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与人大重阳副研究员、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鲁东红在核心期刊《理论建设》2026年第3期发表万字学术论文《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历史演进、核心内涵与未来走势》，系统论述了中美关系自建交以来经历的历史流变，深入剖析中美关系新定位内涵与实践框架，并进行前瞻研判。这篇论文是在中国知网首发、第1篇排版完成的、关于该主题的学术论文。现将论文内容发布如下：（全文约14800字，预计阅读时间3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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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6年5月14日，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确立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标志着双边关系正式步入以长期共存为导向的框架模式。本文系统梳理了中美关系自建交以来经历的“友好合作”“全面战略竞争”等六阶段历史流变，折射出大国博弈心态从“仰视借重”到“平视竞合”、再向“警惕共存”的深层流变。文章深刻剖析了“建设性、战略性、稳定性”的三重内涵，以及“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四维实践框架，并结合新形势下元首外交“常态化战略对账”、双边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的“技术解耦”机制，以及“中美俄”密集穿梭外交下的新型三角战略平衡进行了未来走势研判。文章认为，这一新定位是对西方传统霸权更替与“修昔底德陷阱”宿命论的范式超越，在技术与制度双重维度上，为处于动荡变革期的国际秩序锚定了至关重要的大国确定性。关键词：中美关系；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大国互动新范式；元首外交；大国博弈

正文 

2026年5月14日，中美元首在北京举行会谈，共同确认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双边关系的新定位。这一共识的达成，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式迈向以长期共存、良性竞合为导向的系统性“框架模式”，摆脱了过去以危机应对为主的被动“管控模式”。对于国际关系学界而言，这一新定位不仅是一项重大的元首外交成果，更提出了一个亟待破题的重大理论课题：如何在全球秩序震荡重构期，科学界定大国理性共处法则？“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提出并非地缘政治压力下的应急之策，而是两国关系历经四十余年波折互动、利益对账与战略调适后的螺旋上升产物。从冷战末期的地缘大交易，到后冷战时期“接触主义”伴随“中美国”幻象破产而宣告终结，再到近年来高强度的全面战略竞争，中美两国最终在其实力结构的“动态均衡”与战略相持中达成了一种内生性的结构性妥协。中国学界围绕“新型大国关系”“战略相持期”的研究，与美国学界围绕“修昔底德陷阱”“Near-peer competition”等概念的讨论，共同构成了新定位诞生的学理根基。本文认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本质上是将元首顶层设计的精英默契转化为系统化、常态化的制度网络。它既不幻想着退回单向理想主义的“接触时代”，也坚决拒绝零和博弈的“新冷战逻辑”，而是在正视大国博弈常态化的基础上，对大国关系运行逻辑进行重新定义。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国际体系加速重构的时代背景展开系统论述。第一部分系统梳理中美关系定位的六阶段历史流变，揭示博弈心态的转换；第二部分深入剖析“建设性、战略性、稳定性”的三重学理内涵，解构“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四维实践框架；第三部分则结合多边峰会元首对账、双边经贸委员会技术解耦，以及“中美俄”新型三角稳定机制的未来走向展开深度研判，以期为探索大国“非战争型权力转移”路径提供前瞻性的学理引领。01中美关系定位的历史演进

中美关系自建交以来，其定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国际权力结构变迁与双方实力消长，经历了多次范式转换。从冷战末期的“友好合作”，到后冷战时期的“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的“平等竞合”与“稳定共存”，中国对美战略定位的核心线索清晰地折射出大国博弈心态从“仰视借重”向“平视大国”、再向“警惕共存”的深层流变。梳理这段演进历程，不仅能清晰透视中国如何将双边关系从“融入美国主导体系”转向“追求自主发展与底线安全”，更有助于理解2026年“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突破的历史必然性与学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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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友好合作与借重发展的战略萌芽期

改革开放初期，中美建立外交关系能够直接服务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其核心背景是冷战格局下基于共同应对苏联地缘压力的“战略协作”，并被基辛格称之为“心照不宣的同盟”（tacit alliance）。在这一阶段，中国官方将双边关系定位为“正常国家关系+友好合作关系”，反复强调“中美友好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在心态上表现为对现代化建设经验的学习与对外部资源的借重。

