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维贾伊·普拉萨德系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执行董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转自2023年6月19日三大洲通讯社。

30年前，我在印度读书时，经济学教科书上关于国际贸易的一节里提到了阿根廷。教科书认为，阿根廷集中精力生产出口牛肉而德国集中资源生产电子产品，这是比较好的状态。这个例子被用来解释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原则：各国应集中精力做自己“最擅长”的，而不是实行经济多元化。对我来说，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只能生产原材料而德国等富有国家则能推进科技发展，这种想法未免有些厚颜无耻。

当时，阿根廷仍为牛肉的生产出口大国。我和同学当时读不到何塞·埃尔南德斯的著名史诗、写阿根廷彭巴草原上高乔牛仔的《马丁·菲耶罗》，但我们从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中知道了穷凶极恶的“街头流氓”（compadritos）和“刀客”（cuchilleros）。其中也掺杂着牛仔，他们是在阿根廷的平地上骑马的独行客，将牛群聚拢、赶往集市。这些骑士再也不是阿根廷农业社会的标志了。如今，农村里主要是小农和农业无产阶级，他们为大型农商企业劳作，是创造国家财富的主力。

据阿根廷全国农业普查，由于土地日益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全国农业用地持有数量在1988年至2018年间约下降了41%

2021年，世界贸易组织指出，阿根廷仍为“农产品出口大国”，当年农业产品占到该国出口约三分之二。截至2023年4月，农产品占到该国出口的56.4%。主要农产品为大麦、玉米等谷物、大豆及牛肉。阿根廷的农商企业大举进军全球大豆市场，甚至推出了所谓“大豆美元”计划，以促进出口，赚取美元以缓解该国的严重外汇危机。

阿根廷已连续三年遭受因气候灾难而恶化的旱灾，并因巴西、美国、中国、印度等其他四个主要生产国而面临扩增大豆田面积的压力。大豆生产改变了阿根廷乡村面貌，吸收了全国一半以上的耕地，其生产也被集中掌控于经济学家克劳迪奥·斯卡莱塔所说的“无形巨人”（即嘉吉公司、阿彻丹尼尔斯米兰德阿根廷公司、邦吉阿根廷公司、路易达孚公司、来宝阿根廷公司等企业）手中。彭巴草原上再不见牧牛奔跑的踪影，如今是摇曳风中的大豆花。

从该表可见按规模（公顷）分类、用红色标记的农业用地持有比例，以及用黄色标记的、每一类在地表总面积中所占比例。农业生产用地大部分是小型的，当规模变大时，农场数量随之减少，但农场所占土地量则增加

我们在2023年6月发布最新汇编《这土地属于谁？有什么用？关于阿根廷土地获取的未竟之讨论》（Whose Land Is It and What Is It For? An Unfinished Debate about Land Access in Argentina)，探讨了影响阿根廷农业格局的一些极为惊人的矛盾。最显著的矛盾是，阿根廷的耕地供养4600万国民绰绰有余，然而该国的饥饿现象仍有增无减。老百姓消费的食物大多是家庭农场而不是大型农商集团生产的，但这些家庭农场仍在不断消失，因为很多家庭无法自给自足，大批人从农村迁往了城市。失地、饥饿现象不断增多，其导致的社会现实催生了一些新的政治抗议形式：“蔬菜抗议”（verdurazos）、“面包抗议”（panazos），这些通常由农村社会组织主导的抗议质疑着一个荒谬的事实：种地者吃不上自己种的粮食。

几年前，我与拉普拉塔地区的小型农户进行了一些交流。农村联合会（Federación Rural）的威尔多·埃扎吉雷告诉我，像他这样的农民最大的负担是租金。安东尼奥·加西亚和亚纳杰家的埃尔西、梅布尔也表示，租金是他们的沉重压力。土地成本高昂，而土地权属却不确定。农民因此无法对农村进行投资改造，甚至不能购买拖拉机的设备去增加劳动生产率。这些农民不仅不拥有田地，也不掌握市场通路。中介用极低的价钱收购他们的农产品，然后将它们进行加工或直接卖给超市。田里赚不到钱，钱让其他地方赚了。

