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25日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主办“风险防控视域中的中国与世界”高端论坛。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受邀做了主题为《“风险防控”与“机遇捕捉”辩证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主旨报告，受到广泛关注。该演讲部分内容曾以《论新时代的战略机遇期：源起、现状与未来》（点击下划线部分查看相关内容）为题发表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

核心摘要

● 就外部环境的战略机遇看，尽管存在日益增长与变化的外部挑战，但不得不说，后疫情时代，大国权力结构调整期、科技浪潮领衔更替期和全球发展体系变迁期“三期叠加”，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合作、和平与复苏是各国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中国仍然长期处在机遇大于挑战的重要时期。

● 对内部的战略机遇期的客观挖掘，不是为了回避当前的风险、挑战与国内问题，而是说当前中国自上而下、自里到外、自近及远所蕴含着对应对风险、挑战与问题的底气，更想说明我们对改革与开放的步伐还可以更加快、思想还可以更解放一些。

● 近代中国“在丧失机遇中遭遇风险”与现代美国“在机遇把握中稀释风险”的两个正反经验提醒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在离实现目标最近的时刻，防范风险与把握机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看到机遇，不注意风险，就有可能盲目乐观，一失策就倒退数年；只防范风险，不把握机遇，也有可能止步不前，错失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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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现场

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的邀请。

党的二十大报告曾多次谈到“风险防控”，也曾数次谈到“机遇”。其中有两段话非常重要。一是“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二是“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可见，我党一如既往，仍非常重视“防控风险”与“捕捉机遇”的辩证统一的重要性。既要防控风险，又要捕捉机遇，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近年来，新冠疫情冲击，经济增长放缓，中美矛盾加剧，一些执行部门与地方政府对“风险”、“安全”管控的绝对化、机械化，以致于使不少民众对未来的投资与发展前景的信心减弱。

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其中之一的“预期转弱”的主要原因就是源于人们对国内外环境变化的担心。

由此看，适当多讲“战略机遇”，有助于缓解民众的焦虑，也可能起到拉升未来预期的作用，更有助于提醒各级党委政府、社会各界、市场主体实事求是地挖掘客观存在的发展机会。

无论从国际环境，还是从国内现实看，战略机遇的存在是实实在在的。“机遇”捕捉，是化解挑战与风险的重要路径。讲“战略机遇”，不是要误导人们不理会挑战与风险，而是要让人们从困难与不易中找到务实的解决之道。

本文部分内容刊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

八大内外战略机遇

综合来看，尽管国内外仍风险不断，但不可否认，国内外还存在八大战略机遇。

从外部环境看，至少有四点重要战略机遇：

第一个外部的战略机遇是，在可预测的将来，美国自身将长期处于政治大分裂、经济大停滞、社会大衰败与话语大失信的状态，客观上形成了对中国崛起相对有利的战略境况。美国对华政策会给不断滋扰中国发展，但无法凝结成全面遏制住中国崛起的有效力量，还倒逼了中国国内的团结奋进。从中长期看，时间仍在中国这边。

第二个外部的战略机遇在于，西方分裂，内部矛盾恶化，客观上为中国突破西方大封锁，化解西方对华“新冷战”之势提供了纵横捭阖的战略空间。美欧内部矛盾激烈，寻求外交自主的法德两国不会拉着欧盟全面跟随美国对华遏制政策，中东欧17国虽出现立陶宛“马前卒”式的反华势力，但完全不足以成气候。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对美国政策亦步亦趋，但鉴于在华经济利益巨大，国内反对遏制中国政策的声音高涨，这些国家对华政策多少呈现“表面上倒向美国、实际仍与中国交往”的骑墙作派。

第三个外部的战略机遇在于，俄罗斯、土耳其、伊朗等新兴经济体长期制衡与牵制美国霸权的地区影响力，为中国温和、灵巧的对外关系创造了更多腾挪的战略时间。加之十年“一带一路”战略布局，重新配置中国海外利益的全球结构，不仅交了全球朋友，也拓展了前所未有的外部空间。

第四个外部的战略机遇在于，中国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的弯道超车，使中国有史以来首次在工业革命浪潮中站在世界的最前沿，进而创造了技术与资本“虹吸效应”般的战略动能。前三轮工业革命，中国严重滞后。当下，中国则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5G研发、超级计算、纳米材料、载人航天、智慧城市、量子科学等多个领域都基本处在与发达国家的同一个阶梯位置，或仅次之，有的则甚至更领先。

