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原文刊登于《学术前沿》2022.10.下。

摘要：中国自宣布2060年碳中和目标后，迅速通过一年多时间便完成了政策顶层设计，行业与地方低碳发展的推进速度也超出人们想象，这些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布局都是站在生态共同体的高度进行考量设计的。笔者认为，中国是第一个必须考虑生态变量的全球级崛起大国，生态共同体理念恰恰体现了中国崛起的文明性与持续性。在生态共同体框架下，中国碳中和顶层设计的高效出台，其背后是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全行业经济绿色转型的必然结果。中国通过推进生态共同体的建立，在世界范围内积累中国生态经济发展经验并贡献中国力量，并为中国未来的大国绿色崛起指明了方向。

《学术前沿》2022.10.下截图

引言

当西方灾难资本主义正让人类“生活在一个行将死去、生机日渐消亡的星球上”时，中国却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继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2050年“全面提升生态文明”、“建成美丽中国”目标后，2020年中国对外郑重宣布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自此掀起一场人类史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的碳减排行动，以生态为重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进一步得到推进。

然而，实现这些目标并不容易，国内一些地方出现“运动式减碳”、绿色产能投资过剩、经济增长放缓、“两高”缺乏调控控、限电限产和“一刀切”式能源转型等迹象，致使一些人对中国承诺碳中和目标感到困惑、对以生态为重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成路径产生怀疑，甚至还有人由此对中国崛起未来的信心不足，并在国际社会中造成了负面舆论影响。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梳理2060碳中和目标提出以来中央顶层设计高效率推进的进程，评估绿色低碳发展带来的综合性收益，进而从生态共同体的角度论述中国崛起背后的新推动力，最终讲述中国崛起所区别于西方崛起的文明性与持续性，为中国未来的生态共同体建设和大国崛起指明方向和路径。

一、碳中和顶层设计高效出台的背后动力

自1972年联合国首次讨论温室气体排放造成气候变化问题以来，各国对气候变化应对方法、份额、机制等进行了长期半个多世纪的博弈。2015年，在被称为人类命运“最后的窗口期”，联合国气候大会通过了旨在将全球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限制在1.5度的气候变化协定《巴黎协定》。2016年4月22日，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在《巴黎协定》上签字。同年9月3日，全国人大批准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中国成为完成批准协定的170多个缔约方之一。

《巴黎协定》最大贡献在于，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硬指标”得以明确。而要实现这个指标，必须推行各国的净零排放计划。21世纪20年代末，全球约110个国家制定了在本世纪中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即“碳中和”的目标，以积极开展并落实《巴黎协定》框架下的全球气候治理路线图。

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在联合国大会上首次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此后一年多里，笔者统计，习近平同志至少50次在不同的国内外场合谈到碳达峰碳中和，几乎是每周必谈与关心的重大话题。多次中央重要会议都强调，碳达峰、碳中和(简称“双碳目标”)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

如表1所示，中央决策层全力推动“双碳目标”落实，仅用一年多实现就基本完成了顶层设计所需要的领导机制、指导文件、战略部署。许多国家大战略的出台与部署均需要数年的时间，比如“一带一路”协议2013年秋季提出后的一年多、2015年3月才推出第一份名为《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政府白皮书;国家的其他发展战略如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的顶层设计出台速度也慢于“双碳目标”。相比之下，“双碳目标”的落实与推进在2021年可谓快速而高效，既体现了中国紧跟国际趋势、致力于全人类生态共同体事业的大国责任，也反映了中国决策层时不我待、分秒必争推进气候变化与生态治理的时代紧迫感，更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式进入了绿色低碳发展的新阶段。

表1中国宣布“双碳目标”以来发布的重大文件与政策列表

究问碳中和顶层设计的高效出台，可以从历史延承、国际趋势、战略逻辑、社会基础四个方面去分析：

第一，从历史延承看，碳中和顶层设计的高效出台，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持续坚持与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结果。

在新中国诞生前夕起草的《共同纲领》中就有重视治水的条款。毛泽东、周恩来等提出变废为宝、防旱抗旱、植树造林、兴建水利、根治黄河等思想，成为改革开放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制定了中国首部环境保护综合性法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1978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次在宪法中对环境保护做了明确规定，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法制化轨道。1983年全国第二次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1996年中央决策层第一次采纳了“环境安全”的提法，环保力度不断提升。进入21世纪，中国发展对生态条件的要求越来越高。2004年，中央决策层首次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开始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致力于在更高层次上推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里大篇幅地讲述“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致力推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崭新时代。习近平反复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构建生态安全屏障体系。“两山论”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组成。2017年，党的十九大会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新表述，其中提出“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下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2021年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实践和理论的统一，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路径。

