(4.2%)和布里亚特共和国(4%),差距近4倍。矛盾的根源在于收入分配失衡:资源型行业的高工资仅覆盖15%的就业人口,而占就业主体的服务业(如零售、餐饮)、农业月薪普遍低于6万卢布,且岗位稳定性差(临时工占比达30%);此外,远东地区的物价水平较全俄平均高22%(食品、日用品因运输成本高),进一步放大名义高工资与实际低收入的差距。
住房建设在远东地区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水平仍难以满足区域发展的需求。受远东地区抵押贷款政策推动,近些年来住房交付量增长较快,2018—2023年累计增幅达98%,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从实际效果看,人均住房新增面积仅为0.6平方米,仍低于全国平均的0.74平方米。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距:滨海边疆区、萨哈(雅库特)共和国、布里亚特共和国和阿穆尔州的住房改善较为显著,而楚科奇自治区和马加丹州的人均新增面积分别仅为0.13平方米和0.07平方米。可见,住房条件的提升并未形成普遍性成果,区域内部发展不均衡问题依然严峻。
高工资与高贫困并存的现象从根本上反映了远东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之间的不均衡。一方面,资源行业创造了高薪岗位,带动了地区平均工资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普通劳动者尤其是从事服务业、农业等行业的人群,并未分享到增长红利,导致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
远东部分地区较高的生活成本进一步放大了这种不均衡矛盾。受地理位置偏远、运输成本高企和能源消耗大的影响,食品、日用品和公共服务价格普遍高于全俄平均水平。即便部分居民名义收入较高,但在实际购买力上却并不占优,甚至生活质量低于全国平均,从而加深了民众对区域发展的不满,也削弱了远东对人口的吸引力。从宏观角度看,远东地区收入与贫困并存的状态是经济结构单一的结果,同时也是区域治理和社会政策滞后的表现。
03
中国视角下的中俄“东北—远东”合作战略
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呈现“增速领先与结构失衡”并存的背景下,中国因素成为其对外合作与持续转型的重要支撑。中国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为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提供了重要依托,中俄合作已成为远东开发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动力。2026年5月普京访华期间,中俄双方发布联合声明明确提出,将保障中俄跨境通道走廊无障碍运行,持续推进北极航道货运量及整体开发,扩大铁路货运规模,加强铁路国境站和后方通道建设,深化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作为与俄罗斯远东毗邻的大国和其主要经贸伙伴,中国不仅是远东地区能源、农产品和矿产资源的重要市场,更是推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延伸与互联互通的重要合作力量。
从“一带一路”倡议到北极航道开发合作,中国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不仅关乎双边经贸往来,更对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粮食供给和拓展地缘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俄经贸关系的新阶段:互补贸易与产业联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数据,中俄贸易总额整体呈显著增长态势:2018—2019年相对稳定,2020年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2024年中俄贸易额同比增长1.9%,达到2448.2亿美元的新纪录(见图3)。2018—2023年,俄罗斯远东地区对华贸易额增长近2.5倍,2023年超过1.9万亿卢布,中国继续保持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贸易伙伴地位。这一变化反映出双方经贸联系持续深化。从商品流向看,俄罗斯远东地区主要向中国出口原油、天然气、大豆和海产品,并从中国进口汽车、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和日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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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8—2024年中俄进出口总贸易额
