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绿色金融工作小组以来，10年间绿色金融在中国实现了规模和质量跃迁式增长。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在“绿色金融十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发布了《中国绿色金融十年发展回顾及未来改革方向展望》报告。该报告论文版刊发在《国际金融》2025年第4期，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行业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刘锦涛。现将全文发布如下：（全文约16000字，预计阅读时间42分钟）

摘要

自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绿色金融工作小组以来，短短10年绿色金融就在中国实现了规模和质量跃迁式增长。对中国而言绿色金融不仅是应对资源环境问题的金融对策，更是探索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未来方式以及发展中国家面对气候环境约束的出路探寻。

绿色金融的十年跃迁展现了从概念到制度、从理论到实践以及从整体到局部的发展内涵转变，其根本动因在于转型目标对资金的巨大需求下，中国绿色金融的政府主导性克服了其公共品属性对增长的制约。绿色金融不仅推动构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服务于经济转型结构性需求的金融发展模式，也为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建立了绿色沟通和交流渠道。

绿色金融未来改革的方向在于进一步通过公共品属性改革、匹配绿色新业态的货币化改革、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等方式，构建充分发挥绿色金融治理效能的行动路径，为碳达峰拐点之后的零碳转型进程提供动力。

关键词

绿色金融；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碳中和

正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新局面，而绿色金融的起步和高速发展蕴含其中，并回答了中国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自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绿色金融工作小组至今，绿色金融在中国的发展已走过了十年，在规模和质量上实现跃迁的同时，其发展内涵和发展机制也在不断走向成熟。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市场的可持续金融、气候金融等概念，中国的绿色金融有独特的基础概念和基本特征，是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方向，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社会经济可持续转型等目标的金融活动和金融对策（王文、刘锦涛，2024）。

结合2014—2024年间国家发布的与绿色金融相关的政策和文件分析，相比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绿色金融对中国至少存在以下几项特殊意义：一是通过发展绿色金融，探索工业化国家面对全球资源环境约束的出路；二是支持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共同富裕等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目标（马骏，2015）；三是展现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大国形象；四是通过生态价值实现机制为未来金融支持可持续发展实现方法论创新。

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绿色金融自起步以来的十年跃迁，正是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重要探索，为实体经济实现向清洁化与低碳化转型建立和夯实了基础，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的有力实践，充分展现了其市场认可与发展前景。

然而，绿色金融进入高速发展期后也需要进一步加快与之匹配的思想创新和理论创新，并解答如下问题：一是绿色金融除了作为一项面向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对策以外（Akomea-Frimpong et al.，2022），对中国对内发展、对外交往而言有何重要价值，这是继续拓展并壮大绿色金融的根本动力。二是如何最大化发挥绿色金融的治理效能、优化资源配置，使其实现传统金融无法覆盖的特殊目标（林诚和曾晓漪，2024）。三是需要在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框架下思考绿色金融未来的改革方向，以支撑绿色金融成为中国长远发展的动能。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一是梳理了绿色金融在中国十年间跃迁式发展的特征和内涵，拓展了对其根本动因的思考，解答了绿色金融自提出之后为何以较快的速度被中国认可与接受，并形成全球最大的绿色金融市场之问；二是对绿色金融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以及对外开展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的机制和路径进行了总结与论述；三是构建“政治—经济—金融”三元协同框架，为绿色金融未来改革方向提出政策建议。

01

文献综述

自2014年以来，伴随着绿色金融发展规模和市场实践的快速推进，关于绿色金融的理论研究也沿着其本身发展的驱动因素以及对产业转型的作用机制（王洁玉等，2024）两条路线在不断成熟，即绿色金融为什么能发展、绿色金融怎样发展这两个基本问题。

一方面，绿色金融受政府战略和市场需求的驱动，通过构建激励机制和完善监管框架不断激励绿色投资的快速发展（周新苗等，2021）。在绿色金融发展初期，政府的政策推动必不可少，政府的适时干预可以消除发展初期的市场分割现象及市场要素分配的扭曲（马骏，2016）。随着顶层设计的不断强化，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被纳入金融机构的发展战略规划之中，加强了绿色金融发展的内生动力（董捷，2013；王志强，2020）。