综上，就外部环境的战略机遇看，尽管存在日益增长与变化的外部挑战，但不得不说，后疫情时代，大国权力结构调整期、科技浪潮领衔更替期和全球发展体系变迁期“三期叠加”，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合作、和平与复苏是各国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中国仍然长期处在机遇大于挑战的重要时期。

对此，我们不能被西方舆论对华的叫嚷以及一些国家个别对华不友好的声音或事件所左右。中国在海外资产存量总额超过8万亿美元，外部的一些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以笔者在过去十年曾调研近百国的长期追踪与对外交流的经验看，必须自信地讲，美国对华动作与叫嚣，多数还是“雷声大、雨点小”或唐吉诃德式的政客表演，不可能阻挡中国的长期发展。

对此，适当多谈外部“战略机遇”，其实是理性看待外部风险与挑战的重要体现，也是坚持战略定力的重要依据，更是引导全民开放视野、放平心态、做好自己的事情的重要动力。

从内部环境看，至少有四点内部的战略机遇：

第一个内部的战略机遇在于，不断增强的党中央权威与党的领导力为下一步重大改革与开放政策的出台与落实，提供了他国无以比拟的战略能力。新时代以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加快，国内各类制度不断完善。通过精准扶贫、生态环保、反腐打黑、防控风险、社会治理、依法治国、共同富裕等重大政策，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拥护、社会的团结是任何发达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想推什么重大改革措施，要集中力量做什么大事，中国政府比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具备这个制度优势与实力。

第二个内部的战略机遇在于，经济规模巨大、发展余地宽广的可能性不断被激发，使中国持续发展具备他国无以比拟的战略潜力。继2006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国、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13年我国跃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2018年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之后，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吸引外资数额均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2024年中国还有望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

只要不断改革与开放，国内外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行业垄断与地方保护被打破，各地城市有机更新、棚户区改造、适度超前基建全面启动，在消费、投资、城镇化、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的发展空间中找到新一轮增长点，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仍然仍在未来出现新的喷发之势。

第三个内部的战略机遇在于，中国人向往美好生活的意愿变得更为坚定，使中国未来高质量发展具备源于社会基层的战略内力。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当下的中国人更关切和在乎个人生活质量与物质水准。相比改革开放初期，当下的中国人也不愿意忍受污染、腐败与不公而换得的快速经济增长。

这使得中国经济从速度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有了内生动力，使国家出台的政策不断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致力于建立二十大报告所提的“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最终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四个内部的战略机遇在于，中国人近年来持续提升的道路自信与不断与内外部风险斗争的经验积累，为未来沉着应对各类风险与挑战培养了大量战略人才。

近十年来，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有效应对党内消极腐败、生态环境恶化、社会分化严重、精准扶贫考验、重大金融风险防范、新冠疫情防控等一系列长期沉淀下来的内部深度矛盾，成功化解经贸战、科技战、边境摩擦、人权与意识形态压制以及涉港、涉疆、涉藏、涉海等一系列来自美西方霸权势力的外部压力，一批又一批的中青年干部受到洗礼而本领提升。从可预见的将来看，逐渐成为社会中坚层的90后、00后对共产党、对走中国道路也空前自信。下一代人爱国、爱党的比例更高。

综上，对内部的战略机遇期的客观挖掘，不是为了回避当前的风险、挑战与国内问题，而是说当前中国自上而下、自里到外、自近及远所蕴含着对应对风险、挑战与问题的底气，更想说明我们对改革与开放的步伐还可以更加快、思想还可以更解放一些。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党依靠斗争创造历史，更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 对此，面对百年变局下的挑战与风险增多，我们不必谈“风险”“挑战”而色变，更不必怕因“风险”“挑战”而止步不前。风险、挑战、问题是永远存在的，要常怀远虑、居安思危，也要时刻保持对战略机遇期的捕捉、维护与延长。

“风险防控”与“机遇捕捉”的历史教训与成功经验

纵观近现代史，中国至少两次错过重要战略机遇期。

15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启，明朝皇帝曾最早派遣郑和七次下西洋，却未将海外开拓转化为国内财富增长、思想启蒙与技术革命的动力，反而此后回归闭关锁国的内向型发展，最终错失原本能最早实现人类近代以来文明升级的大好战略机遇。

19世纪下半叶，清末洋务派曾提出“师夷长技”主张，发动洋务运动，却在与保守派的争斗中失败。此后清廷不思变法，反而盲目排外，接连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失利，再次错失良机，最终成为落后挨打、被列强瓜分势力范围的“挨打”对象。

