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9月16日以“回顾与展望：‘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为主题的思想者论坛上的发言，转自9月23日观察者网，阅读量已突破30万。

是我们中国学者的思想深度不如他吗？我觉得不是。是我们不会包装自己！美国学者的知识包装营销能力极其强，这是美国知识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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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故事不够精彩？还是中国学者没有思想深度？为什么总是讲不好中国故事？”

在9月16日，以“回顾与展望：‘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为主题的思想者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用自己的经历，对全场发问。在他看来，西方学者赢就赢在对知识的营销和议价能力上。随着“一带一路”提出十年，越来越多国家愿意为中国知识付费，“一带一路学”已经开始萌芽。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参加思想者论坛

王文：再次感谢邀请，向张维为老师、金仲伟总编表示致敬。复旦大学中国院成立十多年了，观察者网也十多年，人大重阳也11年了，“一带一路”同样也是十年了。坚持就是一种力量，伟大是靠熬出来的，很不容易。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一带一路’与全球话语体系重建”。这十年来，“一带一路”的确在推进中国话语的崛起，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讲，这张图是2013年以来人大重阳“一带一路”全球调研与宣讲图，蓝色部分是我与同事们去过的国家，差不多有100多个，南极洲也去过了，如果不是疫情，非洲和中美洲部分应该也能走遍。

经常有一些领导或同行来调研，都会在这张图面前感慨，问我们得花了多少钱？我非常自豪地讲，这些调研几乎没有花过学校和重阳教育基金一分钱。为什么没有花？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观点，“一带一路”助推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价值。

没有“一带一路”之前，中国学者在国际知识体系中并不占优势。民主、自由、法治、人权、金融，这些都是西方人的知识，外面很少会请中国学者去讲这些。但有了“一带一路”以后，大家都在问什么是“一带一路”？这是中国独创的知识，当然要请中国的学者去讲。“一带一路”提出后，助推了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价格，越来越多的学者受邀到国际上讲学，越来越国家愿意为中国的原创知识付费，这是以前没有的事情。

但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对知识的营销能力和议价能力非常强，他们的思想可能并没有那么有深度，但是他们懂得如何高度浓缩自己的知识，用一个词就让你明白。我讲一个自己几年前亲身经历的故事。西方有位极其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发现的一个概念，几乎所有上过大学的成年人都知道。他唯一一次到中国来，是我牵头邀请的，演讲费高达12万美元，而且来回头等舱，前后在中国只呆了一个晚上。

原本我还想安排一些中国学界同行与他交流，他说，到中国来没什么好和对话的，中国学者的思想太贫瘠了。他内部讲了一个多小时，吃了顿饭，就飞走了。

这件事至今仍刺痛着我。是我们中国学者的思想深度不如他吗？我觉得不是。是我们不会包装自己！美国学者的知识包装营销能力极其强，这是美国知识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十年下来，西方很多概念都被中国学者解构了，这是一代学者的努力，但是还不够，双方差距还非常大，这从一个数据上就可以看出来。

2021年中国图书市场进出口贸易数据是一个折射。当年，中国图书出口数据是多少？不到1亿美元，这里还包括大量古代名著、儿童读物等等。而中国进口的是多少？将近9亿美元。1：9，可以说是外国碾压中国学者、碾压中国的知识生产力。是我们的思想太差吗？不是。是我们知识包装、溢价与营销能力太差。

西方把自己的话语通过包装、营销卖给我们，我们花了钱买他们的知识，还要被他们忽悠，这就是西方话语的营销能力。所以，我认为未来十年，“一带一路”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标价、溢价能力需要极大的提升，尤其是年轻学者要学会在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之内抓住人的心，让他们听进去。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也在助推中国经济话语的崛起。中国道路的成功，让世界开始重新思考经济增长的逻辑，基建先行模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以前西方讲“市场万能论”，但我们强调的是政府规划与市场需求结合，这也是“一带一路”的逻辑。我们在非洲修了8000多公里的铁路、1万多公里的公路，10亿美元以上的基础建设投资了130多个，对当地的拉动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相比于西方抵消的跨境融资模式，中国推行的是F-EPC多元融资模式，这是西方没有做过的，我们的多元融资模式是巨大创新。

