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教育部）执行主任，丝路学院副院长、特聘教授；

李菡系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讲师，本文转自9月25日当代中国与世界。

近几年来，“代际”越来越成为各国学术界的重大综合研究议题，涉及经济增长、社会秩序、投资消费、人口结构、文化伦理、信息传播、教育变革、艺术创作、企业管理、宏观统计、国家政治等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2024年以来，以“α世代”（又称“阿尔法世代”或“Alpha世代”）为对象的主题研究逐渐进入中国公众视野。该类研究以“α”（读“阿尔法”）这个希腊文首字母指涉201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人，强调对这代人的成长环境、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娱乐生活等维度的特点剖析与趋势追踪，为品牌消费与经济生产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与启示。这是继此前流行所谓“婴儿潮一代”“X世代”“Y世代”“Z世代”研究后又一个逐渐兴盛的代际研究对象，对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科技创新、国力发展以及国际局势演变分析都提供了全新的观察视角与深远的战略考量。

本文认为，“α世代”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原住民。到21世纪中叶，“α世代”将伴随着巨大的全球人口结构变迁，遭遇科技迭代、经济竞争、政治博弈等一系列国际格局中的G2（两国集团）现象。与目前流行的对“α世代”分析报告不同，本文认为，分析与“α世代”交互演进的人口结构、数字治理和大国竞争的未来趋势，比当下分析这一代人生活习惯、消费模式等流行视角更具战略价值。透过“α世代”视角观察21世纪中叶的中国发展预期，会很容易得出结论，中国面临着更多新的战略机遇与发展挑战。中国“α世代”的表现直接决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也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密切相关。

一、正在兴起的“α世代”研究

“α世代”是西方学术界在“婴儿潮一代”“X世代”“Y世代”“Z世代”术语后的又一个对新生代际人群的代称，最早源于澳大利亚著名人口统计学家马克·麦克林德尔2009年畅销书《XYZ世代的ABC：理解全球世代》。麦克林德尔在一次采访中讲述“α世代”一词的由来：“当我在酝酿新书《XYZ世代的ABC：理解全球世代》时发现，很明显，新一代人即将开始，但他们还没有名字。因此，我进行了一项调研，以了解人们愿意用怎样的称呼来形容他们。虽然也出现了许多说法，其中‘A一代’说法被提及最多，但‘α世代’也被提到多次，最终，我决定将‘超越Z世代：遇见α世代’作为其中一章的标题。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它符合使用希腊字母代替拉丁字母的科学命名法，重复回到A是没有意义的。毕竟他们是21世纪出生的第一代人，他们是新事物的开始，而不是回到旧事物的重复。”

类似拉丁字母用完后、再改用希腊文字母来命名某一事物，在西方语境中是常见的事情，比如2005年大西洋飓风季节，西方媒体最初以拉丁字母来称呼，用尽后就用希腊字母α（alpha）到ζ（zeta）来命名最后的六场飓风。如下表所示，这种以字母命名20世纪中叶以来多个世代的术语带着典型的西方话语惯性。

根据维基英文的解释，“α世代”的迄止年份没有一致的共识。当前常见的是创造该术语的麦克林德尔使用的2010—2024年的阐述，也有不少研究报告虽沿用这个术语，却在时间段上有一些微调，如2010—2025年、2011—2025年、2011—2021年、2013—2021年等。这些微小的分歧并不能掩盖一个共同指涉，即2010年代初出生的“α世代”具有与前人完全不同的鲜明时代特征。

从技术变迁角度看，“α世代”是人工智能的原住民。2010年代，人工智能的科技更新逐渐进入到快速发展期。2009年“智慧地球”概念首次被提出。2010年大型视觉识别全球挑战赛开始，人工神经网络进入深度学习，形成了人工智能的早期智慧。此后，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以及云计算等一系列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逐渐推动着各行各业的变革与日常生活的改变。对于许多国家的“α世代”而言，从出生第一刻开始就拥有诸如数字信息登记、智能工具使用、人机互动生活的人生体验。伴随着成长，“α世代”享受、使用、学习、升级人工智能技术将成为每一个人必备的技能与经历。

从人口结构角度看，“α世代”是人类生育率拐点的一代。2025年，“α世代”人口预估约20亿，是所有世代中出生人口最多的一代。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医疗技术的提升、避孕药具普及以及更多教育和经济机会，世界各国出生率一直在下降。2010年代中期，大约一半国家的生育率低于人类正常繁衍的更替水平。根据相关权威人口统计学机构预测，203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85亿，2050年将达到97亿，2100年却只有88亿左右，届时“α世代”人口约占22%，远远超过其他世代的15%。很显然，“α世代”寿命会更长、家庭规模会更小并将成为“有史以来受过最正规教育的一代、有史以来技术供应最丰富的一代，也是有史以来全球最富有的一代”。