从历史现实来看，这一时期的中美互动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地缘平衡之上。正如1991年7月16日，刚卸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李洁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演讲时指出：“1971年中美关系打开局面时，是美国有求于中国，双方讨论的日程是由中方定的。”在此阶段，中方秉持“韬光养晦、友好合作”的宏观指导方针，视美国为现代化建设中可借鉴、可合作的重要外部力量，通过释放双方互补性红利，实现对外开放的初步破局，并努力避免与守成大国过早发生战略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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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2001年：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建构与接触主义的兴起

冷战结束后，中美之间基于“共同敌人”的战略联手基础瓦解，原有安全纽带被弱化。然而，全球化浪潮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推动中美关系进入了由“接触主义（Engagement Strategy）”主导的新周期。这一时期的关键节点是1997年江泽民同志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联合声明，正式提出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一新定位标志着两国试图在非敌非盟的框架下，通过战略协作与经贸深度绑定来管控地缘分歧。

在“面向21世纪”的逻辑下，美国的核心思路是“接触+改造”，企图通过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来推动其制度趋同；而中方的逻辑则是“融入体系、借势发展”。尽管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经历了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2001年南海撞机等严重危机，但由于“接触-融合”范式下形成的巨大利益交融，双方总体上仍展现出迅速修复关系的弹性和共赢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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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2012年：全面建设性合作与互利共赢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化期

“反恐战争”的爆发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让中美关系步入功能性合作全面开花的“黄金十年”。2001年10月19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在出席上海APEC会议期间与江泽民同志会晤，表示寻求“坦诚的、建设性的、合作的关系”，“建设性合作关系”这一表述正式确立。2002年2月小布什访华，双方确认将共同推进“建设性合作关系”向前发展，具体成果包括建立反恐磋商机制、重启经贸联委会会议、恢复军事交流、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但在实践层面，这个构想基本上是“有名无实”，“理想的成分远远大于现实的成分”。

2005年9月，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罗伯特·佐利克发表题为《中国何去何从：从成员到责任》的讲话，提出中国应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标志着美国对华认知从“体制外国家”向“可融入体系的参与者”转变，为新一轮接触政策提供了理论框架。这一概念在当时对进一步推进中美合作有一定积极意义。然而，双方在“谁之责任”“对谁负责”“负什么责”及“何为负责”等一系列问题上仍存在明显的认知差距。同年11月小布什访华期间，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全面推进21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通过“全面”二字突出了双方在政治、经贸、反恐及地区安全等诸多领域的深度协同。2006年，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使用“利益攸关方”定位中美关系，中方接受了这一说法。同年4月胡锦涛同志访美时表示，“中美双方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应该是建设性合作者”。

2009年，中美元首在北京会晤，发表《中美联合声明》，指出“双方重申致力于建设二十一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2011年1月18日至21日，胡锦涛同志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被广泛视为1979年邓小平同志访美以来两国领导人之间最为重要的一次会晤。其中最突出的亮点，是中美在1月19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出“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两国关系新定位。

这一时期，中美经贸联系迅速扩张，形成了深度相互依赖的共生结构，中国市场成为全球跨国公司版图中最瞩目的增长极。然而，这种“合作伙伴”定位本质上仍维持着“合作主导、竞争从属”的特征。中方通过继续坚持“韬光养晦”外交方针，为自身关键的战略机遇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美国战略界对“接触主义”的信心已在隐秘中发生了动摇。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内部逐渐形成“接触失败论”。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认为，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此前对中国采取的接触政策完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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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017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平等共处话语的系统尝试

随着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国实力对比的快速演进催生了中国外交思维的深刻转变。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中首次系统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其核心内涵被概括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一定位标志着中国在外交心态上由“仰视借重”转向“平视大国”，试图以对等的大国身份主动塑造双边框架。