另一方面，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和新型绿色产业发展起到了引导和支持作用。从实现机制来看，国内外学者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角度，探讨了绿色金融通过降低能源强度和提升绿色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来实现碳减排效益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蒋俊锋，2024）。

绿色金融加速了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的绿色转型，提升了经济发展的技术含量（马骏，2015），通过引导社会资本逐步从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重工业行业退出，进入到环保和低污染的服务型行业，战略性地引导金融资源流入绿色环保产业（高原等，2022），并为绿色企业提供有利的融资条件、绿色补贴或风险补偿，促使其加大绿色研发投入。

然而，既有文献对绿色金融的驱动因素和作用机制的探讨是普适性的、全球性的，而在中国绿色金融如何能在短时间内实现高速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和动力，以及除引导资金进入绿色低碳产业以外，绿色金融对于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潜在重大价值两个方向上，仍具有进一步拓展研究的空间。因此，探讨绿色金融在中国十年跃迁过程的发展内涵和基础动力将有助于把握和挖掘绿色金融的内核，丰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理论成果与实践要求。

02

绿色金融的十年跃迁进程与其发展内涵

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工具，绿色金融在全球范围内经历了从概念提出到政策实施，再到市场机制成熟的多个阶段。其发展历程不仅反映了主要国家对环境保护重视程度的不断提升，也体现了金融领域对经济发展目标的适应能力。

绿色金融的理念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丹尼斯·米都斯研究小组发布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当时环境保护意识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觉醒。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发布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20世纪90年代，全球掀起了对绿色金融的初步探索，主要集中在绿色信贷、环境责任投资等方面。199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修订的《金融业关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声明》发布，全球多个金融机构加入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金融业发展战略（王洁玉等，2024）。这个阶段的绿色金融更多是一种理念和倡导，政策和市场机制尚未成熟。

进入21世纪，全球气候问题愈发严峻，国际社会对绿色金融的关注和投入显著增加，并从转型金融、气候投融资、碳金融等方向拓展了绿色金融的实践范畴。2007年的《巴厘路线图》、2015年的《巴黎协定》等国际协议的签署，标志着绿色金融进入政策推动的新阶段。

各国政府相继推进绿色金融分类标准、绿色金融信息披露、绿色中央银行政策、碳市场政策等绿色金融政策（文书洋等，2024）的制定和完善，推动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市场工具的发展，建立起绿色金融的基本框架和操作机制。

而中国绿色金融十年的跃迁式发展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相比于支持非绿行业的传统金融，绿色金融具备持续提升的市场增速；二是中国绿色金融自起步以来用较短时间就发展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发展效率远超其他国家。

（一）市场规模与质量的跃迁式发展

过去十年，绿色金融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对国家经济、环境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市场规模来看，绿色信贷融资占绿色融资总量超过90%，绿色贷款余额从2014年年末的6万亿元跃升至2023年年末30.08万亿元（见图1），自2018年以来绿色贷款余额占全行业贷款余额比重逐渐提升，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24年第三季度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已达35.75万亿元，同比增长25.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7.5个百分点；

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绿色债券市场，贴标绿债发行规模从2015年的2052.31亿元迅速增长至2023年的0.94万亿元（见图2）；

而从行业投融资需求来看，2015年可持续能源、工业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修复等绿色行业的投融资总量为1.65万亿元，而2023年已增长至5.31万亿元（见图3），2023年增速超过50%。

绿色信贷与绿色债券融资作为中国绿色金融融资的主要来源（占比超过95%），其规模的迅速增长体现出两大基础特征：一是纵向比较，中国的绿色融资活动具有比传统行业融资活动更高的增速，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绿色金融存在额外的增长动力；二是国际横向比较，中国仅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发展为全球第一大绿色信贷市场、第二大绿色债券市场，成长潜力超过欧美等发达经济体。