2019年8月2日，在安哥拉洛比托铁路项目现场，中国中铁二十局本格拉铁路项目员工在进行铁路维护。新华社发（柳志摄）

我们的基建推动经济增长模式对应的是索洛的全要素增长模式。我们的国家规划、市场需求结合是和诺斯的国家理论相对应的，诺斯讲国家制度要健全，实际上是为他的自由主义理论、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制度辩护。我们的EPC多元模式对应的是的投资组合理论，马科维茨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这个方面看，哪位中国学者能破解“一带一路”经济逻辑，就有可能成为第一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人。

另外我们的组织力量也要走出去。我们现在约有800万中国人长期在海外工作、生活半年以上，约8万家中国企业长期在海外经营，约8万亿海外资产存量。在国内，中国是服从党的领导。在海外走出去的过程中，党组织的三大优势潜能即纪律性、奉献性、组织性现阶段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有时候让人感受不到中国的强大，感受不到中国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及中国发展背后的奥妙和哲学魅力。

西方讲国际政治都是现实主义那一套，讲大国逻辑都是“国强必霸”，“一带一路”提出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受到空前挑战，“国强必霸”的大国政治逻辑被重写，合作共赢而不是利益博弈，正在逐渐占据非西方世界政治的主流。

在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也在呼唤中国国际政治学，未来我们的话语崛起是用共赢主义去对抗摩根索、沃尔兹主义；“一带一路”公共产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更文明的未来，是文明型的国家；“一带一路”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世界历史的重新开始。

在我看来，要构建“一带一路学”，还面临七大问题：

1.理论体系构建问题。“一带一路学”是一个融合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的交叉学科，如何做到理论自洽？怎样加强可操作性，我们要做成本收益分析、主体行为分析，不要老是掉入西方的“债务陷阱”话语里。另外还有内外部理念表述的认知统一问题。

2.定位与目的研究，想明白我们要什么和不要什么？我们经常说不要霸权，不要掠夺，那要什么？我们现在就是没有说清楚这一点。

3.运行逻辑研究，经济学逻辑是研究包括重塑全球价值链、双向“嵌套型”分工环流、全球化区域主义、对外经济开放新格局、外贸新业态、优化地区要素禀赋与资源配置、重构陆港海运的经济地理等等，非经济学逻辑主要是指新制度建设、全球治理观、世界秩序重构、亲诚惠容理念、义利观、大国博弈。

4.治理结构的研究。“一带一路”到底是什么？是国际组织？还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式？双多边合作框架？关税同盟？共同市场？这些都没有说清楚。它的边界在哪里，到底是区域主义的还是多边主义的，还是周边合作的？另外还有导向研究，是一种机遇，还是合作机制，一种新型公共产品？还有机制性的研究，投融资机制、税收机制、安保机制、争端解决、组织协调等等，这些治理结构的研究都没有深入下去。

5.对接研究。经常讲要和世界上每个国家的战略进行对接，但是很多对接机制研究得不够透，以及与西方领衔全球治理体系、区域合作机制的对接，也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6.风险研究。包括风险本质与演变、风险的种类与形态、风险的来源与追溯、风险的规避与化解等等。

7.案例研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大量走出去案例，但具体的项目分析、城市企业个人的案例研究太少了。

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15年的时候，中国知识学界还在讨论“姓资还是姓社”这样现在看来非常愚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十年对“一带一路”来说还是太短了，很多问题都还是懵懵懂懂，“一带一路”助推中国话语的崛起才刚刚开始，“一带一路”学科化、理论化的进程仍须艰难前行，也需要像今天在座各位这样务实的话语构建者。

再次感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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