从学理逻辑看，“新型大国关系”是中方针对“修昔底德陷阱”风险做出的重大战略回应，旨在通过达成顶层政治共识来对冲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冲突的历史宿命。然而，这一中方主导的话语体系在华盛顿遭遇了选择性接受。美国虽认可“不冲突不对抗”与“合作共赢”的功能性价值，但始终回避“相互尊重”这一核心原则。奥巴马政府在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同时，对中方强调的“尊重核心利益”表述保持高度谨慎，美国官员往往以“共同利益”取而代之，避免在主权、制度等议题上作出明确承诺。随着南海争议升温及科技产业竞争初显，美国战略界的疑虑不断加深。至2015年后，美国已在官方话语中刻意回避“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美国对华认知不可逆转地由“合作伙伴预期”滑向“战略竞争防范”，该框架在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内，事实上已失去了作为双边关系指导原则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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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022年：全面战略竞争的凸显与防御性危机管控期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两党建制派对华战略认知发生根本性逆转。同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世界重回“大国竞争”新时代，正式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与“修正主义国家”，这标志着美国对华“接触主义”彻底破产，双边关系骤然步入全面战略竞争的激化期。时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表示，中国“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面临的最广泛、最具挑战性和最重大的威胁”。实际上，早在2003年，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项调查就显示，在百余位美国国际问题学者的眼中，中国既被看作是未来20年最有可能成为美国盟友的国家，也被看作是最有可能成为美国对手的国家。这充分显示了中美关系本质的复杂性、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和给予清晰定位的困难性。

自2018年3月特朗普宣布将对中国采取贸易措施以来，中美关系出现全面倒退的迹象。面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与技术脱钩的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回应展现出了鲜明的阶段性调整。2019年G20大阪会晤期间，中国提出中美关系应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试图在高强度震荡中为中美关系踩下刹车。2021年，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不久，便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将中国定性为：“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又在经济、外交、军事及科技领域日趋具备相关实力以实现此目标的战略竞争者”。这一表述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完成了从多维竞争到系统性秩序挑战者的升级，也为此后美国两党对华强硬政策奠定了基础。

面对美国拉拢盟友实施的跨系统围堵，中方在坚决开展战略斗争的同时，提出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三原则，并在外交表述中以“管控分歧”取代了过去的“消除分歧”。这一时期的本质是“合作优先”范式的彻底终结与“竞合交织、防范崩盘”局面的形成。美国试图通过设置“护栏”进行防御性的竞争共存，而中方则划定清晰底线，双边关系进入高强度博弈下的危机管控阶段。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概括为“竞争性共存”，这一政策从维护美国利益出发，通过危机管控机制为两国互动设置界限，使竞争在规范和明确的范围内展开。

换言之，拜登时期的中美关系虽然仍保留合作空间，但整体基调已经从奥巴马时期的“竞争中合作”，逐渐转向“竞争主导下的有限管控”。因此，这一阶段的“稳定”更多是防御性、被动性的稳定，其核心目标是避免中美滑向直接冲突，而非建立长期共存的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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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025年：稳定共存与守住底线的长期理性博弈期

经历了多轮极限施压与反制斗争的拉锯后，中美关系逐步沉淀进入一个由双方共同承认的、中方高度警惕的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对美政策的核心诉求更新为“止跌企稳、避免冲突、有限合作、长期竞争”。这一微妙的词汇更替，反映出双边关系底层逻辑发生了根本性跃迁：从追求宏大的“合作共赢”全面退守至务实的“稳定共存”，双方均将优先目标设定为防范大国关系发生不可逆的螺旋式崩盘。

在此阶段，中国外交心态全面演进为“警惕共存、守住底线”。中方在各种外交场合明确重申“竞争不是中美关系的主线”，并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与此同时，双边的战略斗争性显著增强。面对美国国内在经贸、高新科技前沿及区域地缘安全上的持续压力，中方不再对全面消除竞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将台湾问题、南海主权以及自身发展权利确立为不容逾越的“红线”与“底线”。

这种“平视世界”的战略定力，要求双方必须在承认长期博弈常态化的前提下，进行低限度的对等反制。2025年的中美关系因关税战加码而呈现出“波动频率高但恢复速度快”的新特征：两次严重波动分别只持续了大约一个月，两国关系恢复稳定的速度前所未有。这种“稳定优先”的防御性平衡，为2026年“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02“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核心内涵