通过引导资金流向环保产业和绿色项目，绿色金融促进了清洁能源、节能减排和环保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提升了整体经济质量。大量资金投入到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项目中，可有效改善空气、水体和土壤的质量，减轻生态压力，并促进社会责任意识的提高。企业和金融机构通过参与绿色金融，履行了社会责任，提升了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政策支持、市场需求和国际合作共同推动了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全球绿色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式现代化有别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并不是要彻底否定或抛弃资本，而是要合理地驾驭资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是社会主义合理驾驭资本的前提（郗戈，2023）。绿色金融在短短十年内实现跃迁，意味着市场对于“驾驭资本”的新模式的迅速认可。尤其是2020年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并自上而下开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碳减排行动之后，绿色融资以每年超过30%的增速高速增长。绿色金融是支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有别于西方金融业的核心在于中国的金融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而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色金融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发挥公共品属性、降低对高碳成熟行业的支持，正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和理念的典型体现。

（二）“自上而下”的制度演进与“自下而上”的地方进展

据不完全统计，在“双碳”目标提出后，从中央到地方每年至少要发布100多份绿色金融相关文件，其中至少四分之一是绿色金融的专项文件。

十年来绿色金融的制度演进主要体现在政策框架的逐步完善、金融产品的创新和市场机制的健全等方面，基本上以“自上而下”的模式向细节推进。自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绿色金融工作小组以来，绿色金融的制度建设逐渐走向系统化和规范化（见表1）。

政策框架的逐步完善为绿色金融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六部委发布了《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这一指导意见标志着中国绿色金融进入全面推进阶段。随后，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如《关于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绿色债券发行指引》和《绿色产业指导目录》等。

政策环境的完善不仅为绿色金融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引，也加强了对绿色金融活动的规范和监管。金融产品的创新推动了绿色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市场机制的健全为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中国逐步建立了绿色项目评估和认证体系，确保资金流向真正的绿色项目。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也不断完善，企业需定期披露环境相关信息，提高了信息透明度，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

绿色金融的地方进展从根本上为如何打破绿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建立了基础路径，并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形成经验反馈与创新回流。2017年6月，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五省（区）的八个城市（新区）开启了为期五年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平衡了政策效应和市场能级（王遥等，2023）。这一过程的成功与各地因地制宜的政策实践、金融产品创新、多样化市场机制以及区域特色探索密不可分。

地方层面的创新和实践，为国家层面的绿色金融政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数据支持，同时也推动了面向全国范围的绿色金融创新辐射。这种“自下而上”的回流机制，有助于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政策和产品，推动本地绿色产业的发展。其灵活性和多样性能够更好地适应各地不同的经济和环境条件，促进绿色发展的平衡和充分。同时，地方的创新经验和成功案例，通过政策反馈和交流，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绿色金融发展，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和循环。

（三）绿色金融十年跃迁的发展内涵及根本动因

绿色金融十年来实现跃迁式增长，其路径和机制具备三个角度的发展内涵。

一是从概念到制度，绿色金融实现了标准化转变。绿色金融不断被认可的过程，也是在思想和理念上不断深化的过程，这证实了绿色金融得到大力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历程，是一部从无到有、从概念到制度化和标准化的变革史。在这一过程中，政策支持、市场需求和国际合作共同推动了绿色金融在中国的崛起和成熟。

二是从理论到实践，绿色金融实现了工程化转变。绿色金融跃迁式发展与其高度实践性紧密相关。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传播，学术界和政策研究机构开始关注如何将环境保护与金融活动相结合，这一阶段的绿色金融更多的是一种理论上的探讨和倡导。而在政策的推动下，绿色金融的实践应用迅速扩展，逐步形成了一条工程化的实施路径。

三是从整体到局部，绿色金融实现了精细化转变。绿色金融走深走实的过程，也是其不断细化的过程，在绿色金融发展的初期阶段，中国着眼于构建整体性的政策框架，以应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紧迫需求。2016年《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是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绿色金融从概念性探讨进入系统性构建阶段。