70多年环保与生态思想和实践在中国演进史中，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发展事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下的高质量发展，就“要在碳达峰碳中和框架下，逐步和有序实现我国生产生活方式全面绿色低碳转型，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从这个角度看，碳中和的顶层设计高效出台不是空水楼台，也不是突发其想，而是有着长期的思想、制度、实践的深厚基础。

第二，从国际趋势看，碳中和顶层设计的高效出台，是符合世界经济趋势并能获得绝大多数国家认可与支持的发展策略。

推进绿色清洁能源、降低污染排放以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长期发展方向，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对国家发展具备合理性与正确性。1972年6月，首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各国政府首次多边讨论环境议题，开始重视温室气体过度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合作成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IPCC于1990年发布首次《气候变迁评估报告》，系统阐述工业化以来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首次推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为原则要求各成员国自主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控制。1997年，IPCC在日本京都推动拟定《京都议定书》，目标在2010年令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5.2%。然而，“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没有强制约束力，《京都议定书》也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除一些欧洲国家的碳排放达到峰值外，2010年全球总排放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比1990年增长了近46%。该时间段的全球碳总量提升，折射的是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在内一批新兴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此后，经历了数回合谈判后，2015年12月12日，联合国195个成员国在2015年联合国气候峰会中通过了《巴黎协议》，取代京都议定书，设定“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控制在较工业化前不超过2摄氏度、争取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的硬指标，敦促各成员国努力在2050-2100年实现全球“碳中和”目标。自此，全球气候治理进入“碳中和元年”。

半世纪以来的气候应对史，不只是人类认知全球气候的思想史，也是一部国际政治曲折而艰辛的谈判史，还涉及到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生存权、发展权而进行的残酷斗争史。通过一系列的认知演进、谈判斗争，人类先是在气候变暖的逻辑、机理和原则上达成一致共识，再是降低温室气候排放目标、持续发展进程上形成基本合力，最终使人类进入“碳中和元年”为新起点的全球气候治理时代。

随着碳中和成为最重要的全球气候治理议题，至少140个国家相继提出与“碳中和”相关的政策，国际产业、经济、贸易、投资格局随之将发生转变，大国博弈的方式也出现新规律、新轨迹与新框架。中国若能通过抓住国际“碳中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中的国际合作机遇，在国际绿色产业发展中占据先机，对外把握绿色低碳“外循环”，对内促进产业升级“内循环”，加速资源合理、高效、安全流动，定能在新一轮大国博弈中牢牢占住领衔位置。从这个角度看，碳中和的顶层设计高效出台不只是与全球气候治理接轨的被动迎合，更是对未来国际体系、经济局势与产业格局的主动塑造。

第三，从战略逻辑看，碳中和顶层设计是建立中国全行业部门绿色低碳发展框架的最高效方式，为中国生态文明发展进程提供了战略基础，也是中国在全球低碳竞争中占据先发优势的战略选择。

从国内形势层面，中国减排成效显著，2019年碳排放强度(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了48.1%，但自“碳中和”目标提出后，中国的碳减排工作遇到了决定性的转折点，需从产业到部门、从国家到省市重新探索更为安全可靠的方案和路径，挖掘产业升级与绿色转型的潜在机遇，最终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将碳中和顶层设计融入到了新发展理念之中，是真正做到了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高度来谋划中国未来数十年内的经济社会发展，在转型的挑战中探索机遇，并形成了中国碳中和发展蓝图：在全行业范围内广泛开展传统产业低碳升级、金融体系绿色转型、能源结构清洁优化、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环境兼容和谐共生、绿色低碳技术创新、贸易流动绿色循环等全方位的低碳布局。

从国际形势层面，2021年不仅是中国的“碳中和元年”，同样也是全球低碳竞争开启的元年，面对复杂的国际碳中和局势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政治问题，各国在2021年前后纷纷开启绿色发展政策升级与转型，不断扩大绿色投融资规模，广泛推动能源清洁化，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力度，意图在国际碳中和局势中提升大国气候影响力。在此背景下，中国碳中和顶层设计的出台，是助力中国在全球碳中和竞争中占据发展中国家先发优势的必然选择。

在全球低碳竞争之中，中国承担了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减排压力，面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中国建立了先进、高效、科学的生态兼容与环境友好的发展模式，通过碳中和顶层设计指导与“1+N”政策体系系统性地为国内各行业、各部门、各地区低碳转型工作开展的时点选择和路径探索提供了行动依据，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碳中和发展之路，以应对新一轮的国际绿色低碳竞争和挑战。

