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2022年8月17日底线思维。

6月7日，以绿色环保为主题的新一期思想者论坛（Thinkers Forum）在线上召开，中国论坛副理事长李世默、牛津大学商学院研究院柯睿思、美国加州环境保护署前部长特伦斯·亚瑟·塔米宁、Tricontinental社会研究所执行董事维贾伊·普拉沙德共同出席了本次会议。各位嘉宾共同探讨了地区间发展不均衡对于全球气候目标的影响，强调了保障合作的公平性是全球共同治理气候问题的关键。

柯睿思：我们刚刚经历了疫情，一些其他地方也还在疫情中，我也不确定新冠疫情何时结束，我很好奇，从你们的立场来看，经历了这次疫情，你对人类在必要时处理环境危机的能力是否感到乐观。

此刻我在伦敦，我觉得两种说法都可以探讨，不乐观，因为我们展现出来的能力，自身都难保，更别说帮助世界其他地方；乐观，因为这些mRNA疫苗能在最快时间内被研究出来投入市场，真的是一种技术奇迹。因此我也能感受到这种矛盾冲突，我们明明有强大的创新力来摆脱与日俱增的压力，但同时我也看到我们无法以全球一体化的方式解决问题，所以我很好奇你们对这次疫情的反思有什么是跟气候环境工作相关的，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李世默：我同意你说的 Chris，新冠的经历让我变得不那么乐观。当我们谈到国际合作，在我们面对共同的威胁时，一旦出现了某样可以威胁整个世界以及全球人口和经济的东西，所谓的“国际合作”根本就没有，这难以想象。近年来看，这样东西就是新冠，国际合作如此之少——这么说甚至都有点委婉了，实际上是充满了敌对，比缺乏合作要严重得多。在地缘竞争和政治宣传中，新冠被当成了工具甚至是武器。

所以面对气候变化问题时，我们是否有能力合作，并超越地缘政治和经济的竞争，我感到不太乐观，也有一些乐观的迹象，比如你说的技术创新，从中国过去两年的经历来看，拥有这样强大国家能力的政府，确实有能力组织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去对抗新冠这种威胁。但对抗病毒的能力在全国范围内都不平衡，更别说全世界，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教训。

在美国纽约，行人从一处号召市民共同抗疫的广告牌旁走过。（新华社记者王迎摄）

特伦斯·亚瑟·塔米宁：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想补充一点，尽管全世界没有团结起来对抗新冠，但所做的努力相比应对气候危机已经多很多了，如果世界各国能像对抗新冠一样，在短时间内合作解决气候问题，我们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气候问题同样也关乎生死存亡，气候危机导致的死亡比新冠还要多，而我们美国政府又一次搞砸了，他们最该做好的事情也就是保护自己的公民。

维贾伊·普拉沙德：Terry你这个观点很重要，我想重点说一下新冠疫苗，因为它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人类科技的进步，更感受到了人类世界的可怕。我完全同意疫苗的研发很了不起，但同时疫苗生产并不全由私有企业包揽，很多都是政府拨款给大学研究，宾夕法尼亚大学就参与其中，我们来看看博茨瓦纳，看看非洲国家博茨瓦纳的疫苗接种率，博茨瓦纳要到2100年才能达到70%接种率，强调一下，我们现在是2022年，以现在的速度 博茨瓦纳2100年才能到70%接种率，对博茨瓦纳人民而言，疫苗的价值仅仅如此，我们人类创造了强大的科技，如此了不起的技术，但贫富之间的鸿沟还是这样无法逾越，我们真的需要严肃思考这个问题。

再比如马斯克正努力让他的SpaceX卫星飞越他的家乡非洲大陆，以便为非洲提供互联网，赞比亚的儿童很多都生活在铜矿之上，赞比亚是铜的主要生产国，生活在矿上的孩子们有60%都是文盲，很可能也不会去上学，他们脚下的铜材料使我们现在能通过设备远程交流，但铜矿矿工的孩子们却上不了学，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这些现实中的鸿沟才是阻碍我们进步的东西。

这些东西在阻碍我们用技术拯救地球，阻碍我们建立更美好的文明，让我们明确一下，为什么赞比亚的境遇如此艰难，你当然可以去卢萨卡（赞比亚首都）和政府谈谈，但其实去华盛顿问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了解更多，因为他们自1991年以来对赞比亚的所作所为很不寻常，他们有计划地对教育资金进行强制削减，每年赞比亚政府都被强迫这样干，这就是民主吗？很多国家参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项目，也就基本交出了决定国家预算的民主权利，国家预算都是由IMF的访问团队决定的，我跟肯尼亚和赞比亚的政府财政机关有过很多交流他们都直接告诉你，跟议会讨论预算是没有意义的，拍板预算的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华盛顿办公室里。

因此我同意你说的 Chris ，我们有足够的技术，疫苗的研发和应用很了不起，它投入市场的速度不可思议，但问题就在这里，它是如何迅速投入市场的，它这么快投入市场是为了谁，谁又能在市场上买得起它，我们生活在一个怪诞而不平等的世界，我们不能说这些人的资源严重匮乏或怎样，才导致了不平等，毕竟他们生产了铜，这是对文明必不可少的资源，铜并不神秘，我们不是在谈论青铜时代，我们说的是计算机和电路、智能手机和电子设备的零件，作为原材料的矿物和金属都来自于这些儿童文盲率很高的国家，这一点必须摆到明面来讲，你不先讨论民主和文盲问题，绿色转型就无从谈起，因为一个国家无法忽略社会财富增长，而直接去讨论绿色转型，如果一个国家连讨论这个议题的资格都没有，还存在着别的问题，弗朗茨法农所说的社会顽疾，比如饥饿让你没有心思拯救地球，你会说我的孩子都活不下去了，我还操心什么地球，想说服我拯救地球，首先得让我对生活燃起一点希望，我觉得在很多有关交流中，我们都忘记了这一点。

李世默：我觉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不过是全球金融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体系正主导着个人和政府的所有政治经济活动，这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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