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本文刊于2021年3月2日《环球时报》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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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的空前关注，数字时代大国竞争的白热化与国家安全脆弱性，以及中国不断对外表达和平发展意愿形成的外部道德约束，都在以连环套、共振型的方式构成中国崛起的外部“逆势”。

第一，中国是近代工业化以来全世界唯一一个不得不顾忌生态变量的全球级崛起大国。无论是早期殖民扩张，还是后来的工业转移，西方工业化进程几乎不必为破坏他国生态、污染气候环境而付出额外的发展成本。1990年代以后，人类对气候变化空前关注，使得这个“从地狱来的问题”（哈佛教授沃兹曼语）变为诸多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枷锁，也成了影响中国崛起的新外部变量。

中国的战略雄心与国际责任观在于，不仅高效完成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所承诺的中国2020年目标，更提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宏伟目标，但中国仍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中低端，产品单位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1.5倍，外部生态约束无疑是急剧倒逼中国发展转型的难度与压力。

第二，中国是500多年来唯一一个非西方文明圈、不得不防止“被群殴”的全球级崛起大国。无论是大航海时代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还是工业革命时期崛起英国、法国、德国，或是20世纪崛起的美国、日本、苏联，都是同质文明内的国力位次与权力份额之争，对外殖民与侵抢他国时，往往保持着勾连与分赃之态。清末八国联军入侵、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还合力瓜分非洲，都是西方“内争外合”本质的典型例证。

中国崛起不可能推行过往西方列强均势平衡的“联盟外交”，更不可能重复冷战时期“两个阵营”套路。西方文明面对“东升西降”的空前焦虑与敏感心理，一些区域强国对中国崛起的羡慕嫉妒恨，打“规则”旗号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都很容易形成对中国崛起的压制共识。中国对外交往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会落入被集体围攻的布设陷阱中。加之数字时代万物互联，各类外部金融风险传导加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与重塑预期，边境领土争端不断，极端势力活跃，以“卡脖子”为目的的科技脱钩与数字压制等因素，当下的中国外部安全环境显然比任何一个时期都复杂。

第三，中国是世界史上唯一一个承诺不侵略他国、愿意和平发展的全球级崛起大国。无论是数十年前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永远不争霸，还是近年来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主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或是新冠疫情期在医疗物资、疫苗等国际公共产品方面全力援助他国，中国崛起彰显人类文明的进步性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中国不可能拷贝过往他国靠战争、冲突、殖民崛起的老路，也不能走建立不平等金融、贸易、经济体系剥削他国的邪路。中国外交主张和平、合作、共赢，是基于大国兴衰史的惨痛教训，也是源于数十年来自身开放发展的有效经验。但外部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借题发挥，试图给中国套上过高的道德紧箍，所谓“压迫他国”、“种族灭绝”、“不民主”、“不透明”、“人权缺失”等种种子虚乌有的帽子常扣在中国身上。中国稍加反驳，又被西方媒体戴上“战狼外交”的新帽。

西方类似舆论压力，使中国在对外发展中不得不考虑更多的道德框框与规则标准。中国要对外比拼的，不只是国际关系理论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实力、工业能力、军事国防、科学技术之争，还被增设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楷模之争、合作之争、红利之争、良治之争。中国对外交往不得不比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做得更讲规范、更重方式、更能共赢、更有示范。

对于这些“逆风逆水”，中国决策层是有预判的。习近平在编制十四五规划的座谈会上曾说：“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准备。”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了最接近的时刻，这无疑提醒国人面对国家崛起的外部环境，须审慎稳健，持底线思维，攻艰克难，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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