大国关系的范式迭代，从来不是孤立的概念更替，而是全球地缘格局演进与双方实力对比变迁的必然投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对“合作伙伴关系”“新型大国关系”“护栏式竞争”等一系列历史实践的逻辑升华。与冷战时期被动反应式的危机管控不同，这一新定位的核心突破在于：它将中美互动从“防止最坏”的防御性逻辑，提升至“和平可期”的建设性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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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性”“战略性”与“稳定性”的三重学理内涵

准确把握“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全新定位，首先需要将其拆解为“建设性、战略性、稳定性”三个核心维度进行深度的学理辨析。这三个维度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分别回答了新框架“以何为目标”“在何种尺度上展开”“靠什么机制保障”三个根本问题。

其一，“建设性”意味着大国竞争从“击败对手”转向“自我提升”。“建设性”并非中美关系中的新词。2001年小布什政府曾以“建设性合作关系”定位双边关系，意在“战略伙伴”与“战略对手”之间寻找中间道路，带有试探与过渡色彩。2013年“新型大国关系”中“不冲突、不对抗”亦是“建设性”思维的表达，但更多侧重于防止双边关系恶化甚至失控。

2026年，中美关系新定位中的“建设性”与以往有两个根本不同。一是从防御性转向进取性。过去的“建设性”以“避免最坏”为核心逻辑，本质上是危机管控导向；新定位则将大国竞争本身纳入建设性轨道——不否认竞争，但要求竞争以提升各自治理效能为终极指向。二是从外部约束转向内生驱动。过去的合作动力多来自反恐、经贸等外部议题；新定位的动力来源转向了各自国内治理的内在需求，大国博弈的胜负手不再是压制对方的强度，而是谁能在治理效能、社会凝聚力等内生维度上率先突破。

从理论上看，这折射出国际关系理论中“竞争观”的深层转型。在今天这个时代，“进攻性现实主义”与“修昔底德陷阱”都含有明显的逻辑漏洞和错误的前提假设。以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论断为例，他提出：假如中国未来几十年持续高速增长，就很可能打造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像美国主导西半球那样在亚洲建立主导地位。他据此推断，中国会谋求地区霸权，把美国军队挤出亚洲，美中之间的竞争将重演美苏冷战时期的对抗格局。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约翰·米尔斯海默关于美中必陷新冷战的预言，其实是建立在两个隐含前提之上：一是对中国发展前景采取了最乐观的预测；二是默认中国会走美国的老路，去追求地区霸权。而现实是，中国并没有走这条路，而是试图走出第三条道路：将竞争的焦点从“相对收益”（我比你多赢多少）转向“绝对收益”（双方各自能否变得更好）。也就是说，双方在竞争中共同提升各自的治理水平，比较的不再是“谁压倒谁”，而是“谁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走得更稳”。这一转型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中美实力相当，发生冲突会“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全面对抗成本不可承受；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治理等全球议题天然具有非排他性，一方的解决方案最终将惠及全人类。正因如此，“建设性”将大国互动目标从“击败对手”重塑为“自我提升”，使竞争成为推动制度升级与人类进步的积极变量。

其二，“战略性”意味着大国竞争进入长周期制度耐力比拼阶段。“战略性”在中美关系中具有深厚的历史基因。2005年中美“战略对话”机制的建立，首次将双边关系中具有长期性、全局性的议题从日常外交中分离出来。然而，彼时的“战略性”更多体现在议题的重要性上，尚未深入到竞争方式的层面。

2026年中美关系新定位中的“战略性”实现了三重升级。一是竞争尺度的升级：从议题重要性到时间持久性。过去的“战略”对话集中于核不扩散等传统高政治议题，新定位则将双边互动本身置于大国综合国力长期博弈的宏观时间尺度下。二是竞争维度的拓展：从军事安全领域到全领域体系竞争。决定双边关系走向的不再是某一领域的战术得失，而是涉及规则制定权、技术标准主导权以及产业链重构能力的整体性比拼。三是竞争逻辑的内化：从外部施压到内生韧性。大国博弈的胜负手不在于外部施压的强度，而取决于谁的经济更健康、内政更稳固、社会更团结、战略定力更持久。

