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维贾伊·普拉萨德系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本文转自11月10日“三大洲通讯社”微信公众号。

10 月 9 日至 15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了2023年年会。这两家布雷顿森林机构上一次在非洲开会是 1973 年在肯尼亚内罗毕。肯尼亚时任总统乔莫·肯雅塔（1897-1978 ）敦促与会者“早日找到疗法治好困扰世界的货币病——通货膨胀和不稳定”。1964 年成为肯尼亚首任总统的肯雅塔指出，“过去15年，很多发展中国家每年都因贸易条件恶化而损失大量年收入”。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出售原材料或粗加工商品，同时依赖进口昂贵的制成品和能源，即使扩大出口量，也无法克服不利的贸易条件。肯雅塔补充说，“最近，工业国的通货膨胀给发展中国家造成更多重大损失”。

肯雅塔说：“全世界都在看着。这并不是因为很多人了解你们讨论的细节，而是因为全世界都期待你们为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问题找到紧急解决方案”。肯雅塔的警告无人理睬。内罗毕会议召开60年后，债务和通货膨胀造成的国民收入损失仍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但是，在当今时代，全世界都没有在意。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IMF和世界银行在摩洛哥开会，也很少有人期望它们能解决世界问题。这是因为，全球各地的人们都知道，这些机构实际上是痛苦制造者，根本没有能力解决自己制造和加剧的问题。

在摩洛哥会议之前，乐施会发表声明，强烈批评IMF和世界银行“数十年来首次带着老一套早已失败的方案重返非洲：削减开支、解雇公共服务人员、不惜巨大的人力成本偿还债务”。乐施会强调了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经济危机，指出 “在拥有 24 亿人口的世界最贫穷国家中，超过半数（57%）的国家不得不在未来五年内削减合计 2290 亿美元的公共开支”。此外，乐施会还指出“从现在到 2029 年，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每天将被迫支付近 5 亿美元的利息和偿债”。虽然IMF表示计划设定“社会支出下限”，以防止政府削减公共服务支出，但乐施会对其 27 项贷款计划的分析发现，“这些下限是更多紧缩政策的烟幕：IMF鼓励政府在公共服务上每支出 1 美元，就通过紧缩措施削减6倍于此的支出”。人权观察组织在其最近的报告《枪伤绷带：IMF社会支出下限与新冠大流行》的报告中也证明了“社会支出下限”的谬误。

我们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继续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包括我们的新一期汇编《IMF如何挤压巴基斯坦》（2023 年 10 月）。这期汇编由研究和出版中心（位于巴基斯坦拉合尔）的塔伊穆尔·拉赫曼及其同事调研和撰写，阐述了巴基斯坦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如出口导向型产业生产率低下、进口高档商品成本高昂等。由于缺乏工业投资，巴基斯坦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因此其出口产品被其他国家压价（孟加拉国、中国和越南的纺织业也是如此）。同时，如果不是勤劳但被忽视的巴基斯坦工人通过侨汇赚取美元（主要是在海湾国家），高档商品进口对经济的破坏性要大得多。汇编解释说，巴基斯坦不断膨胀的赤字“是由于巴基斯坦在国际市场上不再具有竞争力，并继续以其根本无法承受的价格进口商品和服务”。此外，“IMF强加的条件进一步阻碍了巴基斯坦升级基础设施和加速工业化所急需的投资”。IMF不仅阻止工业化投资，还强制削减公共服务（比如重要的卫生和教育服务）。

今年 7 月，IMF批准与巴基斯坦的30 亿美元备用安排，并声称该协议将为“帮助巴基斯坦人民的社会和发展支出创造空间”。然而，IMF只不过向巴基斯坦提供了老一套的新自由主义陈旧计划，要求“加强财政纪律，汇率由市场决定以化解外部压力，并在能源部门、气候适应能力和商业环境相关改革方面取得更多进展”，所有这些措施都将加剧危机。为了确保这些政策持久下去，IMF不仅与现任总理安瓦尔·哈克·卡卡尔领导的看守政府对话，还与前总理伊姆兰·汗对话（由于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保持中立，在美国怂恿下，他在 2022 年被免职）。似乎这还不够，美国政府还通过促成该协议，向巴基斯坦政府施压，要求其通过声名狼藉的军火商全球军械公司（ Global Ordnance）秘密向乌克兰供应武器。这使得本就糟糕的交易雪上加霜。

IMF与阿根廷、斯里兰卡和赞比亚等国也达成了类似协议。以斯里兰卡为例，IMF在该国的高级特派团团长彼得·布鲁尔把IMF的协议描述为 “残酷的实验”。当然，这一实验的社会后果将由斯里兰卡人民承担，他们的不满已遭警察和军队扼杀。

今年 2 月，这种态势也在苏里南有所体现，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抗议IMF强加紧缩政策，迎接他们的是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苏里南已3次外债违约，债主大都是西方富裕的债券持有者。2021年12月，陈·桑托基总统领导下的政府告诉IMF将削减能源补贴。反对紧缩的“我们累了”组织（ We zijn Moe）抗议多年，但无法推动议程反对IMF强加的“饥饿政治”。玛吉·施迈茨（苏里南人类学家——译者注）在谈到抗议活动时写道：“饥饿的人群是愤怒的”。

从苏里南到斯里兰卡的这些抗议活动是长久以来IMF引发的最新一轮骚乱，此前已有 1976 年秘鲁首都利马的骚乱，以及随后几年在牙买加、玻利维亚、印尼和委内瑞拉爆发的骚乱。1985 年印尼发生IMF骚乱时，长期担任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的汤姆·克劳森正在主持世界银行的工作（1981-1986 年）。克劳森在5年前发表的讲话中概括了布雷顿森林机构对此类民众起义的态度，他说：“当人们绝望时，就会发生革命。很显然，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不能强迫他们。你得让病人活着，否则疗法就没有疗效”。

克劳森的“疗法”——私有化、商品化和自由化——已不再可信。苏里南等地的民众抗议活动反映了人们已广泛认识到新自由主义议程的失败。新议程需要建立在以下理念的基础之上，例如：

取消恶债，即那些不民主政府所欠并用来损害人民福祉的债务。

重组债务，迫使富裕的债券持有者分担无法完全偿还（不会造成破坏性和致命的社会后果）但却能从中获益数十年的债务负担。

调查跨国公司未向贫穷国家缴纳应缴税款的情况，并制定法律，防止转让定价不当等形式的盗窃行为。

调查非法避税地允许贫穷国家的精英阶层把本国社会财富转移到那里所起的作用，以及返还这些资金作公共用途的程序。

鼓励贫穷国家借助那些不专注于债务紧缩型贷款的新贷款机构，如中国人民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制定以创造就业机会、减少破坏自然和逐步采用可再生能源为目标的工业政策。

实行累进税制（尤其是利润税）和生活工资制，以确保工人的公平收入和财富分配。

这份清单还不全面。如果您有其他可靠“疗法”的设想，请写信给我。

本期新闻稿和汇编中的摄影作品出自巴基斯坦拉合尔的视觉艺术家阿里·阿巴斯（纳德阿里）之手，他的作品探讨了异化、归属感以及所有文化中都存在的中间空间等主题。这些照片来自他的 “拉合尔幽灵学”（Hauntology of Lahore）系列（2017 年至今），借用了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用词。用阿巴斯的话说，“在拉合尔的风景中，在熙熙攘攘的街道、古老的建筑和充满活力的社区中，蕴藏着有待开拓的未来和尚未迸发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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