随着绿色金融的广泛推广和实践应用，中国开始注重对绿色金融的局部细节进行精细化管理和优化。一是行业上的细化，标准化建设成为精细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绿色产业指导目录》明确了绿色项目的标准和范围，确保绿色金融支持的项目符合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也进一步规范了绿色债券的发行和管理。二是区域上的细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气候投融资试点、碳达峰试点等因地制宜的精细化探索不断形成适合各地特点的绿色金融发展路径，实现了绿色金融的精细化管理和广泛应用。

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与市场认可的基础上，绿色金融在中国实现跃迁式发展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的特色发展路径与需求。

一是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进程始终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具体而言，政府主导性更强，逐利性相对弱化。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以逐利为主要目标，对于绿色金融这一公共品缺乏实践动力，而中国通过政策主导型的绿色发展模式，在治理负外部性突出的环境社会问题中充分发挥了政府推动的有效作用，这也充分展现了中国金融特色发展道路的特征与西方金融业发展之间的明显差异。

二是中国绿色低碳转型目标对资金的需求量更大。这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据联合国《2024年排放差距报告》，2023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达57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中国占比达30%，在国际间技术差距（单位资金推动的碳排放减少量）无明显差异的基础上，中国必然需要建立全球最大的绿色金融市场以服务于全球近四分之一的温室气体排放；另一方面，中国尚未实现碳达峰目标，且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中间仅有30年的时间间隔，远低于发达国家70~80年的时间间隔，因此该过程对绿色资金利用效率的要求更高。经济绿色转型的本质是对原有生产与发展方式进行变革，需要大量的环境投资以及资本在产业间重新配置，这要求金融部门和环保监管部门等共同发挥作用（张建鹏，2021）。

三是绿色金融被纳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中的“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之中，绿色金融的顶层路线指引在数年内得到了迅速完善，降低了金融业的实践门槛与试错成本。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提炼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不断上升为规律性认识并持续丰富深化。与此同时，金融业自身也具有向可持续转变、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主观动力。

03

绿色金融对中国发展与国际合作的突出贡献

绿色金融的十年跃迁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赋予了理念诠释与内生动力，也为中国对外探索交流方式提供了沟通渠道。绿色金融是高度符合现代产业模式的金融业态，是中国追求高质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在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孤岛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大背景下，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局势不断进展的环境中，中国将绿色金融作为主要议题纳入高规格的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平台，已成为中国在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最大公约数”领域国际领导力的一次彰显（任康钰，2019）。

（一）推动构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金融发展模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使命任务。生态文明理念的确立，是一场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升级，生态优先的核心思想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环境兼容性的可持续发展观念为中国式现代化建立了理论与环境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之一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进程有赖于绿色金融实现中国金融的业态创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确立，是绿色金融、清洁能源、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在内的首要思想指引，更是绿色金融支持生态文明建设落到实处的道路根基。并且从绿色金融的本质而言，绿色金融是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金融实践（李学敏和王永昌，2021），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绿色发展意味着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同时确保自然资源继续提供我们福祉所依赖的资源和环境服务。

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农业生产集约化和城市化为人民群众带来了更大的繁荣和更高的生活水平，但同样也造成了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高需求，增加了生态系统的压力并影响了健康。中国很早便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致力于实现绿色经济。“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提出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消费。“十二五”期间环境污染治理总投资年均增长15%，2009年环境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1.33%。

与此同时，中国改革了环境管理机构，向公众开放环境信息，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领导委员会，明确能源效率和污染减排目标，鼓励地方政府追求环境卓越，采用市场机制减少污染。“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又明确指出，改善饮用水源和质量，控制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废物造成的污染，改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运营，扭转生态恶化，提高核安全，加强环境监管。环境目标包括单位GDP碳排放降低17%，单位GDP能耗降低16%，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1.66%（Lu，1997）。

