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团队王文、刘锦涛、赵越、葛敏,《中国银行保险报》2022年10月18日整版。

编者按：自2016年8月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以来，我国绿色金融经过这六年的蓬勃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金融市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团队，围绕政策、市场发展、金融体系、国际影响力等主题，全面梳理这些年来绿色金融在服务国家战略、助力绿色科技发展等方面的实践举措和显著成效。

《中国银行保险报》2022年10月18日整版截图

蓬勃发展的绿色金融

自2016年8月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以来，我国绿色金融经过这六年的蓬勃发展，已成为全球的领跑者，对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绿色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当前，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基础的一系列顶层政策设计逐渐为绿色金融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新方向，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金融创新机遇。为此，绿色金融在未来将继续为中国的绿色实体产业和国民经济绿色转型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作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成为世界绿色投融资的标杆和模范，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议程中贡献大国力量。

一、绿色金融四大发展阶段与成就

绿色金融是一个很庞大的概念，需要多个领域协调发展，金融、环保、经济、政策等。最初的概念是可持续金融，早在上世纪20年代发起。相比较于欧美绿色金融制度演进路径是自下而上的，我国是自上而下。绿色金融不仅仅是可以给绿色项目融资，同时还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影响居民和企业的行为。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京都议定书》，首次以国际性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环境问题，金融机构也从最初的排斥到接纳，运用金融工具，引导资金流向绿色环保项目。

中国的绿色金融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2007-2012年是中国绿色金融的摇篮启蒙期：中国政府第一次在银行如何考虑环保因素方面做出了明确公开的表态，而且还是金融监管部门央行。2008年7月，国家环保部与银监会签订了信息共享协议，实现了环保部门与金融部门的信息共享。在这个阶段，中国绿色金融的着力点在于信息披露和环境信息共享。2008年碳金融市场开始在全球展开，我国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是加入这个碳金融市场，从此赤道金融和碳金融正式进入我国，我国开始绿色金融的第一个初级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赤道原则的基础上，也逐步构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金融政策，要求金融机构建立环境风险管理和控制的流程、方案和战略等等，中国金融机构开始了绿色金融的初步实践。

2012-2016年是中国绿色金融探索起步期：2012年2月24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了《绿色信贷指引》，进一步的明确要求银行业在做尽职调查时一定要把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合规文件清单和合规风险审查清单理清等。这个阶段的中国商业银行除了继续推动绿色信贷发展以外，还加入到国际碳交易市场，进行碳金融产品的供给。我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招商银行等纷纷加入了联合国环境署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倡议。国际的绿色金融和中国绿色金融真正进入交织期。中国的绿色金融以国际绿色金融为基础发展的同时，也对国际绿色金融产生很大的影响。国家陆续发布了绿色债券发行的规则和激励机制，全面开展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将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业务纳入定量评价范围，引导金融机构有序增加绿色资产配置。对金融机构的组织管理、能力建设、流程管理、内控管理、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并产生了一系列的推动作用。

2016-2019年，中国绿色金融进入了全面铺开期：此时，绿色金融开始进入立体化、全方位、多维度发展阶段。各项重要绿色金融政策和指引相继发布，高速推进了中国绿色金融制度体系的构建和推进。2016年8月31日，央行等7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9月，央行发布《G20绿色金融报告》。2017年6月23日，人民银行、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印发了各试验区的整体方案，自上而下的将绿色金融政策和横向的环境、生态和绿色发展目标、任务、项目结合在一起，呈现出了绿色金融供给端与需求端联动发展的强烈需求。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各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部分金融机构已经试编制环境信息披露报告，并且试点开展了地方绿色信贷专项服务，为在全国推广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020-2022年是中国绿色金融的“双碳”聚焦期：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5次联合国代表大会一般性言论会上提出了双碳目标，做出了庄严的承诺，这就使中国绿色金融进入了“绿色升级”聚焦的阶段，聚焦在“双碳”目标上。同年，中国成立了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信贷更是在2021年达到13.92万亿元余额。2021年10月26日，国务院印发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在定增设计的引导下，绿色金融进入了以减碳为重心的发展新阶段。中国的多层次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截至2021年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已经接近16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33%，存量规模居全球第一位。2021年，中国境内绿色债券发行量超过了6000亿元，同比增长180%，余额达到1.1万亿，在全球也居于前列。绿色金融投向具有直接或间接碳减排效益项目的贷款占比就达到了67%，已达到“聚焦”作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正式启动，意味着碳金融成为了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国内绿色金融体系基本形成，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参与度也显著提高，不断深化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2021年，人民银行担任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联合主席，牵头起草了《G20可持续金融路线图》和《G20可持续金融综合报告》。另外，人民银行还参与发起设立了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这个网络目前已成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平台之一。

在越来越多国家推出绿色与可持续标准，出现多个标准之间不统一、不兼容问题，“漂绿”现象日趋严重的背景下，于2022年，中国和欧盟牵头推出《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加强了不同标准之间的可比性，降低了交易风险和成本，构建了国内统一、国际接轨、清晰可执行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十年来，随着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逐步完善，绿色金融市场快速发展，从点到面全面开花。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绿色租赁等多层次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呈现出多渠道、高质量发展趋势，并成功推动中国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项目的开展。

