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名誉高级研究员、95岁高龄、国际知名印籍华人学者谭中在2017年出版了《简明中国文明史》。6年之后，谭中先生从世界大格局再论中国文明的角度重新修订、补充内容，以《中国文明观》为书名，由朝华出版社再版发行。在谭中先生邀请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为该书写下书评式的序言《警惕“中国中心论”，重读中国文明史》。现刊发并推荐该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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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多年，我曾在近百国访学或调研，每每与当地学者、媒体、官员或青年人交流，几句话后常会陷入某种相似的尴尬：我需要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重新向对方介绍中国，比如，中国是全球民族最复杂、各地文化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五千年来中国文明在本土从未中断，人口总数相当于西方30多个国家总和的两倍，中国是过去30年从未发动或参与战争的和平大国，等等，不一而足。但即便如此苦口婆心，也很难完全消除对方对中国发展的不解、困惑、误会乃至恐慌！

类似的尴尬实际上折射了长期以来全球知识界、舆论界、政策界没有全面、客观地理解中国的残酷现实。非但如此，在一些国家，“中国威胁论”还此起彼伏、甚嚣尘上。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正如谭中先生在《中国文明观》的导论中即指出的，“在国际上只有外国人在讲中国的故事”，造成了中国形象经常被歪曲。

从1883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所著的《中央的王国》一书开始，整个世界对中国的认识都被西方学术界“中国=中央王国”的民族主义帝国式的深层叙事逻辑垄断。这种潜在逻辑的阐述在20世纪中叶被视为西方头号“中国通”的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论述中得以强化。他在代表作《中国：传统与变迁》第一章就写道：“他们自称‘中国’，意即‘中央国家’，这种称呼一直沿用至今。所谓‘天下’，不过是隶属并服务于中国的其他地区罢了。”在谭中先生看来，费正清的“中国中心论”是当今国外害怕中国崛起的主要理论根源。而写“一本清晰地、客观地、正确地介绍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好书”，正是谭中先生的宏愿。

这也是我翻看导论后立刻答应该为这本书写一篇长书评，并愿意尽我所能全力向各界推荐此书的初衷。为此，我要特别感谢谭中先生的信任，让我有幸提前拜读书稿。2017年春节，在他人过年的爆竹喧闹声中，我躲在东南亚某个小岛上静静地精读完谭中先生的大作，坚定了我先前做决定的正确性。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历史读物，而是一部重新评述中国文明史的传世之作，更可能是在费正清的《中国：传统与变迁》和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之后能影响全球中国观的代表作。

该书的经典之处不只是源于谭中先生志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学术理想，更在于谭中先生学贯中西的深厚学术功力，以及传承于其父谭云山先生致力于推进中印友好、重塑东方文明的家学渊源。诚如许多读者所熟知的，中印当代文化交流史是绕不开谭云山、谭中两位先生的名字的，而现在我敢说，未来中国文明史的学术文献或许也绕不开这本《中国文明观》。

该书最大的思想贡献在于，以一种久违的中国情怀告诉世人，中国故事要从中国历史的起源重新开始讲述。如果连“中国是怎么来的”的基本认识都错了，那么就会一错百错，最后掉到西方话语的陷阱里。

在世界上，大量对中国的讲述，无论是教科书还是大学课堂，都是从China的中文含义“中国”，即等于“中央王国”或“中央帝国”甚至“世界中心”开始的。这不只是对“中国”两个汉字的望文生义，更是1644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了民族国家体系以来西方地缘政治学对东方文明史的话语误导。

事实上，当今的“中国”二字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若从“中国”一词的溯源看，“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指的是天子所住的“国”，即“京师”之意，所谓“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公元前771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原来的京师丰镐就丧失了“中国”的地位。

葛兆光、曾亦等多位知名学者都曾考据过“中国”一词的来历，即“中国”的自称，是地理认识未达全球化之前的方位所指。100多年前，康有为曾解释道：“吾国本为亚东至大之国，当时地球未辟，环立四裔，皆小蛮夷，故就地言之，自称中国。”章太炎则指出，就地理方位而言，自称“中国”的还有印度摩伽陀、日本山阳。有类似这样的方位中心意识的还有古巴比伦人、古埃及人、古雅典人。