注: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中俄投资合作已从单点项目转向产业链布局: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优先发展区和自由港,有65个中资项目总投资额1万亿卢布。中国企业参与的项目占远东地区总投资额的10%,覆盖全产业链,涵盖油气勘探、农机制造、肉类豆类加工等项目。以中资参与的“远东农业产业园区”为例,该园区整合大豆种植、仓储、加工、出口环节。2024年,中俄合作进一步升级,俄中经边境口岸及海港的货运量达1.76亿吨,同比增长9%;陆路边境口岸中,“波格拉尼奇内-绥芬河”口岸货物吞吐量从4040万吨增至4600万吨,通关时间从24小时缩短至12小时;此外,中俄联合开通“远东—中国东北”跨境电商专线,2024年上半年交易额达8亿元人民币,为中小企业合作提供新渠道。
2025年7月17日,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关于建立国际超前发展区的法律,这些区域于2026年开始运作。其中五个设在远东地区:阿穆尔州、滨海边疆区、外贝加尔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和犹太自治州。所有这些区域都与中国接壤,根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的预测,建立国际超前发展区将对来自中国及其他邻国的商人具有吸引力。
中国来看,参与远东产业链的构建有助于保障中国的能源和粮食供应安全,为中国东北振兴和“一带一路”倡议拓展新的战略空间。2026年普京访华使贸易从数量扩张进入制度协同阶段。远东地区的能源、农产品与矿产资源与中国国内的产业升级与消费市场需求高度契合,双方的互补性使合作具备较强的可持续性,形成互补、协同、共赢的基础路径,推动双边关系进入更加稳固的阶段。
经贸合作的深化带动了区域互联互通的完善,边境口岸通关效率的提升、跨境电商渠道的拓展,以及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升级,降低了综合交易成本,提升了合作的便利性和稳定性,使远东地区逐渐成为中俄合作中兼具战略和现实意义的枢纽地带。
总体而言,中俄经贸关系正在经历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变。远东地区作为这一过程的核心载体,正在成为双方贸易与投资的桥头堡,是推动产业链融合、促进区域合作的重要节点。
(二)亚太合作新态势:多向拓展与核心依赖
在“转向东方”的战略框架下,俄罗斯寻求与整个亚太地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合作对象多元化和分散化布局来降低单一依赖风险,进而提升其战略主动性。但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罗斯的亚太合作呈现鲜明的矛盾特征:一方面追求合作多向拓展的战略愿景,另一方面则是经贸与资源合作的核心依赖现实。冯玉军(2015)认为,俄罗斯政府和企业都强烈意识到必须拓宽对外经济合作渠道,才能降低西方不对称依赖所带来的风险。俄罗斯智库强调整合性发展,通过构建“大欧亚”合作网络,打造跨区域运输走廊,形成多元合作格局,避免单纯依赖某一亚洲伙伴。
尽管面临外部制裁,2024年俄罗斯对外贸易总额达7169亿美元(同比增长0.9%),其中与亚洲地区的出口3292亿美元,进口1912亿美元,贸易总额5202亿美元,贡献了俄罗斯外贸增长的72.56%(见图4),成为其外贸核心驱动力;贸易内容以资源为主,增长主要依赖能源和矿产品(石油、天然气、煤炭)、化肥、金属等品类出口,以及机械设备产品进口。
俄罗斯的亚太战略并非仅局限于中国,亚太地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多元给了俄罗斯积极参与的机会。2024年8月,俄罗斯与日本贸易额两年来首次实现增长,10月达到6.9亿美元,同比增长6.75%,集中在汽车进口和能源出口上;韩国中小企业增加了对俄罗斯的进口,增长了13.4%,但受美俄关系影响,投资规模有限,在汽车行业,韩国已与其他国家(地区)签订了合作协议;与印度的合作则局限于能源进口,几乎无产业链投资;越南作为俄罗斯的长期战略伙伴,在能源、经贸及教育领域保持着稳定合作;东盟基于与俄罗斯的对话伙伴国地位,通过东亚峰会等多边机制参与东亚地区事务,同时推动双方在传染病、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尽管俄罗斯对亚太地区尝试了上述多元拓展,但俄罗斯的亚太经贸格局在现实中仍呈现出“以中国为核心,其他国家为补充”的格局,折射出远东在亚太地区经贸关系中的现实局限。俄罗斯多向拓展有限,中国核心地位被进一步确认,但也形成了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风险。俄罗斯积极推动与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合作,但受地缘政治与制裁环境影响,合作领域大多局限在能源与初级产品的贸易层面,缺乏深度投资与产业链对接。由此导致远东地区在多元化拓展方面成效有限,难以形成与对华合作同等规模和稳定性的伙伴关系。
亚太各国的合作模式也存在明显差异,日韩在能源和工业品方面的往来具有一定互补性,但受外部政治约束,其参与度较为谨慎;印度虽然在能源进口上表现活跃,却鲜少在区域投资和产业合作方面进行深入布局。亚太地区不均衡的合作模式使远东地区的亚太多元化战略更多停留在贸易层面,尚未形成系统化的产业网络。