从大国格局角度看，“α世代”是亲历大国实力更替的一代。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随后中国在工业生产总值、货物贸易总值、吸引外资总额等许多重要经济数据方面超过美国。多数国际机构预测，在2035年前后，中国将替代美国延续了近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地位。这个过程并不平坦，必将遭遇日益白热化的大国竞争。这意味着“α世代”在成长期不得不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颠簸”“平行世界”“半脱钩”等一系列大国博弈所产生的世界变局衍生品并为之作出人生规划调整与相关应对。

由此看，研究“α世代”不仅是人口统计学层面的底层结构追踪，也不仅是商业、贸易或消费逻辑上的中层经济分析，更是与国际政治、大国兴衰与文明演进相关的高层战略研判。中国学术界研究“α世代”不只是具有人口学、社会学、管理学、金融学、经济学的学术理论或商业实践的意义，更是具有从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全球治理学视角出发研究未来二三十年，尤其是如何实现2050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的战略意义。

然而，很可惜，对于“α世代”的研究，中国学术界远远滞后于国际社会。根据中国知网搜索，2022年才有“α世代”主题的学术论文发表，截至2024年8月，仅有不到20篇论文的发表。2024年6月某商业机构推出《阿尔法世代人群研究：洞察数字原生一代》报告，同月，《中国网信》杂志推出封面系列文章《α世代——青少年网络行为探析》，加之一些媒体报道与公众号转载讲述，“α世代”才逐渐进入中国公众的视野。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外文术语“α世代”或“Alpha世代”，或是转化为中文的“阿尔法世代”的说法，在中文语境都显得不通俗易懂，还颇有些被“术语殖民”的意味。结合“α世代”所依托的技术时代背景，倒不如直接称其为“人工智能一代”或“AI一代”，更能精准地体现出这一代人的时代技术特征。随着技术创新与人口结构、代际特征的相互塑造，“α世代”的成长与互动必将影响国际格局的演化进程。

二、“α世代”演进的国际比较

根据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英格尔哈特的“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代际间的断裂与分化是常见的现代化形式。技术对人口赋能的效率差异，会导致不同地区人群的不同成长速度，进而反作用于各个地区的人口结构演变，也作用于国家兴衰的进程。英格尔哈特的理论推演对“α世代”演进的国际比较研究具有启发意义，也为理解中国决策层常提及的“百年变局”提供参考价值。

第一，从技术赋能上看，各国“α世代”的智能科技赋能水平是不均衡的。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α世代”必能更多享受人工智能带来的科技赋能与成长红利，进而形成数字技术普及度差异下的各国“智能鸿沟”。在Sora、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已在科技领先国家广泛使用时，非洲、拉美等不少国家的人口仍还只能用2G网络打电话、发短信，甚至处于前工业时代的“失联”状态。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21年报告显示，有88个发展中经济体在智能科技革命的先进制造业创新中几乎毫无作为，而有十个经济体掌握着90%的专利和70%的出口。国际电信联盟2023年发布的报告，欧美国家高达90%以上的人使用互联网，亚太地区约有2/3，非洲则仅有37%。全球各国智能科技的不均衡发展，导致各国“α世代”成长进程加速度式地拉大了“智能鸿沟”。科技发达国家当前的1—14岁孩子从小享受在智能化学习中提升数字素养，而“全球南方”尤其是像加沙地区、南苏丹、孟加拉国等欠发达国家贫困与战乱地区的孩子们还处在生死存亡、饥寒交迫中。

科技赋能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也未必完全是好事。正如《未来简史》一书所言，对于那些嵌入智能时代的国家“α世代”而言，同样面临着来自数据主义的威胁。“所有生物都演化为算法，而生命被数据所处理”、“无意识但具备高度智能的算法，可能很快会比人类更了解人类自己”，越享受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便捷与高效，越有可能将手中原本由人类自身应掌握的主导权力交给了数据主义产生的外部算法。由此看，“智能鸿沟”不止拉大了“α世代”的成长差异，更衍生出一系列全球性的问题，进而冲击各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性、文化和财富的均衡性、网络信息资产的安全性和加剧数字治理进程的艰难性。