第四，从社会基础看，人民群众对于生态文明与美好环境的向往和需求、企业在新发展模式下的转型需求，均是碳中和顶层设计融入全社会经济之中的群众与社会基础。

随着绿色低碳发展的理念传播与政策宣讲，生态文明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升的基础上，对美好生态环境产生了广泛需求，这为新阶段中国产业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质量要求，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碳中和顶层设计广泛融入到各行各业中去的群众基础。只有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长远目标，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环境期待，才是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实现永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进一步从企业角度来看，碳中和顶层设计在各行业与部门得到快速和高效的响应，也离不开企业迫切的转型需求：

第一，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在碳中和目标下具有转变工业生产方式和企业经营理念的客观需求，低碳、环保、绿色的生产活动是企业在全社会经济绿色转型中应当选择的转型趋势，在宏观绿色升级大环境下，企业在微观层面布局低碳生产与可持续经营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最合理高效选择;

第二，在碳中和“1+N”政策体系下，面对各行业推动和实施的低碳政策措施与激励惩罚机制密集出台，企业在政策环境下具有充分挖掘碳中和政策优势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第三，随着环境披露机制逐渐成熟和完善，企业生产经营所产生的环境影响具备科学评估和量化的现实基础，而在碳中和顶层设计的引导下，企业融资越来越与其环境影响所挂钩，企业通过改善和提升生产活动的环境兼容属性是实现可持续融资和经营的切入点，同时碳中和目标下的绿色金融创新也带动了企业的机遇探索，例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下的碳资产融资、转型金融下的工具创新;

第四，随着全球绿色低碳竞争的开启，在微观层面上，企业的生态属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也是企业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碳中和目标下各行业通过绿色转型以提升综合生产效率的方向是兼容一致的。

最后，综合历史延承、国际趋势、战略逻辑、社会基础几个层面的论述，碳中和顶层设计的高效出台，背后是一系列思想创新、国际潮流、发展需求等因素的综合推动。碳中和不仅是一场国际竞争，必须从全球角度分析国际低碳局势，也是一场国内全产业经济的变革，必须进行全面统筹与规划。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往往反映在其气候环境治理能力上，大国亦承担了较高的国际气候环境保护责任。结合国内外“碳中和”形势，中国需尽早规划达成路线和实施方案，积极寻求更新的发展模式，为绿色转型和气候治理注入新动力。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中国碳中和顶层设计的迅速建立和高效出台，是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绿色转型的客观需求和必然结果，也为生态共同体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政策与环境基础，更是在世界大变局下助力中国崛起的重要出口。

二、生态共同体助力中国崛起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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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成，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的基本宗旨和智慧，不是虚无的乌托邦，而是对不同文明和谐共存的思考，其实施路径多种多样，最为突出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落实，不断推进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逐步形成。在经济与政治全球化下，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逐渐重构全球治理范式格局。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气候共同体、生态共同体、地球共同体等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均是在环境问题的国际差异中建立中国诠释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在碳中和顶层设计带动的全行业经济绿色转型过程中，建立生态共同体是中国实现绿色崛起的路径和出路，具体可分为四个层面：

第一，积累中国经验：中国通过完善生态共同体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将为世界可持续发展进程积累中国经验，为全球碳中和目标贡献中国力量。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向大气排放了约1.5万亿吨二氧化碳，资本和财富的积累与碳排放密切相关，美国累积排放超过4000亿吨，占比高达27%，远超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同时期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贡献了极高的碳排放，是今全球气候治理难题的罪魁祸首。

区别于西方灾难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的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工业文明体系，中国探索可持续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路径是独树一帜的，与生态环境的兼容性是开展生产活动与建立生产关系的核心属性之一。中国正充分借助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其中，实现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生态进化的有机结合。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极为严峻的21世纪，先污染、后治理的高排放型的工业生产方式并不适合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更在发达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碳减排新阶段中带来了难以转变的模式惯性，而如何处理好发展与减排的矛盾是发展中国家探索全球低碳竞争出路的前提和基础。

由此可见，碳中和顶层设计对中国而言不仅是一次全面经济转型，更是中华复兴的一次观念、思想与生活方式的革命。中国建立生态共同体的过程，不仅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探索出一条生态经济之路的过程，也是为世界积累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经验的过程，以更低的成本(资源节约利用和环境保护)和更高的效率(降低能耗与污染并提高生产效率与质量)实现全行业经济的绿色发展。

第二，提升国际影响：在以气候治理主导的大国博弈中，中国借助绿色一带一路等国际战略，将开启生态共同体的多边进程，在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重塑中发挥中国影响力。

21世纪的大国博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气候变化正在塑造这一阶段的国际政治，应对气候变化议题已逐渐占据国际政治经济议程的核心位置。在以气候治理为主的全球博弈局势之中，我国近年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国际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全球环境基金最大发展中国家捐资国，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并与多个国家建立合作与对话机制，中国正在借助绿色一带一路等国际性的大国战略，逐渐建立起中国主导、多边参与的生态共同体区域合作进程，在包括气候治理在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合作中塑造中国的大国影响力。