总体来看,远东地区的亚太合作虽有多元化尝试,但仍呈现出广度有余、深度不足的特征。中国在中俄“东北—远东”合作中的核心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而其他亚太国家的合作更多具有补充意义。
(三)北极运输走廊:远东开放新通道与中俄合作新支点
2024年俄罗斯交通部将“大北方海航道发展计划”更名为“北极运输走廊”,并明确2030年货运量1.09亿吨的目标,标志着北极开发从战略规划转向实操阶段。2024年该走廊货运量达3790万吨,创历史纪录。在北极运输走廊的发展进程中,中俄战略合作正成为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
对于俄罗斯而言,北极航道不仅是拓展对亚太出口的新通道,也是提升远东战略地位的重要抓手;而对于中国而言,北极运输走廊则被视为“冰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与“一带一路”倡议和东北振兴战略具有发展兼容性。双方在港口建设、航运服务、能源运输等领域的对接使北极运输走廊逐渐成为中俄共同推动区域互联互通与战略协同的前沿方向。
2025年俄罗斯全国海港货物吞吐总量达到8.845亿吨,全国67座海港中,半数以上货运流通量集中于规模排名前五的大型港口。分海域看,亚速—黑海海域货运量2.654亿吨,波罗的海海域2.54亿吨,远东海域2.4亿吨,北极海域8710万吨,里海海域860万吨。其中,远东海域是俄罗斯对接中国市场最主要的海运板块,2026年一季度货运规模同比上涨10.6%,增速居各海域首位。东方港作为俄罗斯远东大型深水港口和亚太贸易门户,是中俄海运最短直航通道之一。
2025年3月27日,普京在第六届“北极:对话区域”国际论坛全会上表示,俄罗斯是最大的北极国家,并一贯主张在该地区开展平等合作。重点介绍了俄罗斯推进北极地区综合开发的有关安排,其中加强北极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被列为重要优先事项。
这一表态彰显了俄整合北极海运与陆运通道的意图,也释放出其争夺全球北方物流体系领先地位的信号,其走向将深刻影响俄罗斯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此外,普京还提出加强跨北极运输走廊与俄罗斯国内铁路网的衔接,推进北方铁路现代化,并拓展其与“北—南”运输走廊的连接,包括现有铁路现代化改造与新铁路建设,旨在让陆运成为北极运输走廊的重要部分,既连接俄罗斯北极各区域与北方海航道港口,未来还可对接“北—南”运输走廊(弥补北极铁路短板,提升海运竞争力与效率)。
北极运输走廊的实质化运行反映出其战略定位的转变。过去北方航道更多被视为潜在通道,而今则逐渐演变为俄罗斯国家发展与安全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这表明北极运输走廊不再是远期设想,而是承载现实经济与地缘政治功能的关键平台。
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北极运输走廊正在为远东和俄罗斯北部带来新的机遇。港口、铁路和破冰船等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正在重塑区域交通格局,使偏远地区的资源开发与出口能力显著增强。在国际维度上,北极运输走廊的推进对全球航运格局具有潜在影响。随着气候变化带来冰层消融,北方航道的通行时间逐步延长,运输成本相对下降,其在连接亚欧市场方面的优势日益凸显,成为东北地区对接欧洲的重要捷径,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新的通道选择,中国的能源进口、对欧贸易以及跨境物流都可能因此获得更高效、更安全的保障,而俄罗斯则能够借助中国庞大的市场与投资力量,提升北极航道的利用率与国际影响力。
(四)中俄“东北—远东”合作面临的现实制约与潜在风险
开展中俄“东北—远东”合作具有较为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经济互补性,但合作潜力并不会自动转化为稳定、可持续的项目成果。俄罗斯远东地区地域广阔,不同联邦主体在经济基础、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和市场容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跨境合作还受到政策执行、项目周期、金融结算和外部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因此,在充分认识合作价值和发展机遇的同时,还应客观看待其中的现实制约,增强合作规划和项目实施的审慎性。
首先,俄罗斯具体政策调整与执行协调增加了中俄合作预期管理难度。俄罗斯推动远东地区发展的总体方向具有一定延续性,但税收优惠、土地使用、投资准入、项目审批和本地化要求等具体政策工具及其实施细则,仍可能随着其国内经济形势、财政条件和区域发展重点的变化而调整。与此同时,联邦层面与地方政府之间、不同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和执行效率也可能存在差异。对于投资规模较大、建设周期较长的项目,政策细则和执行方式的变化可能影响成本测算、项目进度和收益预期。中方参与相关合作,应加强对俄方政策、法律和地方执行情况的持续跟踪,通过完善合同安排、争议解决和风险分担机制,提高项目对政策变化的适应能力。