第二，从人口结构上看，“α世代”人口分布将助推“西衰南盛”的进程。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生育率有可能就越低。由于个性化教育、避孕药物的普及、性别意识多元化、智能产品的生活替代等诸多后现代主义变量的冲击，人口分布越来越呈现“西衰南盛”的进程。2010年以来，大多数人口增长都来自于“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非洲和亚洲。根据联合国发布《世界人口展望2022》显示，2023—2100年主要国家总人口占全球比例中，最明显的变化来自于欧洲和非洲。欧洲总人口占全球比例从9.3%下降到5.8%，非洲总人口则从18%大幅上升到38%。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人口增长陷入停滞，甚至是负增长的状态。“α世代”成年后，这种“西衰南盛”的进程仍将进一步深化。研究显示，到2050年，印度人口还将增长3亿，达到约17亿；尼日利亚人口则由2022年2.1亿增长近一倍达到4.1亿。埃塞俄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孟加拉国的人口都将激增至2亿左右。巴基斯坦人口则会超过3亿。人口激增面临的劳动力增长，同时也将面临着就业压力与社会动荡的风险。

由于移民等因素，美国、加拿大等少数发达国家仍将出现人口数量的涨幅，但种族矛盾、贫富差距、族群结构等因素将深度困扰着北美这两个发达国家的发展。2022年的数据研究显示，2010年后出生的“α世代”以少数族裔为主，其中黑人人口比重保持在13%左右，而拉丁裔、亚裔和混血人口分别增至19%、6.3%和3%以上，这导致在2040年代美国不可避免地成为以少数族裔超过传统上以白人为主体的另一种人口结构的国家。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生前最后一部著作《我们是谁》中所担心的国家认同危机终将一语成谶，因种族差异出现的“美国内战”预言概率也将极大地提升。

第三，从大国格局上看，“α世代”面临着全球竞争G2（两国集团）式的两极化特征。

与前几个世代不同的是，“α世代”成长进程将面临着大国追赶、竞争甚至地位更替的“百年变局”。2010年代，中国各项发展事业都在加速追赶世界发达国家。经过十多年的追赶，2020年代初，中国在经济总量、贸易总量、科研投入、军事支出、治理能力等各个方面都拉开了与欧洲、日本的差距，而成为美国情报机构所述的“日益成为近乎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increasingly near-peer competitor)。美国学者尼尔·弗格森、弗雷德·伯格斯滕在十多年前先后提出的“中美国”（Chimerica）、“G2”（两国集团）现象变得越来越明显。据《2023年全球智能硬件行业技术竞争格局》报告显示，全球智能硬件第一大技术来源国为美国，硬件专利申请量占全球智能硬件专利总申请量的37.23%；其次是中国，占全球智能硬件专利总申请量的28.66%，排在第三、四位的日本、韩国都占不到10%。中美两国智能硬件总和占世界的2/3。如此“G2”特征同样适用于两国的其他指标，2023年，中美两国GDP占全球比重的45%左右；两国军费开支占全球比重的55%左右；两国工业生产总值占全球的58%左右；等等。

不过，与当年美国学者提出的所谓“中美国”“G2”稍有不同的是，两国实力并没有因相互接近和依存而呈现出平等互助、合作尊重的应有状态。美国自2018年首次将中国定义为唯一战略竞争对手以来，在政治、军事、贸易、科技、人权及涉藏、涉疆、台湾等诸多问题上加大对中国的遏制力度，进而让越来越多人担忧在未来10—20年美国对中国发动的新冷战不断加剧，进而导致中美“半脱钩”和“平行世界化”、世界陷入新一轮的危机与动荡的窘境。对于各国“α世代”而言，在跨境求学、国际工作、意识形态、技术使用、工具品牌、日常生活方面都有可能面临着越来越多中美两国之间“选边站”的难题。

如上所述，笔者研究“α世代”并没有停留在分析这个代际的价值理念、行为偏好、消费习惯等静态层面的人群特征，毕竟“α世代”当下仅仅才处在1—14岁的少年儿童期，未来的不可琢磨性仍较大。相比之下，剖析“α世代”的技术赋能、人口结构和大国格局的动态演化，更具有国家发展与战略研判的重大价值。

三、“两步走”战略视野下的中国“α世代”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寄语少年儿童：“时代总是不断发展的，等你们长大了，生活将发生巨大变化，科技也会取得巨大进步，需要你们用新理念、新知识、新本领去适应和创造新生活，这样一个民族、人类进步才能生生不息。”这可称为是中国决策层开始关怀“α世代”的标志性讲话，也是中国“α世代”未来受教育、被赋能、广参与、做贡献必须要把握的发展维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2050年前后）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中国“α世代”从1—14岁成长至26—40岁、正好发挥聪明才智、担当国家栋梁的黄金时段。对此，有必要对中国“α世代”成长趋势提出必要的畅想与建议。

