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维贾伊·普拉萨德系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本文转自10月16日三大洲通讯社。

玛汉卡利·帕瓦蒂（左）、莫图鲁·乌达亚姆（中）和钦塔拉·科特什瓦拉玛（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由其领导的团体布拉卡塔小队（Burrakatha Squad）一起表演反战歌曲。供图：普拉亚·纳提亚·曼达利摄影档案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玛卢·斯瓦拉吉亚姆（1931—2022）的名字恰如其分。从深度参与由印度农民和工人发起的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群众运动，再到后来圣雄甘地将该运动塑造为争取“斯瓦拉吉” 运动（swaraj，意为“自治”），比米雷迪·乔卡马用这个寓意争取独立且掷地有声的名字把她的宝贝女儿带入自由运动。玛卢·斯瓦拉吉亚姆出生于一个读书之家，能通过进步人民组织安得拉联盟（Andhra Mahasabha）有书看，她还有高尔基《母亲》（1907年发表）的泰卢固语译本。该书是苏联译为外文的众多作品之一，是苏联为全世界扫盲事业献上的一份厚礼，由印度的共产党人发行。高尔基的这本小说围绕母亲佩拉吉娅·尼洛夫娜·弗拉索娃和儿子巴维尔·弗拉索夫展开。母亲在工厂做工，残暴的父亲去世，儿子最终参与革命活动。母亲为儿子担心，但很快就开始阅读儿子带回家的社会主义文学作品，同时自己也沉浸在革命活动中。这本书对玛卢·斯瓦拉吉亚姆的一生产生了显著影响，她在2019年的回忆录《我的话就像子弹》（卡蒂亚妮和维马拉根据其本人口述整理）中讲述了自己的一生。

玛卢·斯瓦拉吉亚姆10岁时读了这本书，第二年就受到启发，加入了安得拉联盟发出的反对债役工号召。她决定打破种姓壁垒，向镇上的债役工分发大米。她回忆说：“叔伯们反对我把大米分给债役工。但我坚定地认为，他们理应有自己的那份。我的行动在整个地区开创了先例，债役工开始要求获得劳动报酬。”她的母亲支持这些努力，就像《母亲》中尼洛夫娜支持儿子巴维尔一样。这些早期经历为玛卢·斯瓦拉吉亚姆参加1946年至1951年间震动印度泰卢固语地区的农村起义（即特伦甘纳运动）做好了准备。

共产主义革命英雄玛卢·斯瓦拉吉亚姆（左一），20世纪40年代末与其他武装斗争的妇女战士在一起。供图：苏尼尔·贾纳

玛卢·斯瓦拉吉亚姆的进步行为将她带入了新兴的农民运动并尝试建立共产党。她全身心地投入到组织本地区农民的工作中，并很快动员了整个地区的农民。起义开始后，她被任命为一支战斗部队（dalam）的指挥官，她的演讲被称为“射出的子弹”。地主们联合悬赏她的人头，赏金高达1万卢比，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但她毫不畏惧，成为武装斗争中最受爱戴的青年领袖之一。

多年以后，玛卢·斯瓦拉吉亚姆讲述了她在20世纪40年代组织农民的经历。妇女和受压迫种姓达利特人晚上在稻田里劳动时，村里的空气中弥漫着受压迫者的歌声。这些歌曲是关于神和他们自己的生活。斯瓦拉吉亚姆回忆说，“在月光下”，歌声如此美妙，以至于“连睡着了的人都能欣赏到这些歌曲”。这些歌曲源于泰卢固社会盛行的民间艺术传统，如各种讲故事的形式，用歌曲和戏剧重现了关于毗湿奴神的印度神话“哈里卡萨”（Harikatha）、苏菲派歌曲库“帕基尔·帕塔鲁”（Pakir patalu）、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故事《博伽瓦谭》（Bhagavatam）以及“布拉卡萨”（Burrakatha） 和“戈拉苏杜鲁”（Gollasuddulu）等非宗教习俗，这两种习俗都用两只鼓为歌手伴奏，讲述工农故事。正是通过这些音乐形式，工人和农民对占统治地位的种姓世界观提出质疑。正是在这部分大众想象中，左派很早就介入了社会变革斗争。当玛卢·斯瓦拉吉亚姆前往至少30个村庄发动起义时，她说：“我以歌曲为载体，在人民中燃起了革命之火。我还需要什么呢？”

左：古马迪·维塔拉·拉奥，俗称加达尔（Gaddar），最有影响力的泰卢固语革命歌曲作家之一，在为观众表演时，先是跟着歌曲中的一句歌词载歌载舞，然后停下来解释歌词的政治和历史意义。供图：KN·哈里右：泰卢固语诗人斯里兰甘·斯里尼瓦斯·拉奥（通称为斯里·斯里）在红旗下为参加斗争的游行者朗读他的诗集《前进的征程》中的一首诗（右下角为诗集的黄色封面）。供图：库雷拉·斯里尼瓦斯，摄于2009年

我们于2024年9月最新出版的第80期汇编《泰卢固人争取土地和梦想的斗争》的核心是文化与农民和工人阶级进步活动的关系。在文盲率较高的地区和殖民教育体系中，仅通过书面文字或与人民世界格格不入的文化形式来传播新的世界观是不可能的。在印度、中国和越南等地，歌曲和戏剧成为政治对话的形式。在越南，共产党组建了宣传队（Doi Tuyen Truyen Vo Trang），深入群众，通过戏剧和歌曲动员村庄参与解放斗争。在中国，戏剧引入农村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延安十年（1935—1945）期间，共产党文工团开始演出“活报剧”，这是由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发展而来，演员根据新闻事件即兴创作戏剧。街头剧、歌曲、墙绘、幻灯片：这些都成为了革命活动的教科书。我们的汇编着力凸显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史组成部分的歌曲世界。