这一理解与学界对“战略稳定”概念的当代重构相呼应。正如《战略领域的中美关系》报告所揭示的，当代“战略稳定”已从传统的核稳定拓展至核、太空、网络、海洋、军事及人文交流六大领域，其共同特征是：任一领域的失稳都可能通过系统联动效应波及其他领域。这意味着，“建设性战略稳定”不寻求在短期内打破力量均衡，而是致力于在力量相持的长周期中，塑造一种具备跨领域抗风险能力的新型均势结构。它要求双方放弃“速胜”幻想，将战略定力本身视为一种核心竞争力。

其三，“稳定性”意味着中美从危机管控走向风险共治。“稳定性”在中美关系中的内涵经历了多轮迭代。冷战时期美苏“热线”所代表的“稳定性”，本质上是危机爆发后的被动灭火机制——其核心功能是在双方已处于冲突边缘时防止误判升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建立的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将“稳定性”拓展至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管理。然而，这两种模式均存在共同缺陷：它们是反应性的、单议题的，且高度依赖于决策者的个人理性。

2026年中美关系新定位中的“稳定性”实现了三重突破。一是从反应式到预防式。不再是危机发生后的被动管控，而是通过制度化的前瞻性磋商，在风险演变为冲突之前将其识别并纳入管理轨道。二是从单议题到跨领域。当代“不稳定性”的来源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地缘安全领域的擦枪走火，而是表现为人工智能失控、网络安全漏洞、新型金融系统性风险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威胁具有跨国界与系统性连锁反应的特征。三是从精英决策到制度韧性。正如清华大学达巍教授所揭示的，两国领导层展现出的稳定意愿“绝非偶然，而是源于两国共有的寻求稳定的结构性需要”。这意味着稳定性已嵌入两国互动的底层结构，而非依赖个体善意。

这一范式跃迁的实质，是将“稳定性”从一种危机防火墙升级为一套风险免疫系统。冷战时期的热线是“灾后报警器”，而今天的制度安排则更像是“灾前预警网”，即通过人工智能治理双边磋商、金融稳定协调机制、供应链风险议题沟通、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等多层次架构，在中美之间筑牢风险管控下的长期共存基础。由此，“稳定性”不再是被动反应式的危机管控，而是一套面向未来的、系统化的、主动预防性的风险共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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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四维实践框架

如果说上述三重内涵是从学理层面对新框架的解构，那么2026年5月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所阐释的四个维度，则从实践层面揭示了这一定位的操作路径：“建设性战略稳定”应当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四个维度共同构成了新时期大国竞合关系的完整有机体。

其一，“合作为主”被置于四个维度的优先位置，这并非偶然。理解这一维度，需要追溯“合作”在中美关系中的角色变迁。冷战后的合作依附于共同威胁，入世后的合作依托于经贸利益，二者均具有工具性与脆弱性。2026年中美关系新定位则将合作从功能性手段上升为结构性原则，实现了根本性质变。一是合作从“手段”上升为“目的”。过去的合作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反恐、经贸、气候；中美关系新定位中的合作本身即构成双边关系的底层逻辑，不再依附于任何外部议题。二是合作从“可选项”变为“必选项”。在“确保相互干扰”的结构性约束下，合作成为双方实现各自国家利益的唯一现实路径。三是合作从“议题驱动”转向“制度驱动”。过去合作随议题冷热而起伏，新定位则要求将合作嵌入常态化、机制化的制度框架，降低对决策者个人意志的依赖。一个“合作为主”的中美关系，其提供的确定性不在于没有矛盾，而在于矛盾出现时存在可预期的解决框架。这正是它区别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根本特征。

其二，“竞争有度”则是在正视大国间必然存在长期相持这一现实的前提下，为竞争行为厘清了不可逾越的边界。“竞争有度”的理念并非凭空而来，其学理根基可追溯至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竞争管理”的长期争论。近年来，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为代表的学者们试图探索一条超越古典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二元对立的中间路径。该路径承认国际竞争中结构性因素（如无政府状态、权力分配）带来的必然性，但同时主张通过制度规则界定与共识塑造，将竞争限制在可控范围内。“竞争有度”正是这一学理脉络的政策投射。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语境中，它具体体现为一种有边界、有规则、可管控的竞争形态，即“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竞争有度”可从三个角度论证：在“成本-收益”层面，随着中美两国实力趋近，单方面极限施压的边际收益递减，理性选择自然导向有度竞争；在议题属性层面，安全领域需护栏、经贸领域可容忍高强度竞争、全球治理则要求合作优先，因此区分属性本身就是“有度”的操作化；在时间维度层面，长周期博弈要求放弃“速胜”幻想，将节奏从“冲刺”调至“马拉松”。三者共同指向：有度不是否定竞争，而是为竞争安装“限速器”。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文所说：“中美竞争，理应比过去任何一组大国竞争更文明、更体现人类的进步性。”

