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2月1日，在2025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分论坛“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对话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夫、意大利前总理兼欧盟委员会前主席罗马诺·普罗迪、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印度尼西亚前外交部长哈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傅小强。第一部分内容已发布，现将第二部分对话内容发布如下：（全文约10800字，预计阅读时间28分钟）

以下内容根据现场实录整理，未经演讲者审定：

王文：7位嘉宾从各自角度阐释了大变局、全球治理。我学到了三点共识：第一，他们都认为当下的全球治理都出了很大的问题，甚至认为过去更好；第二，他们认为在全球治理出问题的过程中，美国要担责；第三，他们认为未来会存在更多的变局。这些过程也引发了我很多思考。

接下来我想问各位嘉宾每人一个小问题，希望嘉宾们回答。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伊萨姆·沙拉夫先生，非洲到底应该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伊萨姆•沙拉夫：我可以讲一些例子。20年以前，我任交通部长，提出要访问中国，来看中国的海港，我的这个请求被拒绝了3次。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每个月都有很多外国部长和官员来中国。2017年时，我做了一场关于“一带一路”的讲座，讲座是面向55位非洲高级官员的，其中，31人根本不了解、不知道“一带一路”，而现在的情况想必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非洲国家的立场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要有一个平衡，而这其实挺困难的。因为20年前，如果评估当时的形势，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他们肯定会选美国。但现在，为了达到平衡，情况正在好转。中国实际上正在面临“媒体战争”，但我还比较乐观。

王文：谢谢，非洲在平衡美国和中国，但是欧洲好像稍微往美国偏了。所以我第二个问题提问罗马诺·普罗迪，如果您还是欧盟的主席，欧洲一定不会这么偏向美国。所以我的问题是，欧洲一直支持基于规则下的国际秩序，但现在很多新兴国家、“全球南方”国家都在呼吁改革“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您怎样看待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改革？如果您还是欧盟的主席，您会怎样推动改革？

罗马诺•普罗迪：如果我们的讨论是连贯一致的，那么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因为大家都认同我们现在正在走向“G2”，“G2”这个概念欧洲也在讨论。对于新政府和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目前缺乏共同的改革意愿。因为说实话，当我们进行这个讨论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是无力的。我们经常在欧洲说，我们能准备菜单，但餐桌上的主角是美国和中国，所以我们不可能改变当今世界的两个中心。

特朗普现在执政，可能会达成一些协议。如果我考虑最危险的事件，比如说俄乌冲突，除非两个大国之间达成了协议，战争才可能结束，否则就无法结束。这是欧洲的现实情况。我们有很多讨论，有很多思想的交流，但此时此刻，我们是无力的。

王文：现在欧洲感到无力，所以有时候中国社会会对欧洲有更多不同的看法。下一个问题我想问李君如校长。我们这一代学者都是读您的书长大的，您的很多想法都在影响着我们。您刚才对全球治理倡议的解释，我印象非常深刻。但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他们又有另一种担心，在主权利益和全球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犹豫。他们认为中国现在提出要参与全球治理，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我们当然要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有自己的利益，我们自己国家还有一些地方很穷，还需要发展。怎么平衡本国的主权利益和全球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呢？

李君如：你这个问题既深刻又深奥，还带一点复杂性。我想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来解决。比如我们这次参会住酒店，每天早晨起来都会到餐厅吃自助餐。酒店有为住店人员提供饮料、主食、水果、菜肴的公共餐厅，而餐饮服务必须考虑到中国南方和北方之间的饮食差异，必须考虑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饮食差异，也必须考虑到宗教之间的差异。

你去吃饭，就相当于一个有主权的个体在行使主权。你会选择不允许别人侵犯你的主权，不让别人干预你的选择。主体的选择性和自主性就相当于国家主权。所以要把两者平衡好，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从公共产品提供的角度，要考虑到普惠包容；从主权的角度，要考虑主体的选择性。另外对我们自己来说，如果我想做好平衡，就必须通过发展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让大家共享；而我如果现阶段做得不好、提供不了，也只有努力通过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才能让大家——也包括我自己——享受到最好的美食。