这些革命者歌曲以农民歌谣和形式为基础，精心打造新文化元素：在歌词中，他们摒弃农村的等级制度；在节奏中，他们让农民发出了比在地主面前更响亮的声音。这些歌曲的内容和形式都体现了新世界的大胆精神。

普拉亚·纳提亚·曼达利表演街头剧。供图：普拉亚·纳提亚·曼达利摄影档案

这些文化行动的历史及其引发的变革往往被遗忘——对这些历史的压制在我们这个时代扮演着政治角色。很明显，20世纪40年代的共产主义艺术家们仔细研究了早期的农民歌曲及其中蕴含的反抗历史；然后，他们将这些历史进一步发展，经常使用新的、充满活力的节奏来叙述农民和工人的革命历史。讲述抵抗史的歌曲在过往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新历史。这就是文化的辩证螺旋式发展，对过去斗争的记忆不断升华，激励新的斗争，而对新斗争的记忆又反过来刺激新的斗争；每一轮斗争都将文化形式推向其自身可能性的边缘，为那些因为旧等级制度和贫穷而对自我认识有所削弱的人们树立起新的信心。

我们的汇编希望揭示这段历史的一部分，这非常契合我们艺术部的工作（欲了解更多此类档案和理论工作，建议您订阅《三大洲艺术简讯》，于今年三月创刊，每月最后一个周日出版）。

这幅拼贴画包括普拉亚·纳提亚·曼达利在本世纪头十年拍摄的街头剧《英雄的特伦甘纳邦》剧照，以及苏尼尔·贾纳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拍摄的武装斗争部队（dalam）行进的照片。

哈立达·贾拉尔（生于1963年）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巴勒斯坦领袖，也是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当选委员。贾拉尔勇敢善良，但数十年来一直处于以色列占领军的包围之中。她经常被捕并被行政拘留，而且往往没有任何指控（第一次是在1989年巴勒斯坦的一次国际妇女节游行中被捕）。自2015年以来，她在狱中和狱外度过的时间一样长，而且狱中的时间越来越长。在狱中，贾拉尔成为女囚犯的重要代言人，并为狱友组织政治学校。2020年，哈立达·贾拉尔从以色列达蒙监狱偷带出一封信，由她女儿在巴勒斯坦写作文学节上作为演讲稿发表；信里谈到了在囚犯中开展文化工作的重要性：

书籍是监狱生活的基础。书籍维护着自由战士的心理和道德平衡，他们将自己的拘留视为反抗殖民占领巴勒斯坦的整体斗争的一部分。书籍还在每个囚犯与监狱当局之间的个人意志斗争中发挥着作用。换句话说，当狱卒试图剥夺我们的人性并使我们与外界隔绝时，斗争就成了巴勒斯坦囚犯面临的挑战。囚犯面临的挑战是通过阅读、教育和文学讨论，将我们的拘留状态转变为“文化革命”状态。

当我读到贾拉尔的演讲时，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她写道：“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成为被剥夺母爱的女囚犯的慰藉。”贾拉尔和其他巴勒斯坦女囚犯在2020年读到《母亲》时所经历的情感，与玛卢·斯瓦拉吉亚姆在20世纪40年代所经历的情感如出一辙，这真是非同寻常。这提醒我们，某些类型的小说能够振奋精神，激励我们以难以想象的方式采取行动。

2021年7月11日，贾拉尔在以色列监狱服刑期间，她的女儿苏哈去世。以色列人拒绝了贾拉尔参加苏哈葬礼的申请。贾拉尔悲痛欲绝，写了一首诗来悼念她的孩子：

苏哈，我的宝贝。他们剥夺了我给你最后一吻的权利。我送你一朵花作为告别。你的离去让我痛苦，让我心碎。心痛如绞。我依然坚定而坚强，就像心爱的巴勒斯坦群山。

诗歌、歌曲、小说、戏剧：小说在辩证的螺旋式上升中激励我们行动，而后描绘我们的行动，这反过来又激励其他人行动，继而写出他们的故事。

2023年10月以来，以色列人更加变本加厉地对待巴勒斯坦囚犯，并将数千名新的巴勒斯坦政治犯送入已经人满为患的监狱。现在的条件已经到了致命地步。哈立达·贾拉尔最近于8月28日发表的狱中感言令人心碎。在被关押者和前被关押者事务委员会以及巴勒斯坦社会囚犯俱乐部的律师探监期间，她发出了如下信息：

我每天都奄奄一息。牢房就像密闭的小罐子。牢房里有个厕所，上面有一扇小窗户，一天之后窗户就被关上了。他们不让我们呼吸。有一个狭窄的通风口，我大部分时间都坐在旁边呼吸。我在牢房里真的快窒息了，只能等待时间流逝，希望能找到氧气呼吸，维持生命。高温加剧了我被隔离的惨状，感觉自己是在烤箱里。由于温度过高，我无法入睡，他们还打算切断牢房里的水源，当我要求给我的水瓶加水时，他们至少要过四个小时才会送来。隔离八天后，他们只让我出去到监狱的院子里一次。

我们全力声援哈立达·贾拉尔。我们将把最新汇编译为阿拉伯语寄给她，让她能读到特伦甘纳英雄们的歌曲，并从中受到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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