绿色金融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平衡经济增长与生态延续的有效途径，达到了西方国家未能实现的新高度。

20世纪下半叶，西方科学家关注环境的危机状态，提出了包含经济和人口零增长原理的社会发展理论。与零增长模型相关的一种妥协是低经济增长率原则（根据该理论，GDP增长率每年不应超过2%~3%）。然而，中国科学家陆大道认为，中国不能接受低经济增长模式，更不能接受零增长模式（Gyishiani，1998）。因为一旦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都坚持零增长的理念来保护环境，这将加深它们之间的不平等，贫困和落后经济体面貌也将持续。没有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愿意接受以零增长原则作为行动指南的全球均衡理论。

在西方最初的理论里，“可持续绿色发展”的概念可以看作是进一步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的一种妥协。与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全球均衡理论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并不意味着放弃经济增长，而是以发展为第一要务，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消除贫困和贫富生存条件差距。

绿色发展理念是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而社会经济发展、绿色金融的支持则是可持续绿色发展的基石。不同于西方的先掠夺性开采自然资源以谋求经济增长，后利用积累的资本保护环境的方式，中国通过绿色金融支持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始终坚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探索，只有经济社会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相协调，逐步加大对环境的投入，才能使当前的发展为未来奠定基础（Ma，1997）。

绿色金融的思想升级是匹配绿色产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体现了金融体系在新时代背景下对经济可持续发展需求的响应与适应。从强调经济量的增长到高质量的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一以贯之的要求，先后落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中。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提出，要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坚定不移地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走绿色发展道路。伴随着生态文明理念写入中国宪法，社会也形成将自然资源视为“无价之宝”的态度。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使命任务。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之一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主抓经济到生态优先，也是从理念走向行动的一场中国式绿色现代化（余玉湖和李景源，2022）。生态优先为中国式现代化建立环境基础推动绿色发展，其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进一步确立、升级、完善，既阐明了经济与生态辩证统一关系，也体现了可持续、可循环的发展理念。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指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其实质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二是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而绿色金融的思想升级不仅推动了绿色金融工具和机制的创新，还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绿色产业的蓬勃发展。这一思想的核心在于金融活动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还要兼顾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通过引导资金流向环保项目和绿色产业，金融体系在资源配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这种思想升级促使金融机构在决策过程中更加关注环境风险和社会责任，从而推动绿色产业经济基础的构建和完善。

（二）绿色金融服务于经济转型的结构性需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未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进行了总体布局，提出“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2035年需要实现“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的绿色发展重要目标，本世纪中叶更是我国实现碳中和与净零排放、为联合国气候目标作出核心贡献的关键时间节点，绿色金融将在服务经济转型的结构性需求中发挥不可或缺的支持作用（王文和刘锦涛，2021）。

结合“双碳”顶层设计，我国当前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已经正式确立，其时间表、路线图也已逐渐明确。二十大报告则重点提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这对于一个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时间紧、难度大、挑战多。绿色金融只有迅速开展增速革命，才能满足大量的绿色结构性资金需求（孙传旺和占妍泓，2022）。

绿色发展的系统性变革的核心是多方位的，尤其是运用资金的模式将发生变化，这给金融业中的信用组成方式、盈利评估方式等，都带来了新的变革方向，尤其是符合生态兼容性理念的金融活动组织方式成了绿色金融新业态的升级之处。绿色转型活动要求绿色金融从简单的扩大融资，升级为建立系统性的投融资系统和市场框架。

当前绿色转型活动已进入实质进展阶段，未来数年内应当尽快建立起绿色金融的制度框架、发展模式和基础设施，为未来数十年内的宏观绿色发展提供高质量、全方位的支持。这表明，绿色金融本身的行为模式，需要与产业经济结构绿色转型的方式相互兼容，以适应未来短期和长期内的阶段性目标，并推动绿色产业标准、绿色贸易标准、绿色物流标准、清洁能源标准等与绿色金融标准之间的联系。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绿色金融加速发展与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需求方向高度一致。二十大报告着重强调，党“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是一切绿色发展与清洁低碳转型活动的核心动力，也是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体现，明显区别于西方工业文明高污染、高排放的资本优先的生产模式。