所以，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来解释很复杂的问题。

王文：谢谢李校长，非常有趣的解释，令人耳目一新。印尼处在一个非常好的位置，过去几年我去过印尼三次，我认为印尼是一个被低估的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下，印尼提出了很多全球治理方案，包括“全球海上支点”战略等政策。您觉得未来印尼应该怎样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哈桑：印尼一直在努力确保我们所在区域的和平和发展，这是我们对全球治理的贡献。自1995年联合国开始改革，印尼就一直在积极参与。谈到联合国的改革，我赞同这不可能明天就实现，因为改革受到了很多掣肘。

印尼在自己的地区非常活跃，在东盟内部一体化方面，印尼一直在积极推进。我们强化了与邻国的联系，这种联系覆盖了东南亚和东亚的伙伴，甚至更广阔的亚太地区以及印太地区的邻居。在这片区域内，我们处在一个战略要冲的位置上，不仅是对我们内部而言，还涉及世界上的一些主要国家。

其他的国家可能会在这个要冲点上展开竞争，但我们的态度是开放的，东盟也秉持着开放精神。我们是一股友善的力量，每年举办的论坛都吸引很多伙伴参加，这一点是令人鼓舞的。

王文：谢谢！我认为印尼和东盟的作用还会凸显。下一个问题想问郑永年老师。郑老师，您刚才讲的“G2”，可能大家会有不一样的看法，但有一点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如今在AI智能革命领域，“G2”现象是很明显的。过去这些年，全球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人工智能的公司和技术创新集中在中国和美国。在讨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这一技术现象时，又出现一个矛盾性的话题，在今年表现得尤为明显。过去我们总是认为人工智能的发明会给我们带来便利，人们很乐观，也乐于拥抱创新。但随着2025年以来具身机器人的兴起，如今已出现能够跳舞、打拳击、参与体育项目的机器人，人类普遍对AI进步的伴生风险，甚至对人类被替代的可能产生了更多忧虑。郑老师，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应当如何既鼓励持续创新，又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加以控制和防范，这两者之间应如何实现平衡？

郑永年：首先，关于人工智能，你说“G2”，我认为千真万确。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技术和产能越来越集中在中美两国，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

人工智能的治理模式现在大致有三种。一种是美国模式，完全“去监管”。美国在联邦政府层面到今天为止没有出台任何针对人工智能系统的监管体系。过去拜登政府时期还下达过一个总统行政命令，现在特朗普刚重新执政就取消了这个命令。

欧洲模式是另外一种极端。欧洲人善于制定规则，所以欧洲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监管很严格，甚至可以说“把企业监管死了”，过度的监管导致很难出现有竞争力的企业和应用。

中国处于两者之间，比两边都更好地处理了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但是我自己的判断是，监管还是有点多，发展不够充分。你去看美国的人工智能人才，大概有44%是华人，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应该不在少数。也就是说，可能因为美国“去监管”，使得中国很多落不了地的技术流向了美国。

王文院长说得非常对。这几年，从Geoffrey Hinton等人的讨论开始，人们越来越注意到人工智能的负面效应。我自己从研究互联网到研究人工智能，以前我们称之为“赋能”，现在我感觉人工智能的“去能”效应远远大于它的“赋能”效应。所以我用了一个词，不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而是Artificial Ignorance。

有三个“被”：第一个“被”，是越来越多的工作和活动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第二个“被”，是“被殖民”。我最担心的是，我们学美国、西方，吃饭、穿衣服互相学习都是可以的，但思维绝对不能完全一样。现在人工智能对人类思维的“殖民”越来越厉害。大家去想一想，OpenAI跟DeepSeek，一个是美国的，一个是中国的，底层逻辑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同样的一个——数学。这样一来，以后的世界会非常boring，世界说同一种“语言”、按照同一种思维方式，没有多样性了，如果往极端一点说，这非常接近“人类的终结”。