其次,俄罗斯基础设施和要素保障短板制约了部分合作项目的落地效率。俄罗斯远东地区人口密度较低,部分地区自然条件较为复杂,铁路、公路、港口、仓储、电力、通信和公共服务等设施建设及维护成本较高。尽管近些年来俄方持续推进口岸、铁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但不同地区之间的通达能力和产业配套水平仍不均衡。能源资源、农业加工和交通物流等项目通常投资规模较大、回收周期较长,还可能受劳动力不足、施工能力有限和物流成本较高等因素影响。中方企业在项目选择中,应综合考察基础设施、市场需求、劳动力供给和地方配套条件,避免将政策优惠或资源规模简单等同于项目的商业可行性。
最后,从国际局势看,东北亚地区形势和外部经贸环境变化增加了跨境合作的不确定性。中俄合作具有长期内生动力,不针对第三方,但俄罗斯远东地区地处东北亚和北太平洋交汇区域,相关合作仍可能受到地区形势、有关国家对俄政策和国际经贸环境变化的影响。外部制裁、出口管制和金融限制还可能通过跨境支付、项目融资、设备采购、运输保险和技术服务等渠道影响企业经营。北极航道等新兴合作领域也受到航行季节、冰情、港口配套、搜救能力和保险成本等条件制约,其商业价值仍需经过长期运营检验。对此,中方有关部门和企业应加强合规审查和情景研判,针对金融、物流、技术和供应链变化制定必要的应对预案。
总体看,正视潜在风险是推动中俄合作提质升级的必要前提。政策调整、基础设施不足和外部环境变化可能相互传导,共同影响项目成本、实施周期和经营收益。未来中方应坚持平等互利、市场导向、商业运作和风险可控,加强政策沟通、项目评估、法律服务和风险分担,推动双方合作由重视项目数量和投资规模,进一步转向重视实施质量、综合效益和长期可持续性。
04
未来中俄合作挑战与路径展望
2014—2024年,俄罗斯远东地区完成了从战略储备区到现实增长极的转变——经济增速领先全俄、投资规模翻倍、中俄合作深化,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但产业单一、人口外流、基建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仍未解决,这些矛盾是需要长期治理才能破解的系统性挑战。
对远东而言,现阶段是转型关键期:一方面需依托中俄合作的外部动力,以资源深加工和北极开发为抓手,突破产业瓶颈;另一方面需通过民生改善与人才政策激活内部活力,遏制人口外流。
对中国而言,远东地区的发展是“一带一路”倡议在欧亚大陆东端的重要延伸,通过参与远东的产业升级与基建建设,不仅能保障能源、农产品供应安全,更能服务中国东北全面振兴和沿边地区高水平开放,拓展互利合作空间。
长远来看,远东的成功转型不仅将改变俄罗斯的区域发展格局,更将重塑欧亚大陆的经济地理——使其从资源输出边缘转变为连接欧亚的枢纽,这一过程既需要俄罗斯政府的政策定力,也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的持续参与,最终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综合发展目标。
(一)推动深加工与产业多元化,摆脱资源依赖型经济
远东地区经济虽然保持了较快增长,但其深层难题在于产业结构单一、过度依赖资源型经济。矿产、能源等行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而深加工和高附加值产业发展不足,导致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受外部市场波动影响较大。这种模式不仅制约了区域经济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也使得资源优势难以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
要克服这一困境,关键之一是推动远东地区的产业链向下游延伸,实现资源开采与深加工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可以依托远东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煤炭及有色金属资源,发展能源化工、金属冶炼及新材料等产业,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应加快农产品与渔业的加工能力建设,将远东的大豆、海产品等初级产品转化为食品、饲料或高端消费品,从而增加本地收益,避免资源输出、效益外流的局面。
在此过程中,中俄合作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中国在装备制造、产业链整合和市场拓展方面具有优势,能够为远东的深加工产业提供技术、资本与市场支持;同时,远东地区的资源与区位优势,也为中国的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提供保障。双方在油气精炼、农产品深加工、海洋渔业等领域的合作,能够形成资源、加工、市场的闭环,推动远东逐步从单一的资源供给地转变为综合性的产业合作平台。同时,在化工和冶金领域实施项目,推动联合矿产开发、绿色标准合作,并加快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建立中俄农业合作试验示范区。