在21世纪20年代，全球碳中和进程将成为重塑国际体系的重要转折点，从前在合作关系或政治联系并不密切的国家之间将有望在生态共同体格局下重新建立起信赖关系。在此期间，中国通过积极开展国际气候对话与生态合作，将主动抓住国际气候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战略机遇，在国际碳中和竞争中占据优势先机，与国内绿色转型进程下的产业升级创新相呼应，上实现国内与国外的绿色双循环。

第三，挖掘体制优势：中国在生态共同体的建立过程中，通过充分挖掘体制机制优势、信守气候承诺，将持续对外讲好中国生态文明与碳中和故事。

在国际社会上，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历来信守承诺，充分挖掘并对外展现了体制机制优势：例如，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在雾霾治理上达成了瞩目成就，坚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1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1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主要指标顺利完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218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64.3%，同比上升3.5个百分点。又比如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中国集中优势资源和力量，联合多方机构共同服务，举办了历史上首届实现碳中和的奥运会，全面唤起了全球人文生态交流的觉醒，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了中国信心。

中国在建立生态共同体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了关切人类长远安全的中国诚意，在国际舆论中，国际社会在环境领域对中国批判要明显少于政治领域，意味着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肯定。生态共同体理念的国际实践，是中国推进多边主义进程的重要途径，这使得我国对新时代多边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开创性贡献。中国将生态文明思想融入到了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只要在生态共同体等理念的指导下，中国通过中国行动向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就能建立起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解释权，在气候政治问题的国际舆论竞争之中争取中国优势。

第四，全面政策升级：中国在生态共同体下提升政策目标的方法智慧，将推动生态政策、绿色金融、低碳产业、能源转型等领域综合并进，并实现中央与地方协同发力。

生态共同体的建立，对中国带来了政策升级要求，这同样也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现实需求。中国提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是联合国《巴黎协定》气候治理进程中的大国承诺，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探寻生态共同体出路的中国实践。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过程是一次持久战，生态共同体的建立也是一场重塑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重要路径和历史进程，更是一场涉及各行各业且自上而下的全面绿色转型，不仅中央层面进行了宏观战略部署，更获得了涉及能源、工业、交通、环境、科技等近乎所有行业部门的全面配合，以及金融体系所提供的与之匹配的绿色金融资源支持。自碳中和目标提出以来，各级政府与各行部门均高度重视，积极探索行动方案，加快制定路径规划，将金融支持绿色发展、工业生产与产业链供应链绿色升级、能源清洁可持续替代转型等领域的各种要素纳入到了同一个生态经济系统之中，并实现中央和地方的协同发力，在碳中和顶层设计中充分提升了政策目标的方法智慧，在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道路上迈出稳健而坚定的步伐。

三、中国崛起的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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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十个明确”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在资源环境约束下，统筹环境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绿色循环发展等要素是探索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关键举措。

生态文明体制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重要目标，且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了五位一体的各个环节：从经济建设角度，生态文明理念在经济建设中承担并发挥了重要职责，将带动经济发展以不牺牲环境代价实现可持续增长，从生态让步于经济转变为生态与经济协同增效，在发展中国家乃至全球各国绿色发展进程中探索中国路径与经验;从政治建设角度，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理念也对政治建设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积极健康的政治文化、和谐友好的政治环境、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是提升决策议事协调能力和增强政治团结力的基础;从文化建设角度，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等领域的生态实践，更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建立生态领导力、提高气候影响力和讲好中国碳中和生态文明故事提供了文化基础;从社会建设角度，生态文明理念已广泛融入社会生产、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民群众的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意识显著增强，而生态文明理念又为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健康中国等社会建设目标带来了理论指导和路径探索方向;从生态建设角度，生态文明理念是生态建设的核心指引，更是资源环境领域最为深远和坚实的理论创新，为我国实现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三大层次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目标指向和实践动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生态文明理念结合五位一体布局，为中国建立生态共同体并落实碳中和顶层设计战略框架提供了理论指导。西方大国的工业文明体系往往是在逐利的基础上将生态环保视为社会责任或公共服务，但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明显区别于“西方灾难资本主义”，更具备文明性和持续性。生态共同体是中国实现大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方向，中国当前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增长和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中均是重要的增长极，而在生态领域的大国贡献更加不容忽视，这是21世纪气候政治时代中国赢得国际社会舆论认可和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领域。

生态就是文明，生态就是未来，建立生态共同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根据，也是进一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中国充分意识到生态文明理念的战略价值，通过推进生态共同体的建立，在世界范围内积累中国生态经济发展经验并贡献中国力量，最终为中国未来的大国绿色崛起指明前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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