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维贾伊·普拉萨德系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执行董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转自9月18日三大洲通讯社。

七月底，我拜访了巴西圣保罗郊区的两个农村劳动者组织（MST）定居点。两个定居点都以勇敢的女性命名——2018年遇刺身亡的巴西议员玛丽埃尔·佛朗哥和2018年去世的意大利天主教修女伊尔玛·阿尔伯塔。农村劳动者组织修筑“不朽者玛丽埃尔”营地（Marielle Vive camp）和伊尔玛·阿尔伯塔土地公社（Irmã Alberta Land Commune）的土地原本计划建造一个带高尔夫球场的封闭社区和一个垃圾场。根据《1988年巴西宪法》有关土地使用的社会义务，农村劳动者组织动员无地工人占用这些地方，建造自己的房屋、校舍和社区厨房，并种植有机食品。

农村劳动者组织的每一处营地都是普通人的希望之光。没有了这些营地，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殖民主义结构灌输下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是累赘。农商精英们意图阻止50万户家庭为工人阶级和农民开拓切实的替代方案，在其计划的推动下，农村劳动者组织在巴西立法机构遭到一致攻击。该组织成员威尔逊·洛佩斯在“不朽者玛丽埃尔”营地对我说：“土地在精英们眼里是钱财，在我们眼里是人民的未来。”

地球上大部分地方的人们往往无法想象未来的样子。饥饿率上升，能获取食物的人往往只能吃不健康的东西；家庭农户，比如农村劳动者组织定居点的那些农户，生产了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粮食（按价值计算超过 80%），然而，他们发现几乎不可能获得农业物资（主要是用水）和合理信贷。农村劳动者组织是拉丁美洲最大的有机大米生产商。来自布雷顿森林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商业银行和发展机构的压力迫使各国接受与国情相左的“现代化政策”。我们在第66期汇编中指出，这些“现代化政策”是20世纪50年代在没有准确评估全球新殖民主义结构的情况下制定的：其假设是如果各国借钱，强化大宗商品出口并从西方进口制成品，那么就能实现“现代化”。

我们在农村劳动者组织定居点周围走动时，当地居民辛提亚·萨帕罗利、迪埃尼·席尔瓦和雷蒙达·德·热苏斯·桑托斯跟我们说起社区用电和用水有多么艰难。这些社会产品如果没有大规模行动就很难生产出来。例如，全世界有20亿人无法轻松获得安全饮用水。这些社会产品都不可能凭空产生，需要复杂的制度支持，而在我们的现代世界，最重要的制度就是国家。但是，大多数国家都受到外部压力的制约，无法代表本国公民采取行动。这些外部压力阻碍了对社会有利而对私人资本和富有的债券持有人不利的经济政策，后两者首先攫取的是贫穷国家产生的巨大社会财富。

这些问题并不新鲜。对拉丁美洲而言，为人民改善社会状况的国家项目遭到扼杀，这种做法在当代可以追溯到1945年在墨西哥城召开的查普尔特佩克会议（Chapultepec Conference）。墨西哥外交部长埃泽奎尔·帕迪利亚在会上表示，“除了生产原材料和奉行半殖民主义之外，美国人还必须做得更多。”他认为，必须允许西半球所有国家使用包括关税和补贴在内的一切必要工具发展本地区工业。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对这种表态感到震惊，他对委内瑞拉代表团说，“在一战后和30年代初，利用进口和其他控制手段增加关税和限制贸易，是一种短视行为……”美国提出一项决议，要求所有拉美国家“努力消除一切形式的经济民族主义”，其表现包括行使经济主权打击跨国公司获得的利益。该决议声称，一国资源的首要受益者应该是美国投资者。