第三个“被”更麻烦，尤其要重视，就是“被欺骗”。现在的deepfake（深度伪造）已经到了什么样的水平？现在互联网上可能有20%—30%的信息是人工智能产出的。再过五年，我推测会有80%的信息由人工智能产出。到那个时候，整个互联网就将陷入混乱。

因此，我觉得美国模式在技术上很先进，但它只造发动机、不造刹车，总有一天会产生问题。欧洲模式则是只造刹车、不造发动机，也不行。像中国这样，既造发动机，又造刹车，这种模式还均衡一些。

我最近也见到了一些美国学者，他们非常羡慕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好，还能监管人工智能，而美国政府现在没有任何能力主导人工智能的发展，过于资本主导，我个人认为非常危险。尤其不要忘记，基辛格老先生生前最后一次到中国来，他提到“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G2’谈判决定世界的未来”，我相信这一点。

王文：您刚才讲的问题非常重要。今年我的一些学生交的作业都是由人工智能写的，让我非常苦恼，未来这确实会是个很大的问题。关于人工智能，李校长，你有什么见解要补充吗？

李君如：我插一句话。因为永年讲到人工智能和全球治理，讲到了基辛格。2023年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之前，两国的智库先进行了对话，我是中方代表团团长，美方的团长是基辛格博士。正式对话之前，我们视频对话的时候，他提了一个问题：关于“人工智能条件下的世界战争预演”。等我去的时候，基辛格博士已经生病了，他的学生约瑟夫·奈担任美方团长。约瑟夫·奈说，我的导师还是要我问你这个问题。

我当时说，人工智能目前处在“智”的方面的发展阶段，智商能否超过人类，这是可以研究的。但我担心的不是智商的发展，而是情感的发展。人工智能一旦具备情感，它的爱恨抉择将会复杂化，甚至会导致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因此我说，从人工智能的角度讲也好，从科技创新的角度看也罢，不仅要考虑“智”的方面，也要考虑“情”的方面，要让它向善，而不是向恶。但是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人也好，推销的人也好，都有各自的利益和想法。

那次对话结束后，约瑟夫·奈转告我，说基辛格博士很赞成我的看法：人工智能要秉持“向善”的原则，不能让人工智能“有爱有恨”；如果它爱或恨某人，人类将面临巨大危机。 

王文：谢谢李校长！这个观点也非常重要。一提起人工智能，我们有很多话题可以讨论，再聊两个小时都不够，但我希望回到另外一个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的热点，就是俄罗斯。我要再隆重地介绍一下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先生。我认识他好多年了，他在俄罗斯非常重要，可能中国的读者或者中国的观众不是特别熟悉他。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我把他称为“普京总统的身边人”。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每一年的瓦尔代俱乐部年会，都是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先生主持的，他就坐在普京总统的身边，主持普京和全球学者的对话，大概超过十年了。所以他应该很了解普京总统。卢基扬诺夫先生，我想请问您：普京总统到底是怎么样设计新的未来多极世界秩序的？您有没有在他身边听他讲过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您是怎么考虑未来这个新的多极化的秩序的？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要说读他的心思，我肯定还不够。当然，我会试着来解读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也提一下刚才非常有意思的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

我们需要把人工智能放在历史视角中来看。这是第一次，一个革命性的、颠覆性的技术进步带来了更多对未来的恐惧，而不是希望，因为人类还不了解终局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所有的人工智能开发都是成功的，那么谈到多极世界秩序——普京总统也经常谈这个议题——在俄罗斯的政治领导人和学者中，有一个观点：多极世界本身并不是一种秩序，而是一种环境。我们都生活在多极世界的环境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已经形成了切实的原则和规则。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解决之道也在于此。