二、国内外探索案例

近些年，中国在绿色金融上的探索可以分为国际与国内两方面。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随着中国提出“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远大目标，绿色金融的重要所用也逐渐明显。在国际层面，中国的绿色金融正在引领金融支持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变革，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应对经验。在国内层面，绿色金融结构持续优化，各类问题被相继解决，在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人民福祉也得到了明显提升。

首先从国际层面，在全球疫情常态化以及西方国家“反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负责大国积极推动全球绿色金融发展;努力融合世界各国金融资源，以绿色金融为抓手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尤其是以“一带一路”为突破口，领导了全球的绿色金融发展变革。2017年，在习近平主席的倡议下，中国生态环境部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成立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联盟中共有120个合作伙伴，在绿色金融、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等方面进行探索与交流。同年，中国工商银行发起并成立了“一带一路”银行间常态化合作机制(BRBR)，号召多国金融机构共同参与，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共商对策。在BRBR的推动下，在随后几年里联合牛津经济研究院发布了“一带一路”绿色金融指数。2018年，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与伦敦金融城共同发布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这也标志着与“一带一路”相关的绿色金融体系迎来了规范的投融资准则与项目库。

随着中国对全球绿色金融发展的贡献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越来越多的国际合作需要中国的参与，特别是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代表的国际合作协定。RCEP的初始框架由东盟十国在2011年提出，随后在2012年邀请中国加入，最终协议在2020年正式签署，并在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虽然RCEP并没有对绿色发展、绿色金融等问题设置独立章节进行规定与约束，但多个章节都对环境保护及相关内容进行提及。除此之外，RCEP各成员国大多都制定了详细的绿色金融实施政策，进一步表明绿色低碳是未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趋势。中国银行业机构在东盟多国广泛开展绿色金融业务，为东盟的绿色金融发展带去了实质的资金融通，也为RCEP的正式实施奠定了基础。2019年，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与新加坡星展银行、马来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发行了全球首支等值22亿美元的绿色“一带一路”银行间常态化合作债券，为东盟与“一带一路”的绿色项目建设筹集资金。

RCEP正式生效后，东盟与“一带一路”成员国在中国绿色金融的赋能下也将被挖掘更大的潜力，一方面是是因为东盟成员国普遍具有优质的碳汇资源，森林覆盖率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在与中国合作后，碳汇的变现能力或有望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是在中国人民银行担任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联合主席期间，东盟与“一带一路”成员国可将已有的《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G20可持续金融路线图》等绿色金融标准进行参考与融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努力实现全球绿色金融标准趋同化。

而在国内层面，近些年绿色金融相关业务在不断丰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也在逐渐增强。从趋势上来看，绿色金融作为重要的枢纽链接并平衡了生态环境和民生福祉间关系，生态质量与经济发展正趋于共同优化。其中，贵州省的单株碳汇精准扶贫与江西省的“畜禽洁养贷”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2018年7月，贵州省单株碳汇精准扶贫项目正式实施。因树木具有吸收二氧化碳的负碳作用，所以每一棵树都可在自愿性减排市场当中以碳汇的形式进行出售，从而使参与者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鉴于贵州拥有较高质量的林业碳汇资源，同时又具有较强的脱贫需求，单株碳汇精准扶贫项目应运而生。截止2022年8月，贵州省内已有9个市(州)33个县724个村的11793户参与到项目中，累计开发465万株，年售碳汇量近4.7万吨二氧化碳，购碳资金总额达到1318万余元，户均增收超1100余元。重要的是单株碳汇精准扶贫项目帮助1万余户贫困家庭脱贫并防止其反贫。单株碳汇精准扶贫项目是以绿色金融为基础，融合了生态建设、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脱贫攻坚的一次重要创新，同样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金融实践成果，在与贵州省面临相似情况与问题的西南地区具有极大的复制与推广价值。

“畜禽洁养贷”诞生于江西省赣江新区，这是国内首个以畜禽养殖经营权为核心抵押物的“畜禽洁养贷”专项信贷产品，贷款资金主要用于与养殖相关的环保设施采购、畜牧场绿色改造等活动，为企业解决了想要迫切进行绿色转型却又面临融资难的难题。相较于传统信贷而言，“畜禽洁养贷”的借款周期更长，贷款利息更低，与农业绿色化发展所具有的转型周期长、投资需求高的特点高度适配。现如今“畜禽洁养贷”已被纳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做法清单。农业是乡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畜禽洁养贷”作为碳中和背景下的创新金融产品则成为了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因为“畜禽洁养贷”的背后不仅支撑了农业的绿色化发展，同时还促进了农业向智能化、批量化、低风险化发展。