21世纪以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人们对于美好自然生态环境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需求，绿色金融在民生福祉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一切绿色投融资活动、绿色产业活动，目的在于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既要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更要满足生态需求和提升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水平。

（三）建立国际合作新纽带，应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目前正经历贸易变局、金融变局、气候变局、政治变局等交织的综合大变革。

应对气候变化、开展绿色产业合作，独立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差异，这使得绿色金融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的长效沟通机制。自1990年（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元年）以来，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角色经历了从积极参与者、积极贡献者到积极引领者的转变。

绿色低碳发展在中国的战略地位上升，催生了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角色变化（张海滨等，2021）。在这一过程中，绿色金融的高速发展使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不断提升，以绿色产业发展领先优势为基础增强了在气候问题上的谈判能力。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发布的报告显示，2022年上半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达2660亿美元，中国占比高达43%。

在全球变局中，气候治理体系下的国际关系发生重塑，世界经济发展引擎正向东移，能源清洁化浪潮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种种因素为中国绿色金融的国际升级提供了全新的战略机遇（黄凤志、孙雪松，2022）。世界经济进入高质量新增长阶段，本质要求是探索可持续的、资源节约的、可循环的、自然环境友好、生态兼容的综合发展模式，这些均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备中国特色的绿色金融的根本方向，也是中国引领世界绿色经济重塑的核心优势。在共同应对气候环境问题的国际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绿色金融为不同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互利共赢的联系渠道。

中国高速发展的绿色金融，将在全球变局中为各国树立绿色现代化的方向和出路。对于金融业而言，其绿色现代化的方向，本质上和建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需求方向是一致的，把握住这个需求，中国的绿色金融才能找到出路。我国绿色现代化转型为金融行业提供了重要历史机遇，金融业在绿色现代化进程中，其职能将得到扩充，在提升实体经济运行效率的基础上，把不在企业经营层面考虑的气候、生态、环境等因素纳入社会综合发展之中。当金融业实现了绿色升级，社会综合发展则能进一步发挥其内在活力。

绿色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绿色转型升级的支持是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并应对变局的重要基础。当前，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新时代下的清洁能源浪潮中，综合国力的升级越来越依赖于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向和模式的决心和效率。在加速演进的气候变局下，碳排放增量空间约束不断收紧，碳中和令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发生根本变化，从而令大国综合国力的评估发生改变，使其越来越依赖于运用排放空间的能力和效率；为此，中国紧紧抓住气候变局下的工业生产与能源革命机遇，提升绿色金融的现代化水平，加强气候变局下的大国绿色发展实力。绿色金融在长期内不仅会成为推动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进程的核心引擎，更将在21世纪气候变局中成为中国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走出国门、走向全球的重要力量。

在日益严峻的气候问题下，“一带一路”绿色投融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等机制，用实际成效对外展现了如何通过绿色金融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充分意识到生态就是文明、生态就是未来，建立生态共同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根据，也是进一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只有把握好生态文明理念的重大战略价值，通过推进生态共同体的建立，在世界范围内积累中国生态经济发展经验并贡献中国力量，才能为中国未来的大国绿色崛起指明前进方向。

04

政治—经济—金融三元协同：绿色金融改革方向的行动要点

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场合论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与关键。2023年7月17日至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绿色金融的开创性、转折性创新应当实现“政治—经济—金融”的绿色三元协同，以绿色金融制度创新为指引，通过金融可持续改革，服务于实体经济绿色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高效发挥绿色金融的治理效能。