这也就意味着，以前谈到世界秩序的时候，二战之后的世界秩序是以机构为基础的。无论它奏效还是不奏效，我们都为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建立了这些国际机构。在冷战中有一种世界秩序，在冷战之后这种世界秩序又发生变化，但仍然是以国际机构为基础的。

不过，这种框架现在开始坍塌了。我们可以批评特朗普政府要为此负责，但事实上，特朗普并不是根源，而是一种现象。真正的根源，是之前的系统内部早已出现了问题，直到演变至今。多极世界，我同意普罗迪先生所说的，我们现在又回到了“战前的世界”，因为整个国际秩序不一样了。中美两国当然是大国，但是不可能由“G2”来单独创造这个新的秩序。

王文：谢谢！刚才六位嘉宾讲了一个核心的原因之一，就是信任问题，无论是当下人类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信任，还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信任，或者解决当下冲突各方之间的信任。我想向傅院长请教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到过“信任赤字”，怎么样去弥合未来国家之间、人类之间、人与技术之间的信任问题？

傅小强：谢谢！我认为还是要增加了解。现在世界要“读懂中国”，如果世界都读懂了中国的文化，我认为“信任赤字”就会大大减少。现在主要的一个赤字原因，是由美国毁约、退群所导致的“礼崩乐坏”。现在在中美竞争背景下——刚才讲到了“G2”——我认为“G2”可能是一个中间过渡状态，由中美竞争引导的格局，导致了很多赤字问题：南北之间的赤字、南南之间也存在着赤字。

我想，在联合国框架之下，应该设立一个“大国信任重建工作小组”，由主要大国牵头，对一些低政治敏感度的具体问题，比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网络安全或者人工智能风险，进行具体治理，从这些方面积累信任，以具体成果来积累信任。

习近平主席讲过：“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我觉得只有通过持续的、务实的、创新的、在“小问题”上的具体合作，增强国家之间、人类之间的交流交往，才能为全球治理倡议注入新动力，为人类福祉开辟新的前景。谢谢！

王文：谢谢傅院长！刚才七位嘉宾讲得非常好，我们延长大约5分钟的时间，看看在座各位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可以举手。

提问1：我想请几位专家再继续阐述一下，如果中国要发挥大国的作用，需要在新的时期向世界提供多少公共产品？谢谢！

提问2：我想问一下李君如校长，大家都知道数据是人工智能的核心基础，我们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在网络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者之一，我们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11月16日提出了《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倡议》，展现出了我们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网络大国的担当和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我们中国在未来的全球数据治理中应该做哪些贡献？

提问3：我想请教郑永年院长，您怎么看日本和中国现在的紧张关系？

提问4：各位专家好！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们国家正在推行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其他国家可能也在实现自己的现代化。从你们的角度来看，特别是国外的几位专家，中国式现代化对你们国家是否有借鉴作用？另外我也想知道，我们的现代化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共同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否能带动其他国家的现代化，相互促进？

王文：非常好的四个问题，罗马诺·普罗迪先生，您先选一个问题回答。

罗马诺·普罗迪：我们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分裂。与冷战时期相比，今天的世界已经完全不同。在当前的格局下，中国有必要采取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对美国而言，其政策出发点也十分清晰。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人口众多，虽然耕地面积仅占全球约7%，却养活了如此庞大的人口。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全新的政策思路，这与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政策完全不同。

尽管权力集中的旧有形态仍然存在，但新的冲突不断浮现，它们与旧式的大国关系模式并不相同。我认为，当前新的全球治理体系能否真正建立，关键取决于一个条件：那就是美国与中国之间能否达成共识。这一点至关重要。