其三，“分歧可控”在当下高度智能化与相互依存深度异化的新时代背景下，被赋予了全新的、进取型风险管理的内涵。实际上，在大国交往中，分歧的处理经历了三代演变。第一代冷战式的“压制分歧”，试图以实力碾压迫使对方屈服，结果往往是冲突累积。第二代后冷战时期的“消除分歧”，相信相互依赖与制度同化可以最终消弭分歧，但“接触失败论”已宣告这一幻想破灭。第三代即2026年中美关系新定位所代表的“管理分歧”理念，承认分歧的结构性必然，致力于构建一套让分歧“存在但不失控”的制度框架。从中美关系的演进史看，对分歧的态度变化清晰可辨。20世纪90年代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时期，双方倾向于将分歧视为需要克服的障碍，通过高层对话缩小分歧。21世纪初“建设性合作”阶段，分歧被暂时搁置，经贸合作的共同利益成为“压舱石”。至特朗普、拜登时期，分歧迅速泛化至安全、科技、意识形态各领域，“搁置”策略难以为继。

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实质，是从“谁更优越”的文明焦虑中挣脱出来，转向一种基于共同“上升期焦虑”的务实共处哲学。“分歧可控”之所以成为可能，不是因为它消灭了分歧，而是因为它在心理上完成了一次关键的祛魅。中美双方都公开或默契地承认，自己正处于一个漫长且不确定的实力调整周期中，谁也无法在短期内终结对方或彻底解决分歧。正是这种“共同的无力感”，反而催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醒——承认对方的优秀不再是屈辱，而是对现实的精确计算；不再要求对方按自己的文明模板改变，也不再兜售自身文明的终极优越性。由此，“分歧可控”便有了新的内涵：它不是强者对弱者的约束，而是两个相互承认的强大对手，为了各自能平稳走完自己的上升期或调整期，而主动设计的一套“并行生存规则”。每一阶段只处理当期不可回避的具体分歧，其余争议则被搁置于预设的时间框架之外。这种基于承认彼此都卡在历史进程里的共处方式，或许才是未来战略稳定最坚实的心理地基。

其四，“和平可期”作为四个维度的终极指向，大胆打破了两百年来国际关系史上“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有一战”的沉重宿命叙事。这一维度的升华，离不开元首外交在关键时刻发挥的“防坠锚定”作用。“和平可期”这一定位，为双边关系提供了最底层的安全网——它超越了两百年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根深蒂固的“战争宿命论”，向国际社会释放出一种长期且稀缺的确定性：两个大国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非战争型权力转移”的历史新路。这不是一厢情愿的道德呼吁，而是基于理性、机制与相互威慑的底线共识。回望历史，从伯罗奔尼撒到萨拉热窝，太多战争源于“预期失败”。而今天，当中美两国敢于在官方层面共同承诺“和平可期”，这本身就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次重要探索，为未来更大范围的国际关系转型提供了现实路径。

03“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未来走势与多维价值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由元首共识转化为长期双边框架，取决于日常机制的建构与对中长期博弈态势的精确研判。这一中美关系新定位并非意味着结构性矛盾的消弭，而是通过制度效能比拼、全球公共风险共治以及政治预期调适，将大国竞争纳入可控渠道。从长周期的发展轨迹来看，其未来走势与现实价值将沿着战略认知层、机制运行层与结构平衡层三个维度渐进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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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外交常态化“战略对账”及其理论超越

从战略认知层面透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未来走势首先表现为元首外交功能的深层转型，即由危机驱动型应急管控向常态化顶层战略对齐的底层逻辑转换。这一转型不仅在现实中构成了两国关系的防坠底线，更在学理层面完成了对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突破。