（一）公共品属性改革：实现绿色金融与增长方式的强挂钩

过去，绿色金融的公共品属性曾被误认为是阻碍传统经济发展的因素；但随着资源环境约束和气候变化约束对政治经济领域影响的提升，绿色金融逐渐成为一种有效的应对途径。但这不足以充分发挥绿色金融的治理效能。中国应当将绿色金融与自身实现可持续增长的目标充分结合与挂钩，让绿色金融充分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构建可持续盈利模式，是发挥资源价值实现机制、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的重要路径。通过将绿色金融纳入企业的盈利模式，可以有效引导资源向绿色产业流动。金融机构通过提供绿色信贷、发行绿色债券、设立绿色基金等方式，为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环保技术等领域注入资金，支持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项目投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

绿色金融与增长方式挂钩也是推动经济发展模式从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向低碳、绿色、循环经济转变的重要途径。企业在追求盈利的同时，通过绿色金融手段获得资金支持和政策激励，将更加关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这不仅提升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品牌形象，也增强了其市场竞争力和长期发展潜力，同时也意味着增强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正因绿色金融要求金融机构在业务决策中充分考虑环境和社会风险，从而通过科学的环境风险评估和管理，降低因环境问题带来的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为金融机构开辟了新的业务增长点和盈利渠道，激发市场的创新活力。

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激励，金融机构和企业会积极探索绿色技术、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的创新，为市场提供更多绿色选择，满足消费者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同时，为中国的金融市场现代化注入新活力。

（二）匹配新型生产模式与能源类型的货币化改革

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发展目标之一，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与生产生活方式，而绿色金融是匹配这一过程和模式的货币化表达。金融机构在资金投放过程中，将环保要求和可持续发展标准纳入评估体系，确保资金流向具有环境效益的项目和企业，实现资源在经济活动中的“绿色转移”，推动了生产方式的绿色化和低碳化（Huang & Zhang，2021）。

绿色金融所促进的新型能源的广泛应用，客观上是一次对于能源文明进步的加速，是在化石燃料发生资产搁浅与金融撤离的背景下所实现的资源流动合理优化配置。传统能源结构以化石燃料为主，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问题；而绿色金融通过支持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项目，推动了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新型能源的发展，助力能源结构优化和环境改善。传统能源视角下，投资化石能源，未来通过生产活动取得收益、回收更高的价值，其中能量转换和流动的过程也伴随了资金实现循环和增值的过程。这同样可扩展到其他能源类型——能源文明的演进方向是构建零碳能量循环体系，绿色金融就是配合这一系统的金融支持。

可见，若要充分发挥绿色金融的治理效能，就需要将绿色金融发展为严谨的制度框架，构建支撑新型绿色产业体系的系统化机制。

（三）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促进金融业可持续发展

2024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并指出要“统筹推进经济和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发展绿色金融，是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金融中蕴含的朴素自然观念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环境和谐的向往和追求，还将现代金融体系的创新理念融入其中，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增添了新的内涵。

绿色金融弘扬了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理念，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绿色金融通过支持环保项目和清洁能源，推动经济活动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这种理念与现代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高度契合，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注入了环保和生态文明的精神。

绿色金融体现了责任意识，这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金融机构在发展绿色金融时，不仅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更注重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通过提供绿色信贷、发行绿色债券等方式，金融机构能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支持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创新驱动是绿色金融发展的核心动力，也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中的创新精神相契合。中国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领域不断探索和创新，开发出多样化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如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提升了金融市场的活力和竞争力。这种创新精神不仅推动了金融业的转型升级，也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

合作共赢是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原则。绿色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金融机构、企业、政府和社会各界需要通力合作，共同推动绿色项目的实施。通过合作，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多赢局面，体现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中注重和谐共生、合作共赢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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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未来十年展望

绿色金融在中国的十年高速发展，实现的不仅仅是规模的扩展，更是多维度的深刻转型和系统性成就。只有充分把握未来十年乃至数十年的绿色金融发展方向，才能深入实现制度建设、产品创新、技术应用、环境效益、国际合作、公众意识和文化培育等多维度的变革与创新。这些成就不仅奠定了中国绿色金融的坚实基础，也为全球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示范作用。