王文：郑老师，请您回答一下中日关系问题。

郑永年：中日关系，不回答也不行，因为问题已经摆在我们眼前了。我的看法是，大家要理解历史、要了解历史。日本侵略的历史从来没有被彻底清算过，只是审判了几个战犯，它的人事、组织系统、意识形态，在冷战发生之后，被保留下来了，从来没有被清算过。所以日本总是会跳出来。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日本在二战以后崛起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但从来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是美国使它不完全拥有主权。它的安全和外交事务，都是美国说了算。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快速成长，又被美国打压下去。所以80年代石原慎太郎这些右派人物提出“Japan can say NO”，那是对美国人说的。后来日本人发现，直接对美国说“No”，马上就会被美国打压下去。所以从小泉纯一郎开始，到安倍，再到现在的高市早苗，不过是安倍路线的继承者。他们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反中亲美”，通过“反中亲美”的方式来实现国家“正常化”。但它的真正目标还是美国，因为中国对日本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管控力”。

所以我告诉美国人，日本一旦实现所谓“正常国家化”以后，将来如果再有大的冲突，未必是我们所说的那种传统战争，而可能是“核珍珠港”。这一点我们要看清楚。

王文：是的，我也很同意。我曾与基辛格先生当面交流，如果日本有核武器，第一个投向的目标，可能不是中国，而是美国。我是非常赞同这个判断的。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先生，您有什么看法？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我非常钦佩中国式现代化，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范例，也和中国文化密切相关。我们能够想象，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经验到自己身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向中国的现代化学习，包括欧洲、俄罗斯和美国在内，都要学习。但归根结底，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模式。

哈桑：在发展和现代化这一问题上，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正在密切合作，特别是通过与中国之间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认为，中国在很多方面都非常慷慨地帮助我们。战略性合作关系意味着我们在更高的层级上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双边关系，所以不仅仅是贸易，还涉及技术转移、数字技术等议题。我们不断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印度尼西亚和我们地区的其他国家，都从“一带一路”倡议中受益。比如说，在印度尼西亚，我们三年前建成了180公里的高速铁路，将雅加达和其他地区联系起来。但我们并不满足，因为太短了，我们现在也开始进一步探索，已经开始了初步讨论，如何能够进一步延长高速铁路，从而覆盖整个爪哇岛，这是我们的计划。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当然，不仅仅是道路和交通运输领域，经济方面等很多其他领域也是如此，非常感谢。

伊萨姆·沙拉夫：就中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而言，通过这些全球倡议来看，实际上有两点非常重要。首先，所有这些倡议都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中，包括和谐、和平、包容等等。其次，关于这些全球倡议，我相信，当美国和其他大国真正停止干预其他国家内政的时候，中国提出这些倡议的必要性才会减弱。在此之前，中国提出倡议是有其历史使命的。

李君如：公共产品是中国对人类进步作出的贡献，也是应尽的责任。有哪些公共产品呢？目前提出的四个全球倡议，就是我们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它们所追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本身也是一种公共产品。我们致力于做的，就是提供这些公共产品。

但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公共产品。这个经验，我们可以向世界展示、贡献，但是用不用、怎么用，由世界各国自己决定。因此，我们向世界介绍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时候，总是讲一句话：“我们不是要你们照着我们去做。中国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照抄照搬别国经验是要吃亏的。但我们希望你们也能尽快找到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我们会把我们的经验分享给你们。”这也是“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的主题“新布局、新发展、新选择”当中的“新选择”。这个“新选择”我们反复推敲，其依据就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为什么讲“选择”？我们介绍的这些经验，不是要人家“照单全收”，而是供大家选择的。因此，对于公共产品，国际社会若提出政策应该怎么去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是供大家使用的；而我们的发展经验，是供大家选择的。这两大类要做一个区别。这是中国对世界应尽的责任，也是对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应尽的责任。

刚刚讲到的命运共同体问题、数据治理问题，这些问题都非常深刻，也非常复杂。首先第一条，是对数据治理的认同与否——要不要治理？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向大会致辞，讲到网络空间治理的问题，有些国家就提出了异议，认为互联网是“自由世界”，不存在治理问题。郑必坚老先生此前讲道：“现实世界、物理世界有治理问题，虚拟世界也有治理问题。无论物理世界、现实世界还是虚拟世界，都有人在其中活动，凡是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有治理问题。”所以，习近平主席提出虚拟世界的治理问题，是正确的。同样，数据治理首先要达成一个共识——需要治理。

