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维贾伊·普拉萨德系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本文转自8月21日三大洲通讯社。

如何理解2016年以后特朗普成为重要的美国总统候选人，人们一直普遍感到困惑。特朗普绝非孤立现象，他是与欧尔班（2010年起任匈牙利总理）、埃尔多安（2014年起任土耳其总统）和莫迪（2014年起任印度总理）等其他强人一起上台的。像这样通过自由体制上台并巩固其统治的人，似乎不可能通过投票箱彻底除名。自由民主国家显然正在发生右倾化，这些国家的宪法在强调多党选举的同时，也允许逐步建立一党执政空间。

自由民主这个概念在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备受争议，它产生于18和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等殖民强国。其内部多元化和宽容、法治和政治权力分立的主张是与殖民征服和利用国家维持对本国社会的阶级权力同时出现的。北约国家占全球军费开支的74.3%，这一事实很难与当今的自由主义相协调。

宪法上强调多党选举的国家越来越多地逐步建立起实际上的一党执政。这种一党执政有时会被两个甚至三个党派的存在所遮蔽，掩盖了党派间差异越来越微不足道的现实。

《十月万岁》赫里奥斯·戈麦斯（西班牙）作于1934年

显然，新型右翼不仅通过选举，且通过在文化、社会、意识形态和经济领域发挥主导作用而兴起，此外，这种新型右翼并不一定要推翻自由民主规范。这就是我们根据已故资深研究员艾贾兹·艾哈迈德的著作所称的“自由主义与极右翼之间的亲密拥抱”（the intimate embrace between liberalism and the far right）。

“亲密拥抱”的说法让我们明白，自由主义与极右翼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事实上，自由主义并不是极右翼的挡箭牌，更不是其解药。要理解“亲密拥抱”和特殊类型极右翼的崛起，有四个理论要素至关重要：

1.在实行自由选举制度的国家，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摧毁了使自由主义情怀得以存在的社会福利计划。国家未能关照穷人，变成了对穷人的苛刻。

2. 如果不认真致力于社会福利和再分配计划，自由主义本身就会陷入极右政策境地。这类政策包括增加国内镇压机构的开支，这些机构负责监管工人阶级社区和国际边界，同时越来越吝啬地分配社会福利，只有在受助者允许自己被剥夺基本人权（例如“同意” 强制使用节育措施）的情况下才会发放。

3.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特殊类型的极右翼发现，由于自由主义政党转向极右翼所主张的政策，极右翼作为一支政治力量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换句话说，这种借鉴极右翼政策的趋势使极右翼成为主流。

4. 最后，自由主义与极右翼政治力量全面联合，削弱了左翼对制度的掌控。极右翼与自由主义同僚在阶级方面没有根本的经济差异。在帝国主义国家，维持美国霸权、敌视和蔑视全球南方国家、沙文主义抬头等观点高度一致，这点从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提供全面军事支持中可见一斑。

1945年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失败后，西方评论家们担心极右势力会在他们的社会中滋生。与此同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极右翼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出自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纳粹德国的瓦解只是极右翼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极右翼会再次出现，也许会披上不同的外衣。

1964年，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米哈伊尔·卡莱基撰写了《我们时代的法西斯主义》（Faszyzm naszych czasów）一文，这篇文章很有启发性。卡莱基在该文中说，当时出现的新型法西斯团体“吸引了广大民众中的反动分子”，并“得到大企业中最反动团体的资助”。然而，卡莱基写道，“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即便并不珍视法西斯集团夺取政权的想法，也没有努力镇压它们，而只是斥责其过分热衷”。今天，这种态度依然存在：整个统治阶级并不担心这些法西斯集团的崛起，而只是担心他们的“过度”行为，而大企业中最反动的一派则在经济上支持这些集团。

《不》马里奥·希法诺（意大利）作于1960年

1980年，当里根即将成为美国总统之际，伯特伦·格罗斯出版了《友好的法西斯主义：美国权力的新面孔》：该书大量借鉴了查尔斯·赖特·米尔斯的著作《权力精英》（1956年出版）和保罗·巴兰与保罗·斯威齐合著的《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1966年出版）。格罗斯认为，由于大型垄断企业扼杀了美国的民主体制，极右翼并不需要长筒靴和纳粹万字符：这种倾向将通过自由民主体制本身产生。有银行做脏活，还要坦克做什么？

卡莱基和格罗斯的警告提醒我们，自由主义与极右翼间的亲密关系并非新现象，而是产生于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起源深处：自由主义从来就不是资本主义正常残暴的友好面孔。

自由派使用“法西斯主义”一词来与极右翼保持距离。这种用法与其说准确，不如说是道德考量，因为它否认了自由派与极右翼之间的亲密关系。为此，我们就这一特殊类型极右翼提出了十条论点，希望能引发讨论和辩论。这是临时声明，也是对话邀请。