长期以来，“修昔底德陷阱”与霸权更迭论主导着大国博弈的认知，将结构性矛盾等同于全面零和对抗。传统语境下的“G2”（两国集团）概念，更是秉持“共管世界”的霸权逻辑，本质仍是强权政治的变体。然而，当前中美两国综合国力趋近、战略韧性相持、相互制衡格局形成，呈现出任何一方均无法单方面主导或重塑对方的动态均衡。“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提出，恰恰契合了这一权力结构现实。它彻底摒弃了西方霸权共治的旧逻辑，塑造出“共治但不共主”的全新范式。所谓“共治”，是指两国作为全球核心大国，基于共同生存焦虑协同应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安全、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所谓“不共主”，则是明确否定两极瓜分世界的旧模式，坚守多边主义内核，尊重广大中小国家的主权与发展权利。这一创新跳出了权力对抗、霸权更替的传统框架，为全球大国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视域，也厘清了国际社会对中美两极格局的认识误区。

这一理论突破的现实承载路径，正是元首外交的制度化跃迁。在新的定位下，未来中美元首将依托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联合国大会等多边峰会，结合双边国事访问、视频会晤、热线沟通等形式，构建高频次、常态化的“战略对账”机制。常态化对账的核心价值在于前置风险防控、校准战略预期、统一互动基调。两国元首通过定期就双边关系整体走向、核心利益关切、重大国际议题进行深度沟通，提前预判经贸摩擦、地缘争端、科技博弈等潜在风险，及时纠正基层执行层面的“信号噪音”与政策偏差，避免局部矛盾升级为系统性对抗。

这种防坠功能的具体运作机制，在实践中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底线性认知对齐。元首会晤通过直接亮明底线，明确划定各自不可逾越的战略红线。中国在台湾问题、南海主权、发展权利等核心利益上的立场通过元首外交直接、清晰地向美国传达；美国则在其关切的印太安全、技术优势等领域划定边界，有效降低了因战略意图误判而引发直接冲突的风险。2026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成果迅速传导至安全政策层面，最典型的例证是，会晤结束后仅一周（5月21日），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在国会听证会上明确表示，回应美国与伊朗的战事及弹药储备需要，华府正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这表明高层政治共识已经发挥了实质性作用。二是预期性锚定，通过定期会晤释放明确的合作与竞争信号，降低各部门、各层级在执行层面的“信号噪音”。在大国关系高度复杂化的背景下，两国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不同层级的对华/对美态度往往存在差异。元首外交通过确立顶层基调，为各职能部门提供了统一的行动框架，避免了因“信号不一致”而导致的摩擦升级。三是危机性刹车，当突发事件（如网络攻击指控、第三方地缘冲突、意外军事摩擦）威胁双边关系稳定时，元首层面的直接沟通能够迅速实现“降温”。传统的危机管控依赖外交渠道的层层传递，效率低下且易失真；而元首热线、面对面会晤等直接沟通方式，能够在危机爆发后的“黄金窗口期”内实现最高层级的意图澄清，阻止“安全困境”的螺旋上升。

2

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的“制度性解耦”及其治理赋能

理解中美未来走势的第二个关键维度，需从机制运行层面进行解构。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建立高刚性的双边功能性机制，将大国的结构性地缘政治分歧与多维度的实体产业循环进行制度性解耦——既避免全面脱钩带来的不可承受成本，又防止政治关系波动对正常经贸活动的反复冲击。

经贸关系历来被视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其功能的发挥依赖于双方共同利益的深度组织化。特朗普访华期间，随行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农业及能源等多个领域，这一事实表明，美国资本界和产业界难以与中国市场实现彻底脱钩。全面脱钩的边际成本远超两国承受阈值，这为双边经贸层面的制度化磋商奠定了现实基础。

为将元首共识转化为深度的机制网络，中美明确成立双边贸易理事会与投资理事会。这一举措标志着双边经贸合作的关键跃迁：从过去议题驱动、随政治周期冷热剧烈起伏的战术交易，转向高刚性、日常化、具备自我修复能力的制度捆绑。通过常态化的制度网络，双方得以规范资本合规性、市场准入边界以及供应链风险等核心议题。从功能上看，这两个委员会将实现三重跃升：一是常态化争端解决，为企业提供可预期的贸易与投资环境，防止单一摩擦事件被政治化升级；二是规则协调与标准对接，在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补贴、数字贸易规则等敏感领域，建立技术层面的常态化对话渠道；三是长期利益的战略锚定，通过委员会机制将两国商界的共同利益“组织化”“制度化”，形成对各自政府决策的稳定预期与理性约束。通过这一制度网络，双方得以规范资本合规性、市场准入边界及供应链风险等核心议题。