第一，中国“α世代”是全球最能享受智能科技红利的群体，同时要发挥数字治理挑战下的全球示范表率作用。

截至2024年6月底，中国累计建成5G基站383.7万个，占全球比重达60%以上，实现了“市市通千兆”“县县通5G”“村村通宽带”。中国算力总规模位居全球第二，工业互联网融入千行百业，在交通、工业、电力、医疗、教育等各个领域实现大规模推广。这种相较于世界的领先优势促使中国“α世代”比世界绝大多数同龄儿童少年都享有更便捷的日常生活、更高效的教育资源、更丰富的见识体验的成长环境。换句话，当多数欠发达国家和动荡地区的“α世代”仍受困于饥饿、战争，当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α世代”仍处在硬币支付、慢速交通的生活状态，中国大城市里的“α世代”已将时速350公里的便捷高铁、方圆1公里内必有清洁地铁、无现金支付、刷视频、网购视为打个人记事开始就拥有的稀松平常。

但另一方面，作为真正“AI原住民”一代，中国“α世代”也面临着沉迷于智能科技产品、视频娱乐而无力自拔的成长挑战以及陷入数据主义、算法推送的未来人类丧失这个星球主导权的深度风险。针对此类风险，尽管2019年中国教育部曾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但还远远不足以完全应对数字治理深不可测的未来困境。对此，不断落实和持续深化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改革、高质量培养中小学学生智能科技素养，形成中国“α世代”高质量接受人工智能教育的成长环境，避免“AI鸦片”的侵蚀，成为数字治理未来“人机共处”的生活典范与文明表率，是中国“α世代”的重大历史使命。

第二，中国“α世代”是避免老龄化阻隔民族复兴的关键力量，也是推动中国在智能化时代对世界作出更大贡献的接续力量。

“α世代”是中国人口快速负增长的一代，年度出生人口由2012年的1973万降到2023年的902万。如果按这个趋势下去，到2100年底中国人口很可能只有6亿左右。要扭转国人对人口负增长的民族焦虑与未来恐慌，中国必须要在“α世代”加强“幼有所育”“幼有善育”的生育保障，既要通过税收、津贴、育假、社区等一系列政策权益杠杆打好提升生育政策包容性的“组合拳”，还要通过人工智能全链条人才协同培养计划、依托新型研发机构的科研大平台与龙头企业的应用场景，实现中国人的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的转变、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型。

另一方面，中国占据全球领先地位的5G通信网络、大数据平台、算力中心、算法库等基础设施的构建，是人工智能红利惠及全民的底层保障，也是通过高效数字治理提升人口高素质发展、消除老龄化阻隔的基础动能。“α世代”是当下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目标的接棒者。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推进人工智能高水平的开源开放生态体系，l打通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帮助发展中国家以更低成本和更短周期获得人类前沿科技成果、缩小与领先国家间的技术代差，体现中国作为新型全球强国的角色与地位，是中国“α世代”不得不承担的未来重任。

第三，中国“α世代”是避免大国竞争中失利的人才支撑，同时也是推动人类进入文明新形态的领衔人群。

当下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α世代”是中国最终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一代。面对近年来自美国“小院高墙”式的科技封锁以及智能科技创新代差正在加大的潜在风险，西方一些媒体、智库和政客掀起所谓“中国见顶论”，打压中国发展预期，贬低中国未来人群的创新能力。对此，能否扛住未来20—30年的科技竞争，中国“α世代”的重任尤为艰巨。更重要的是，化解中美竞争，需要跳出“修昔底德陷阱”，走出大国争霸预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也需要“α世代”开放包容的心态、互商互谅的气度、相互尊重的品格。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强国之路，不仅需要高度重视对本国“α世代”的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从娃娃时代抓起，激发更多孩童的天赋与天分，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少年人才制度体系与科技创新少年后备人才队伍，还需要有更包容与开放的社会环境与“抢人”政策，增加对世界优秀青少年天才的吸引力，要有更多优秀孩童从小就到中国来求学生活，形成“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开放环境与人才竞争比较优势，为全球各国“α世代”的人才能在中国找到用武之地提供可能。

事实上，在刚刚结束的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里就有多位朝气蓬勃“10后”运动员崭露头角，充分说明“α世代”已悄然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未来已来，“α世代”的时代帷幕已拉开。相比于前几个世代，作为人工智能科技原住民的中国“α世代”，在技术赋能、物资基础等各个方面都比绝大多数国家的同龄人有先发优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140多次提到“改革”、30次提到“人才”、专门将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单独放在第四部分重点部署，字里行间都在为“α世代”未来茁壮成长而做着顶层设计的准备，接下来的改革落实与政策执行变得尤为关键。

综上所述，“α世代”未来所面临的经济、社会、科技、政治演进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远超过从前。研究“α世代”的变迁在中国学术界才刚刚开始。继续推进深入研究“α世代”，细化未来国家演进的人口、人力、人才追踪，对国家崛起、民族复兴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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