论点一：特殊类型的极右翼尽可能地利用民主工具。它相信“通过机构长征”（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这一过程耐心地建立政治权力，并在自由民主的常设机构中配备自己的骨干，然后将自己的观点推向主流思想。教育机构也是特殊类型极右翼的关键，因为它们决定着各自国家学生的教学大纲。只要这些民主机构提供了通往权力的道路，不仅可以控制国家，还可以控制社会，那么这种特殊类型极右翼就没有必要将其搁置一旁。

论点二：特殊类型极右翼正在推动国家减员，并将其职能转移到私营部门。例如，在美国，极右翼倾向于紧缩政策，这有助于削减国家核心职能部门（如美国国务院）干部的数量和质量。这些机构的许多职能现已私有化，转而由查尔斯·科赫、乔治·索罗斯、皮埃尔·奥米迪亚和比尔·盖茨等新出现的亿万资本家所领导的非政府组织承担。

论点三：特殊类型极右翼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国家镇压机器来压制其批评者，并使经济和政治反对派运动失去动力。自由主义宪法为这种手段提供了广阔空间，自由主义政治力量长期以来一直利用这一点来镇压来自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左翼的任何反抗。

《角色》玛丽安（波兰）作于1963年

论点四：特殊类型极右翼煽动其政治联盟中的法西斯分子在社会中采取顺势暴力，以制造恐惧，但恐惧不足以让人们反对它。全球大多数中产阶级都追求便利，对自己遭遇的不便（如骚乱等造成的不便）感到不安。但有时，暗杀劳工领袖或威胁记者不会被归咎于特殊类型极右翼，极右翼通常会匆忙否认与法西斯边缘团体（但这些团体与极右翼有机联系在一起）有任何直接关联。

论点五：特殊类型极右翼为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的孤独感提供了部分答案。这种孤独感源于不稳定的工作条件和长时间工作带来的疏离感，由此侵蚀了建立充满活力的社群和社会生活的可能性。除了与宗教团体的寄生关系之外，极右翼并没有建立真正的社群。相反，它提出了“社群”（community）的概念，通过互联网建立社群，或通过个人的大规模动员建立社群，或通过共同的符号和姿态建立社群。极右翼显然解决了对社群的巨大渴求，而孤独的实质则化为愤怒，而不是爱。

论点六：特殊类型极右翼利用其与私营媒体集团的关系使其言论正常化，并利用其与社交媒体所有者的关系提高社会对其思想的接受度。这种极具煽动性的言论制造了一种狂热，动员部分人在网上或街头参加集会，但他们仍然是个人而非集体成员。资本主义异化所产生的孤独感暂时得到了缓解，但并没有被克服。

论点七：特殊类型极右翼是一种无所不及的组织，其根基遍布社会各个领域。只要人们聚集在一起，无论是体育俱乐部还是慈善组织，极右翼就会在那里开展活动。其目标是通过边缘化和妖魔化任何少数群体，在社会中建立植根于特定地方多数人身份认同（无论是种族、宗教还是民族意识）的群众基础。在许多国家，极右翼依靠宗教结构和网络，越来越深入地将保守的社会观和家庭观植入其中。

论点八：特殊类型极右翼攻击作为其社会政治基础的权力机构。极右翼制造平民而非贵族的假象，而实际上它是寡头政治的囊中之物。它通过发展高度男性化的超民族主义制造平民化的假象，其颓废在丑陋的言辞中表露无遗。极右翼跨过了这种超民族主义的男性荷尔蒙力量，同时在权力面前渲染其受害者形象。

论点九：特殊类型极右翼是一种国际阵营，通过各种平台组织起来，如史蒂夫·班农的“运动”（The Movement，总部设在布鲁塞尔）、呼声党（Vox）的马德里论坛（总部设在西班牙）以及反对性少数群体的团契基金会（Fellowship Foundation，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这些团体植根于大西洋世界的一个政治计划，该计划加强了右翼在全球南方的作用，并为他们提供资金，使其在缺乏肥沃土壤的地方深化右翼思想。他们在以前不存在这种规模“问题”的地方制造了新的“问题”，比如在非洲东部大肆宣扬的性取向问题。这些新“问题”削弱了人民运动，加强了右翼对社会的控制。

论点十：尽管特殊类型极右翼可能表现为一种全球现象，但其在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在全球北方，自由主义者和极右翼都极力捍卫他们在过去五百年中通过掠夺（借助军事和其他手段）获得的特权，而在全球南方，所有政治力量的总趋势都是建立主权。

在极化帝国主义（hyper-imperialism）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极右势力，它掩盖了狰狞的权力现实，并假装关心那些被其伤害的孤立个体。它深知人类的愚蠢，并以此为猎物。

附注：除非另有说明，本期新闻稿中的艺术作品均来自往期汇编《新衣旧线：拉丁美洲危险的右翼攻势》（2021年）和《我们对拉丁美洲新进步浪潮有何期待？》（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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