中国人对“中国”地理方位的认知理解与西方学术界的中国研究著作对“中央王国”的认定是迥异的。西方学术界往往把中国人认定为民族国家世界里的种族中心论者，认定中国骨子里就自以为“高人一等”。一旦产生了对“中央王国”先入为主的中国观，在即便最平和的叙事中也会将中国往“种族主义优越感十足的国家”方向去引。比如，费正清认为，中国历史的叙述就是一个中华帝国从治到乱、从乱到治的过程，“中国自古就有以本民族为世界中心的传统”，“拥有一种文化和种族上的民族主义情感”。按这样的逻辑推演下去，就很容易把当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引导到“中华帝国主义”的威胁感中！

谭中先生看透了这个叙事陷阱。《中国文明观》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他要把中国从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概念认定中择出来的努力。谭中先生认为，民族国家的发展是“崛起—鼎盛—衰退”三部曲，中国则是一个例外，是基于地理共同体之上孕育出的中国文明共同体。从考古的诸多遗址看，“喜马拉雅圈”是中国文明诞生的摇篮。长江、黄河两大文明河划出了中国的“地理共同体”。基于共同的经济生活与“天下为公”式的共同文化，中国数千年的发展呈现出了“文明共同体”的形态，而随着政体的统一，中国版的“命运共同体”逐渐形成并升级。

谭中先生认为，从尧舜禹的禅让开始，中国就不是“民族国家”那般的历史起源。秦国统一中国，恰恰是消除了古代部族的差异。秦汉时期大一统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形成了“命运共同体1.0”，而隋唐宋时期打造出“命运共同体2.0”版，元朝改造了中国命运体，而明清时期使中国“文明道路”与西方的“民族国家”发展轨迹出现了交叉运行。1901年的《辛丑条约》则标志着中国“文明型发展道路”走到了尽头。不过，经过了19世纪、20世纪初的曲折，中国已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再次呼吁要在全世界构建“命运共同体”。未来的最理想状态，就是所有的邻国和中国携手走“文明道路”，把中国周边的“民族国”沙漠变成“文明国”绿洲。

在谭中先生看来，民族国家是战争与动荡的根源。他时不时都将中国与西方的民族国家发展历史进行穿叉比较论述。比如，秦汉隋唐宋民族之间文明融合的差不多同一时期，欧洲却发生着罗马帝国下的民族大迁徙。斯拉夫族、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伦巴底人、法兰克人及其他民族大量进入欧洲，使得罗马帝国崩溃，接着欧洲大陆千百年民族国家化的进程使欧洲大陆变成了“战争大陆”。

针对未来，谭中先生预测，“民族国家”的世界情况不妙，强权更替，美国衰败。虽有鼎盛时期的狂欢，却时常有动荡的痛苦。相比之下，基于文明轨迹之上的“世界命运共同体”才是未来民族国家发展的替代道路。从中巴、中柬、中新、中越等双边命运共同体，到亚洲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金砖国家利益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等区域命运共同体，再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全球专门领域命运共同体……由近及远，由浅入深，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愿景，已然在这个仍有局部动荡和冲突的世界上徐徐展开。如果这样的愿景能够在21～22世纪得以实现，那无异于我们的地球重获新生。

说实在的，作为该书的第一位读者（作者与编辑除外），我担心，这样的“叙事革命”会被人视为是某种“学术探险”。毕竟，在当下中国的学术氛围里，段段有引注，句句有出处，才是所谓“最规范”的研究方式。但正如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在《否思社会科学》中所说的，“先前被认定的思想解放，到今天往往被视为对历史、社会研究的核心障碍”。过于学术规范的叙述，反而形成了当下对中国故事讲述的表达困难，对于读者而言，也是一种知识的折磨。

在阅读中，我时常感受到谭中先生对中国史评述的文字激荡情怀，以及带来的心灵愉悦与思想震撼。他是以一位穿梭在中国、印度、美国这三个最有代表性的文明大国之间的长者，在评述与比较着中国文明史的发展得失，以及其他国家发展的历史借鉴。无论读者是否认同这个观点，该书都不只是探险，而是久违的创新。

它是对长期垄断着中国历史叙述的“民族国家论”的重大批判，是从源头上消除“中国中心论”带来的“中国威胁论”的艰难探索，是对当下中国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溯源式阐述。

尼采曾说，历史并非已然消逝了的东西，它具有一跃而成为现实的无限潜能还有塑造未来的无穷潜力。谭中先生的这本新著就具有这个功能。它让尼采之言成真。

是为一位晚辈读者的学习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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