阿根廷近年来提出土地获取法案都是基于两个重要法律，即2014年的《家庭农业历史补偿法》（第27118号）和2006年的《土著领地应急法》（第26160号）

正是威尔多、梅布尔等人的抗争，才促使阿根廷政府通过了2014年《家庭农业历史补偿法》（Historical Reparation of Family Agriculture Law）和2006年《土著领地应急法》（Indigenous Territories Emergency Law）等重要法律，并于2009、2013、2017、2021年对内容进行不断增补。《家庭农业历史补偿法》旨在“构建阿根廷农村新生活”； 同时，将土地作为社会福利，确保“家庭、农民、土著农业获得土地”。这些说法铿锵有力，但在农商企业的影响力面前，它们往往落不到实处。法律本身并不能终结阶级斗争。比如，在巴西，农村劳动者组织（原译作“无地农民运动组织”，即MST）原文引用1988年巴西宪法以证明其占地行动具有法理依据。然而，巴西农商企业及其政治盟友不失时机地利用议会咨询委员会，试图将MST的占地定罪，而MST领导人乔奥·保罗·罗德里格斯正确地认为，这正是就土地改革、粮食主权、社会平等开展公共对话的良机。

2020年，国际土地联盟（International Land Coalition）和乐施会发布了题为《不平之地：不平等社会核心问题之土地不平等》（Uneven Ground. Land Inequality at the Heart of Unequal Societies）的重要报告。报告指出，全世界有6.08亿个农场，其中大部分是家庭农场（25亿人参与小农经济）。但是，1%的最大型农场却控制了全球70%以上的农业用地，而80%的小农户经营着小于两公顷的土地。报告显示，土地集中度自1980年来大幅提升。同时，据路易斯·鲍鲁斯、亚吉娜·戈文德、菲利普·诺沃克梅特等人的研究报告，拉丁美洲前10%的土地所有者获取了多达75%的农业土地价值，而50%的底层所有者仅拥有不到2%的土地。本期汇编强调，阿根廷的这种差异极为尖锐：80%的家庭农户（被定义为小农）占有11%的划定农业用地，仅占农户0.3%的大型土地所有者却占有几乎双倍的土地。马德琳·费尔伯恩在她2020年的著作《黄金土地：全球土地热的融资》（Fields of Gold: Financing the Global Land Rush）中认为，在跨国农商企业的影响下，随着私募基金公司和资产经理人越来越多地将农业用地用作金融资产，土地集中趋势日益加剧。在非洲大陆，由于“自然保护”和采矿业的发展，农民被驱离土地，对此我们撰文记述了南非薛诺贝尼的情况。

过去一百年间，农民运动提出了“土地改革”的诉求，作为资本主义伤农的解药。在本期汇编的序言中，农村联合会的曼努埃尔·贝尔托尔迪写道：“我们必须开始毫无畏惧地讨论土地改革、粮食主权、生态农业，讨论作为替代制度的社会主义，因为这些理念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是可行的。”

近年来，为解决阿根廷的农业危机，诸如“前进农村”（March to the Countryside）计划等一系列方案问世

巴西诗人乔奥·卡布拉尔·德梅洛·内图曾满怀感伤地写道，农民唯一有权使用的土地是他们的坟墓。1955年，他写下《瑟弗里诺的生与死》（Morte e Vida Severina）一诗，其中写道：

— 你所在的墓地

是用手来丈量的

在所有土地里

这是你最合算的买卖

— 大小正合适

不太长也不太深

这是在大庄园里

你可以保留的一份

— 墓地不太大

也不太宽

这是你希望他们

分给你的土地

— 对骨瘦如柴的身板

这墓地够大了

但你会比生前

过得更加轻松

— 在偌大的坟墓里

你是一具瘦骨

但至少在那里

空间挺宽敞

全世界的农民认识到，他们的斗争事关生存，这种感觉激励了印度农民持续反抗农产品市场私有化的斗争。他们不但需要墓地，更需要生存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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