查普尔特佩克会议之后出现了一种重要的思想路线，现在被称为“依附理论”。在该理论所说的新殖民主义环境下，“外围”国家无法实现资本主义发展，因为其经济产出结构是为了使“核心”国家受益，这种情况被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称为 “不发达的发展”（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我们的第67期汇编《依附与超级剥削：外国资本与拉丁美洲社会斗争之间的关系》（2023年8月出版）以巴西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一鲁伊·毛罗·马里尼（1932—1997）的百年诞辰为契机，从第三世界的角度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依附理论”传统的正确看法。该期汇编由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巴西办事处与圣埃斯皮里图联邦大学（Federal University of Espírito Santo，简称UFES）拉美依附理论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安纳塔利亚·德·梅洛合作社（Research Group on Marxist Studies of Dependency Theory in Latin America in Latin America – Anatália de Melo Collective）的雷纳塔·库托·莫雷拉教授合作编写。

我们的主要评估意见如下：

不发达的根源不在于每个经济体的工业落后，而在于历史进程，在于拉美国家通过被欧洲殖民化而融入世界市场的方式，以及随后制约这些国家的国际关系。在全球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发号施令之下，这种关系在政治独立后通过经济依附继续存在。

二战后，拉美、非洲和亚洲国家成为世界体系的附属品，却无法规定或掌控这一体系。与殖民主义盛行时代一样，这些国家出口未经加工的原材料，赚取宝贵的外汇，用于购买昂贵的成品和能源。正如劳尔·普雷维什和汉斯·辛格在20世纪40年代指出，这种不均衡交换使得“贸易条件”几乎永久性地恶化，在2000年代再次印证。不均衡结构的前提不仅是普雷维什和更多依附问题的自由派学者所理解的贸易条件，更重要的是生产上的全球社会关系。

国际劳工组织201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南方国家，工资被形形色色的各种机制压低。国际间工资不平等的原因往往是种族主义，例如，印度工人的生活期望与德国工人不同。如果南方国家的工人工资较低，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努力工作（即使生产率较低是由于机械化程度较低和工作场所的科学化管理不足）。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关注的是这种“超级剥削”，指出富裕国家通过分包的劳动纪律机制，能够在依赖贫穷国家残酷工作条件的同时维持较高的道德标准，这使贫穷国家的社会关系产生危害。我们在汇编中的观点很明确：

对劳动力的超级剥削是指加大剥削劳动力，导致对剩余价值的榨取超过核心国家的历史限度。这成为不发达经济体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因为外国资本和地方统治阶级受益于工人工资低、工作条件差以及劳工权利缺失，从而使其利润和资本积累最大化。这就进一步加重了这些国家对国际秩序的依附和从属。

我们认为，必须开展两项齐头并进的必要行动来打破这种依附性循环：一是通过积极的国家干预发展工业部门，二是壮大工人运动，以挑战贫困地区劳动力超级剥削的社会生产关系。

1965年，也就是美国支持下巴西发生政变后的第二年，即美国策划的印尼政变期间，加纳总统夸梅·恩克鲁玛（1909—1972）出版了他的巨著《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在这本书中，恩克鲁玛认为，摆脱殖民统治而独立的新国家仍困于世界经济的新殖民主义结构。像是加纳这样因殖民主义而致贫的国家，政府不得不乞求先前的殖民者和“金融利益集团”提供信贷，以履行政府的基本职能，更谈不上推进人民的社会需求。他认为，这些放款国“惯于强迫潜在借款国接受各种过分条件，如提供其经济相关信息，将本国政策和计划提交世界银行审查，接受有关机构监督其贷款等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加深了这种干预，根本没有回旋余地。

《新殖民主义》一书引来广泛评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1965年11月8日的一份秘密备忘录。赫尔姆斯不满书中对帝国主义的直接攻击。1966年2月，恩克鲁玛因美国怂恿发动的政变而下台。这就是揭露世界新殖民主义结构和争取结构转型所要付出的代价。这是西方想要强加到尼日尔人民头上的代价。尼日尔人民已经认定，法国人榨取他们的财富，美国在那里大量驻军，这对他们不再有利。尼日尔和整个萨赫勒地区的人民能否打破造成百年苦难的依附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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