这两年，中国AI产品雨后春笋般迸发出来，AI的“幻觉”大家也注意到了。用DeepSeek去搜索很多东西都会出现幻觉。另外，AI造假也非常明显。我自己就做过实验：我和我夫人结婚50年时照了相，然后我用DeepSeek把它处理成两个人做同样的动作。我当时说“哎呀，我爱人太像我了”。如果我和其他同事的合影被人用AI“做个假”，你怎么看得出来？所以第一是AI的幻觉，第二是AI造假，第三是AI的侵权。数据到底是归自然人所有，还是归法人的、公司的，还是归政府的？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彻底解决。

在中国，第一个对数据确权的，是深圳。深圳立法规定，数据权归自然人所有，法人要使用数据必须征得自然人同意，政府要用，也要自然人允许。但是我知道，中国人一般对数据权的意识还比较弱。我们每天的行动几乎都留下数据。比如我们在这里开会，数据就留下了：几点钟、什么人进了这个会场。这些数据是归我个人的，还是归这个酒店的，还是归“读懂中国”会议主办方的？谁也没有想过，因为还没有被用来做坏事。如果用数据权来做坏事，那就不得了了。

另外，还有算力的问题。我是正式提出过不要过度鼓励某些算力应用，可以用，但要审慎。因为目前的算力很多还是模拟型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据。模拟是“生成—消失”的，用完就不存在了，但数据可以长久存储。你的脸部数据可以存储在电脑里，也意味着我可以用3D打印机把它打印出来，把你的脸打印出来以后，用你的人脸去做坏事。因此，我一直提醒，刷脸这件事情要严格控制。

数据治理，第一是是否要治理的问题；第二，既然要治理，就要确权，明确这个“权”是归谁；第三，要有治理的数据法规；第四，要有专门的治理机构。我个人倾向于“数据必须治理”。但是全球数据治理问题更复杂，那就要讨论全球治理体系，设立一个相应的机构来立法。

王文：好，谢谢李校长。李校长刚才讲得太精彩了，刚才这一段完全可以作为主持人小结的开头，非常重要。李校长刚才不断地讲“要治理、要治理”。“治理”这个词，对应英文的Governance。而Governance这个词在中文里还不仅仅是“治理”的意思，还是“管理”的意思，还是“管制”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乱，还是要管起来，而且要把它“好好管起来”。

而恰恰这就是刚才一位听众提到的——现在中国到底能给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国际公共产品——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不要以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是商品、钱、资助、援助，那还是基础层面的。最重要的，还是李校长讲的“思想层面”。中国是主张一个国家要管起来的、要治理起来的。但是这个观念西方国家不一定都赞同。尤其是80年代以来，很多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观念，是“不要管、要自由”，是“小政府、大社会”，是“市场说了算”。现在看来，这种观念是有问题的，至少纯市场主义、纯自由主义的观念是错误的。而这恰恰是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我们在更新世界的思想。

过去一个月我特别忙，带了非洲六个国家的政党精英在中国人民大学全球领导力学院攻读博士、硕士学位。他们经常问一个问题：“非洲怎么样才能像中国那么富有？”我回答的第一条，就是要改变非洲人的观念。中国为什么能够富起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开始就秉持一种理念，“致富是光荣的”。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改变我们观念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现在我的结论就是：我们今天讨论“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其实就是在向世界提供一种非常重要的新思想、新观念。那就是，过去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治理观念可能存在问题，而中国提供了新的治理观念，包括四大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等。这些理念的提供，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非常优良的全球国际公共产品。

而今天在“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上，我们来讨论“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本身就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变局”——那就是中国正在努力用我们的观念供给、思想供给，为全球治理作出新的贡献。

特别感谢七位杰出的嘉宾、专家，为我们提供了杰出的思想。再次用掌声感谢！我们今天的讨论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各位的聆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