从美国20世纪崛起的历程看，无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巧妙地加入协约国集团而成为战胜方，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被偷袭而改变“孤立主义”政策、转而成为反法西斯主义领导国；无论是在历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均率先复苏，还是精巧地对苏展开军备竞赛而在冷战中最终胜出，美国善于抓捕战略机遇，善于在机遇把握中稀释风险，是其从世界偏安一隅的小国崛起成全球霸主、并保持130多年全球第一经济体的重要经验。

近代中国“在丧失机遇中遭遇风险”与现代美国“在机遇把握中稀释风险”的两个正反经验提醒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在离实现目标最近的时刻，防范风险与把握机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看到机遇，不注意风险，就有可能盲目乐观，一失策就倒退数年；只防范风险，不把握机遇，也有可能止步不前，错失良机。

风险与机遇的辩证统一，是百年大党仍风华正茂的重要经验。回顾百年，中国共产党成长、成功的进程，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新中国突围到改革开放的成功，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不断防范化解风险、又辨识捕捉战略机遇的进程。因此，至少有三点值得当下中国思考。

第一，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积极塑造复苏机遇。后疫情时代，国门重开，中外交流逐渐恢复，人员流动加速复苏，许多受到新冠病毒冲击而遇到短暂休克与困扰的不少产业、行业都面临重新布局、重新拓展的机遇。

宏观上多讲“战略机遇”，将会促进微观层面上的个体、企业、机构采取适度超前扩张政策，比如，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适当宽松的货币与信贷政策、适度前卫的消费行为、稍显高效的投资举动等等，进而保持社会各个领域的中高速增长，汇集推动国家实现2035年“十四五”规划与2035远景目标。

现在媒体舆论中的专家、学者、大V爱谈风险，这无可厚非，但不得不承认，只要保持中高速的发展，债务、信贷、投资、一些风险就是担心出来的、是想象出来的。

面对新时代以来中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我们需要坚信战略机遇仍然存在的客观事实，并需要在社会舆论上做正确引导与积极把握。

各级党委政府强调防风险、抓安全的同时，适当理性与客观地讲讲“战略机遇”，不是对局势的盲目乐观，而是对未来具有针对性的鼓劲，有助于宽松政策细节、重燃发展激情、释放经济活力、回升社会预期，更能推动当前中国的国家转型与升级事业。正如“十四规划和2035年远景纲要”中指出的，“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

第二，敢于善于对外斗争，保持开放战略定力。近年来，大国博弈激烈，中国与一些西方势力尤其是对美斗争异常频繁。多讲“战略机遇”，是试图从这些困境与挑战中寻求突破的重要思维路径。

对外斗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无论是政治、外交、意识形态领域，还是金融、经贸、话语权领域，对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目标是，应对当下挑战，化解内外矛盾，推动内外合作，实现民族复兴。对于影响中国崛起最大的外部变量“美国”，需要保持“平视”之态，美国很难成为中国朋友，但也不必推到敌人位置，敢于对美斗争的同时，还要提升善于对美斗争的能力与灵活性。

面对外部现有霸权国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高度焦虑之心与全面遏制之势，我们更需要有统筹国内国外、泰然处之的战略底气与定力，并通过全方位开放政策化解之。这就需要在对外人员交往、金融开放、中外合作、吸引人才等领域加快制度完善，推动改革落实，采取更多相对积极、相对宽松的政策。正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越开放越强大，保持拥抱、融入与引领世界的态势，保持国内发展的稳中求进，没有任何外部势力能够阻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三，挖掘改革创新红利，探索全球拓展边界。当下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有能力获取全球资金、资源、人才、信息为民族复兴而服务，也比任何时候都有能力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智慧与方案。

多谈“战略机遇”，就需要在中国国内不断挖掘“改革红利”与“创新红利”，也需要多从全球范围配置更大资源与更大市场，在国际化、数字化、绿色化、优质化等方向寻找更大的增长活力。中国需要有更多在海外事业、国际利润远多于国内的公司与机构。中国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来源基础，肯定不只是14亿人的市场，更是80亿的更大市场。这一点欧美日不少企业与机构的全球布局是值得借鉴的。

这就需要进一步释放社会活力、解放思想，实现深化改革与全面开放“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抓住后疫情时代全球资源低成本洼地、急需要并购整合的重要战略窗口期，开创了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战略机遇永远属于时代的勇敢者、奋斗者与探索者。在当下关键时期，不断保持进取之心，抓住机遇，居安思危，保持战略定力，中国一定能实现民族复兴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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