从实际成果为参考，近些年中国的绿色金融可谓是发展迅速，中国正逐渐掌握国际绿色金融标准制定的话语权，与此同时，像单株碳汇精准扶贫项目与“畜禽洁养贷”又分别推动了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工作。而实现碳中和目标作为中国的一项长期事业，绿色金融也势必要在其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产生更为关键的协同效应。

三、绿色金融未来展望

我国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绿色金融市场，业务规模和各项指标数据均位居全球前列，对绿色实体经济的支持成效显著。未来，我国将继续完善绿色金融的政策和市场体系，发挥绿色金融的资金引导作用，将绿色资金与国家重大战略相结合，实现全社会经济的全面绿色转型。展望未来绿色金融的发展之路，我国将分别从短期、中期和长期内实现金融业的绿色改革与升级。

首先，从短期内，中国的绿色金融在最近数年内将从规模扩张顺利过渡到质量提升。一是持续提升标准化水平和国际化水平，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市场正在加快建立和形成国内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涵盖绿色债券、绿色项目、环境披露、权益融资等，同时也在以此为出发点，参与国际标准的指定和完善，进一步扩大中国在全球绿色经济中的大国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获得国际绿色资金的关注和支持，实现国内绿色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水平提升，从而加快跨境绿色资金流动，降低国际绿色投资壁垒并打破绿色资金门槛。二是中国的绿色金融在顶层设计的指导下，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和健全，市场环境不断优化，融资条件不断改进，绿色资金的目标导向型程度越来越高。以绿色项目目录和分类口径为基础完善绿色金融的支持作用，不仅实现了绿色产业资金布局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也有助于绿色金融与碳达峰、碳中和阶段性目标的深度融合，在不同时间阶段分别实现对目标行业的精准直达，例如在初期支持能源清洁化与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孵化绿色科技创新产业，在能源和技术等相关领域进入成熟阶段后，后期加大零碳与负碳技术的投入，同时根据行业差异分别对不同高排放行业提供持久的长期的转型支持，满足众多非绿产业和碳密集型产业的潜在绿色需求，扩大绿色金融的行业服务范围。

其次，在中期内，绿色金融的盈利属性将不断得到充分发掘，绿色产业的综合需求也将得到充分提升。从产业增量角度，中国通过完善政策体系、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有助于不断挖掘和提升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的潜在盈利属性。随着清洁生产与高碳高排放生产之间的成本差异“绿色溢价”不断降低，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成本逐渐降低甚至与高耗能、高排放的生产成本相近。届时，绿色经济将不再仅仅属于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市场主体将充分挖掘绿色产业的潜在盈利能力，且不仅在于绿色生产的成本减低，还在于污染排放本身的环境成本提升，从而企业有能力也有意愿转向绿色生产，提升绿色融资的积极性。同时，挖掘生态价值实现机制也是未来中长期内绿色金融持续发力的重要领域，绿色金融通过工具和服务创新，实现对具备生态固碳能力的环境权益的价值确立，从而进一步从源头上推动生态环境治理，并实现生态产品的经营开发与市场化水平提升，将生态价值纳入社会财富系统之中。同时，在气候投融资业务中挖掘更多的生态红利，并将生态价值考核机制、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价值实现保障机制、激励和约束机制等融入到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中去，探索和建立生态权益的国际化市场交易体系。此外，绿色金融从公共属性到盈利属性的过渡，也是传统金融价值体系和信用体系得到升级的重要过程，一是挖掘美好生态环境的未来时间价值并体现在利率和贴现上;二是将信用主体的环境属性与其资信水平逐渐挂钩，提高生产活动与最终产品的环境兼容性和生态友好性，以提高绿色融资的授信能力;三是将能源活动的“脱碳化”与绿色金融发展方向相融合，实现能源运用与工业生产的升级与转型，最终综合实现绿色金融对绿色低碳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

最后，绿色金融在长期内不仅会成为推动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进程的核心引擎，更将在21世纪气候变局中将成为中国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走出国门、走向全球的重要力量。具体而言，一是在未来数十年内的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不断提供中国绿色资金的生命力，为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中国力量。当前全球低碳转型进程对绿色资金的需求较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中国通过建立和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与市场发展框架，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高效的国际绿色投融资模式，盘活更多的国际资金为全球绿色低碳产业提供金融支持，建立起跨国绿色投融资市场，引导世界资金满足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融资需求。二是中国通过蓬勃发展的绿色金融市场，将建立起能撬动全球绿色金融业的绿色金融中心，不仅能推动中国绿色金融标准走向全球，更能合作创新国际性的绿色基金和绿色信托并在中国落地，还能帮助国内信用主体发行海外绿色债券获得融资，满足其绿色产业的国际资金需求，以中国绿色金融中心为支点，撬动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绿色市场。三是借助绿色金融投资项目创新，不断引导绿色资金流向，引领全球绿色产业发展进程的前进方向，通过为全世界提供中国绿色案例，不断扩大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支持实体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国际领导力和影响力。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金融市场，不仅将作为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引擎，更能借助绿色金融和低碳经济掌握全球金融业的升级方向，建立起中国绿色金融的大国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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