这一机制完成了对“中美国”（Chimerica）高度不对称交融幻象的历史扬弃。过去那种无框架、高风险、高政治化的相互依赖被一种新的模式取代，即竞争性共存。这种以制度性解耦和理性竞合为核心导向的大国相处之道，不仅有效捍卫了中国的发展利益与市场安全，更重要的是为大国之间以务实利益对账推动跨体系理性共处提供了全新的经济外交示范。这一范式可复制至中欧、中日韩等跨体系的经济外交，开辟理性竞合的示范路径。

3

“中美俄”新三角机制的动态制衡与风险共治

从结构平衡层面观察，“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未来的延伸与拓展，将打破西方传统权力转移理论中大国必然走向阵营化绝对割裂的局限，催生出一种非均衡性动态嵌套的新大国三角战略稳定机制，促使未来国际安全走势步入多维动态制衡周期。

从更宏观的国际局势来看，这一机制网络的构建，正在催生出新时代“中美俄”大国三角关系的战略稳定新形态。2026年中美在北京确立新定位后，多边高层外交呈现出密集穿梭的态势，这生动体现了新型三角关系的动态平衡逻辑。在未来的长期走势中，该三角结构将表现为“高度战略协作”与“制度化风险管控”的并行运行、双轨驱动。一方面，中俄之间基于高度战略互信所呈现出的全面战略协作，构成了维护欧亚大陆基本安全与国际秩序多极化进程的内生性结构基石，能够有效对冲外部强权冲动带来的地缘不稳定性。另一方面，中美、美俄之间则是在防范战略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密集的高层穿梭外交和多渠道沟通，强行搭建起嵌套式的风险管控机制。

这一走势的深层学理逻辑，正是中美关系新定位将大国博弈从相对收益竞争引向比拼内政韧性与治理效能等绝对收益的范式超越。未来三国在风险共治的框架下，将重点围绕“新边疆”领域的利益分配（如低轨卫星资源配置、深海采矿权、北极航道开发等非传统安全地缘）建立明确的冲突安全边界与危机隔离机制。三国在维持各自战略底线与核心关切的同时，以并行共存取代强行改造，将各自的战略不稳定性锁定在可控边界之内。

“中美俄”新三角机制的稳定运行，反过来印证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普适性逻辑。摒弃高度缺乏天然互信、充满结构性张力的传统互动模式，通过顶层设计筑牢安全底线，中美俄新型互动关系给予更多双边战略关系以借鉴和启发。它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清晰信号：大国关系的未来，并非走向你死我活的零和结局，而是在承认分歧、管理风险的基础上，共同走向一个更加稳定、可预期且具有建设性的方向。

04结语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范式的根本突破在于：它首次在实力趋向均衡、战略互信长期赤字的结构性约束下，达成了一套基于“共同生存焦虑”的共存规则。这套规则不以消除分歧为目标，而是致力于让分歧“存在但不失控”；不以击败对手为取向，而是致力于让竞争“文明化、可预期”；不以单边主导为路径，而是致力于让制度成为大国互动的真正锚点。

从理论贡献看，“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提供了一种超越古典现实主义“权力政治”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制度和平”的第三条道路——将最高层级的政治共识转化为多层次、日常化、具备自我修复能力的制度网络，使“共存”不再只依赖善意，而是嵌入各自国家利益的理性计算与机制性合作。从实践意义看，它打破了“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有一战”的西方宿命论，为人类政治文明提供了一种“非战争型权力转移”的现实样本。

展望未来，这一新范式的真正考验，不在于元首共识的美好表述，而在于能否在危机中经受压力测试、在政治周期更替中保持制度韧性、在第三方变量冲击下维持基本稳定。唯其如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才能从顶层设计沉淀为中美关系的底层结构。

（为方便读者阅读，参考文献已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