摆脱资源依赖是远东经济转型的必然选择,为中俄合作深化带来战略机遇。通过推动产业多元化和深加工,远东地区在提升自身经济韧性的同时,也能为中俄合作注入更持久、更稳定的内生动力。
(二)构建人才引进、留用与稳定保障的政策体系
远东地区持续面临人口外流与结构性老化压力,常住人口基数小,且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向莫斯科、圣彼得堡等西部城市流动,导致区域劳动力供给不足、人口密度极低。同时,人口自然增长率偏低,老龄化趋势加剧,使得社会保障和医疗体系面临更大压力,进一步削弱了远东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降低了远东地区的长期吸引力。
要克服这一困境,关键在于同时解决人才引进、留用与稳定保障的问题。人才引进需要更具吸引力的就业机会、政策激励和教育资源,吸引外来人口和年轻劳动力进入远东。如在重点产业园区和加工基地设立人才专项扶持政策,推动技术工人、科研人员和创业群体落户。
在此进程中,中国在区域开发与人口集聚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在基础设施建设、住房政策和区域协调发展上,具备可供借鉴的模式。2026—2027年“中俄教育年”,中俄多所高校展开全方位合作,为远东地区人才合作建立了制度背景。通过双方在教育培训、劳动力交流和医疗合作等领域的合作,远东地区能持续改善人才短缺的状况,逐渐营造更适宜居住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如共建职业教育平台和联合研究中心,吸引青年学者和技术工人,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
人口问题是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的软肋,也是中俄合作最需要着力解决的领域之一。通过政策激励和合作机制的双重作用,远东有望在未来形成人才引进和留用与稳定保障的政策体系,从而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三)深化互联互通,以北极运输走廊为枢纽拓展合作空间
互联互通是推动远东融入亚太和欧亚合作的核心动力,随着区域发展进入新阶段,交通、物流和通信等基础设施不再只是经济运行的支撑要素,而是决定远东能否真正成为战略枢纽的关键之一。在此背景下,北极运输走廊的建设与运行为区域互联互通提供了新机遇。
北极运输走廊作为连接欧亚的重要通道,未来将成为远东实现对外开放和战略东移的依托,其航程较传统航道大幅缩短,具有运输距离短、潜在成本低和安全性高的优势。北极航线对中俄合作具有重要潜力,但现阶段仍不能被简单视为可完全替代传统航道的成熟通道。
以摩尔曼斯克港为例,2025年该港货物吞吐量突破5000万吨,拉夫纳煤炭码头建成后显著提升了北极区域煤炭外运能力;中俄北极航线相较传统苏伊士线路可缩短10~12天,航行时长约30~35天。随着气候变化带来的航道通行期延长,北极航运已从概念设想逐步走向现实运作。这为中俄双方在港口建设、物流服务、破冰船技术和跨境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广阔舞台。
在路径方面,中俄可以共同推动北极运输走廊成为新的国际物流大动脉。一方面,围绕港口和铁路等节点设施的协同建设,将进一步打通远东与中国东北及欧洲市场的物流通道,形成“北极航运+陆路铁路”的复合交通网络。另一方面,通过建立联合航运公司、共享物流信息平台和共同制定运输标准,双方可提升通道的运行效率和国际影响力,逐步增强在全球北极治理和航运体系中的话语权。北极运输走廊将能源运输、商品贸易与全球治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使远东地区有望转型为区域互联互通和全球物流的支点。
(四)完善中俄合作机制——从项目驱动走向制度化与多边化
中俄在远东地区的合作,起初以具体项目为主,涵盖能源开发、农产品加工、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推动了双边关系的稳步发展,随着合作规模的扩大和领域的拓展,仅依靠项目驱动难以满足长远需要。未来,中俄合作的关键在于机制化、制度化建设,以保障合作的稳定性、持续性和可预期性。
在制度化层面,可以通过建立跨区域协调机构、完善法律框架和优化金融结算机制,确保合作顺畅运行。2025年,外币结算占比缩减,卢布在俄罗斯跨境贸易结算体系中的使用率达到54%,在外部制裁和金融限制背景下,俄罗斯正在加速重构跨境结算体系。应设立双边或区域性的合作委员会,定期协调政策和规划,避免项目间的碎片化与重复化。同时,推动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安排,探索更稳定的金融清算渠道和本币结算机制,以降低外部制裁与市场波动对合作的干扰。
在多边化层面,中俄合作应从双边框架扩展到区域和国际合作。借助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以及东北亚区域合作机制,远东可以成为多边合作的试验场和先行区。通过引入第三方国家或国际资本参与远东的产业园区、能源开发和航运通道建设,提升远东在国际合作体系中的吸引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