（一）在碳达峰拐点前后建立向负碳排放过渡的转折动力

我国实现2030年碳达峰目标后将面临更大的减排压力，碳达峰之前尚能通过减产、调整部分产业结构等方式控制碳排放量增速，但碳达峰之后，我国需要在短短30年的时间内将二氧化碳排放从每年120多亿吨持续降为零排放甚至负排放，相当于每年需比上年减少排放约4亿吨。这意味着，碳达峰不仅是碳排放量的拐点，也是转型模式和绿色发展增速的转折点，绿色金融应当在碳达峰拐点处提供中国经济持续向零碳与负碳过渡的长期动力。

对此，本文建议，在2030年碳达峰前后，绿色金融应通过调整其支持的相关行业目录，引导资金流向支持低碳和负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包括可再生能源、CCUS（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生物质能和其他创新性负碳技术项目，通过产品创新加速这些技术的商业化进程。且在碳达峰拐点前后，绿色金融应加强负碳经济模式下的环境风险评估和管理，通过精准评估企业的减排情况，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策略。

（二）为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提供天使投资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概念。绿色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未来十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孕育新时期高质量发展基础的关键十年。绿色金融在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方面发挥着天使投资的关键作用，为绿色经济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资金和创新动力。可再生能源、清洁技术、绿色建筑、环保制造业等领域都符合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特征，绿色金融通过提供早期资金支持，帮助新质生产力项目从概念走向现实。

对此，本文建议资本市场应当为绿色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实践路径：一是构建符合绿色低碳新技术的新质生产力投资指数；二是为绿色企业融资上市提供便利与激励。

绿色金融为新质生产力项目提供了“耐心资本”投资保障，通过持续的资金投入，帮助新质生产力项目渡过发展初期的难关，进入稳定成长阶段；通过强化绿色风险管理能力，降低项目的环境风险和财务风险，确保资金的有效使用和项目的可持续运营，为新质生产力项目提供稳健的发展环境。未来十年，绿色金融的政策支持和激励措施将进一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壮大，从而进一步加快经济的绿色转型效率与质量。

（三）建立生态环境效益核算的基础框架

绿色金融的正外部性和公共品属性在其发展初期存在一定程度的制约效应，而有效衡量生态环境效益、科学评估生态资源的真实价值、量化环境损益成本，有助于为绿色金融的潜在盈利水平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持，并使绿色金融投资更具方向性和针对性。

过去十年绿色金融的发展状况显示，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这两大主要融资形式尚未摆脱为融资主体减轻财务压力的附加目的，部分企业仍存在“洗绿”和“漂绿”等行为（陈骁、张明，2022）；正因如此，需要通过建立生态环境效益核算框架来实现绿色金融外部性的内部化，进而增强绿色金融项目的盈利能力和投资吸引力。对此，本文建议从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绿色资金带动减排效应核算、温室气体资产负债核算三个方面建立环境效益核算机制，并将其纳入绿色金融标准之中。

（四）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复利式发展提供增量

中国的绿色金融已发展出超越西方单一环境属性的，兼具社会性、政治性与国家性的综合发展模式。通过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绿色产业和环保项目，绿色金融不仅推动了经济的绿色转型，未来还将实现增长性、长期性、持续性、累加性的复利式发展效应。

绿色金融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一是绿色金融通过对资金的引导作用，优化了资源配置结构，将资金投入到以负碳为主的循环经济领域，这些领域将在碳达峰之后成为支持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流方向。

二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往往依赖资源消耗来开展生产活动与经济增长，而绿色金融通过环境效益的叠加，构建了实现大国复利的重要途径。绿色金融支持各类绿色投资增量项目与棕色转型存量项目，有效减少碳排放、改善空气质量、保护生态环境，通过环境效益直接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降低了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损失，在长期内形成叠加效应，增强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力。

三是成为推动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通过支持普惠金融和绿色扶贫项目，绿色金融不仅促进了经济的绿色转型，还帮助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这为国民经济复利式增长的长期稳定性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