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维贾伊·普拉萨德系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本文转自7月31日三大洲通讯社。

在2017年1月20日的总统就职演说中，特朗普用“美国浩劫”（American carnage）这样的重话来形容美国现状。1941年，即此次演讲的76年前，出版商亨利·卢斯在《生活》杂志上发表文章，论述“美国世纪”以及美国的领导必将成为“不断扩大的企业领域之活力中心”。在这两个时间节点之间，美国经历了“黄金时代”的巨大扩张后急剧衰落。

“衰落”这一主题在特朗普2024年的总统竞选中再次出现。7月19日，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发表演说称“我们不会让其他国家插足，抢走我们的工作，掠夺我们的国家。”特朗普的话与他 2017年的就职演说如出一辙：“我们帮助其他国家走上富裕之路，而我们国家的财富、实力和信心却消失在地平线上。”

七十年来，美国的自我形象已从宏伟的“美国世纪”跌落到如今充斥暴力纷争的“美国浩劫”。特朗普所说的“浩劫”不仅发生在经济领域，还定义了政治舞台。刺杀特朗普未遂恰逢民主党内部公开反水，最终现任美国总统拜登退选并支持副总统哈里斯接棒。由于特朗普在占美国人口五分之一的几个关键摇摆州中支持率较高，从各方面讲，都看好他在11月的大选中击败任何一个民主党候选人。

在共和党大会上，特朗普呼吁团结。但美国政客越是讲“整个国家团结一心”或“两党合作”的虚话，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分歧就越大。两党都属于极端中间派（extreme centre），且都要对民众实施紧缩政策并确保统治阶级的财务安全，故这种分歧并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于态度和取向。在堕胎权等重要议题上的一些国内政策对上述分歧加大起到了关键作用。

《阳光灿烂的南方》罗伯特·格瓦斯梅（美国）作于1944年

报道和传言从美国政府文件中流出，而这些文件反映了社会生活崩坏的一隅。年轻人发现自己只能从事不稳定的工作。银行没收低收入阶层的房屋，他们也被赶出住所，这种状况还在继续，因为治安官和暴力催收人员在四处搜查所谓的房贷违约断供者。谋生手段不足的普通人为避免挨饿不得不在信用卡和个人贷款机构的阴暗世界中挣扎，导致个人债务飙升。“第三次大萧条”使没有福利的低薪服务业工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变得更加脆弱。在之前的经济萧条期，妇女凭着这些工作的微薄工资用“看不见的心”默默支撑着家庭，而今连这种因爱而生的凝聚力已不在。

《玛丽内特·皮德·切切》赫克托·海波利特（海地）作于1944—1946年

7月1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关于美国的工作人员报告，报告显示该国的贫困率 “在2022年增加了4.6个百分点，儿童贫困率增加了一倍多”；儿童贫困率的上升“直接归因于新冠疫情时期补助终止”。任何美国政府都不会在经济下行但军费开支不断增加的国情下再为数百万家庭提供基本生存条件。报告中有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刻：

随着循环信贷拖欠率上升，低收入家庭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此外，住房负担能力的恶化也加剧了尤其是年轻人和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这一点从无家可归者人数上可以明显看出：创2007年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新高。

美国大片土地现已荒芜：废弃工厂为燕子在烟囱上安家腾出空间，旧农舍成了冰毒实验室。乡村梦破碎令人悲哀，艾奥瓦州农民之苦与巴西、印度和南非农民的苦难相差无几。那些以前从事大规模工农业生产的人不再为美国资本积累周期所需，变得可有可无。

当中国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加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时，美国已陷入了自己的锈带与烂路窘境。

奉行紧缩政策的美国政界不可能控制，更不用说扭转这种螺旋式下降趋势。紧缩政策吞噬社会生活，摧毁人类在现代世界生存的一切。几十年来，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政党淡化各自的历史传统，成为彼此的影子。就像马桶里的水呈螺旋状冲进下水道一样，统治阶级政党打着鼓励创业、促进增长的旗号，已然快速转向支持紧缩政策、允许财富畸形向上分配的极端中间派。

无论在欧洲还是北美，如今极端中间派在全球北方饱受社会弊病的人口中正日益失去其合法性。减税和增加军费开支等所谓刺激经济增长的丑陋提案在30年前听起来还可接受，现在却空洞虚伪。政治阶层对于经济增长停滞和基础设施破败的问题拿不出有效对策。在美国，特朗普采用政治权宜之计来谈论国家问题，但他自己的解决方案——例如认为边境军事化和贸易战升级能够奇迹般地创造出“让美国再次伟大”所需投资——实际上与他的竞争对手一样空洞。尽管美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鼓励生产性投资的法案（如《降低通货膨胀法》、《创造有利半导体生产的激励措施和科学法案（芯片法案）》以及《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但却未能解决必要固定资本形成方面的巨大缺口。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几乎没有除债务外的其他来源。就连美联储也怀疑美国能否轻易将其经济与蓬勃发展的中国脱钩。

《让我们奋斗》莫伊塞斯·贝塞拉（洪都拉斯）作于1971 年

人们很容易用“法西斯主义”这样的词来描述特朗普和欧洲各类右翼领导人的政治倾向。但这种用词并不准确，因为它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特朗普等人组成的是对民主体制还算适应的特殊极右翼。极右翼利用国家衰落之痛加上爱国主义语言，唤起感到“被遗弃”了至少一个世代的人们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从而戳穿新自由主义的花言巧语。然而，这种特殊极右翼派的领导人并没有把国家衰落归咎于新自由主义，而是归咎于工人阶级移民和自己国家出现的新文化形式（特别是社会对性别和种族平等以及性自由接受度不断提高）。极右翼并没有向民众提供能扭转这种衰落的新计划，它与极端中间派一样兴致勃勃地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

与此同时，由于无法与极端中间派决裂，精疲力竭的自由主义力量只能高呼他们是比极右翼更好的选择。这是一种使政治生活沦为极端中间派不同阵营的残缺选择。得要真正的突破才能摆脱这种浩劫，但无论是特殊极右翼还是自由主义都无法实现这种突破。

《玛雅市场》安吉丽娜·奎克·伊斯塔默（危地马拉）作于2014年

1942年，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熊彼特认为，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失败企业的倒闭会导致一系列商业衰退。他说，凤凰在企业倒闭的灰烬里从“创造性破坏”中诞生了。然而，即便“创造性破坏”最终产生了新的企业及就业机会，它所造成的浩劫也可能导致政治转向社会主义。虽然美国尚未出现向社会主义迈进的趋势，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被这种可能性所吸引。

1968年，马丁·路德·金在遇害前一晚说，“只有当天足够黑时，你才能看到星星”。现在看来已经够黑了。虽然也许不是这次、下次或下下次选举，但很快选择范围就会缩小，现已不具合法性的极端中间派就会消失，新计划就会萌芽。这些计划将改善民众的生活，而不是利用全球北方的社会财富来恐吓世界并只让少数人致富。星辰目已及，奋力手可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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