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3月30日，“新战略机遇：迈向2035的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暨新书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重阳投资合伙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舒泰峰在会上表示，实现国家层面的复利，与实现财富的复利道理相通。如果能有效克服相关挑战，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并始终以安全为前提，那么从长期来看，国家发展必将收获显著的复利效应。现将其发言实录发布如下：（全文约3700字，预计阅读时间10分钟）

舒泰峰：首先祝贺王文院长大作顺利出版。我和王文院长是大学同学，他有这个成就，我作为同学与有荣焉。

王院长的新书我已拜读了，其中“大国复利”的概念让我十分认同——这不仅与我在重阳投资的本职工作高度相关，而且与投资的核心逻辑直接关联：我们做投资，本质就是为客户和投资人获取复利。我自己出版过的两本书恰好都围绕复利展开研究，今天我刚好结合这一概念做些分享。

展望2035年，我们战略机遇期的一个重要内涵，从复利角度来看，很可能是王院长新书所说的大国复利积累进入爆发期的关键阶段。

我来简单普及一下财富复利的概念。投资的核心目标之一便是获取复利收益。举个例子：在座的年轻人大多二十多岁，假设现在有33万元本金用于投资，若能保持10%的年化收益率并持续投资40年，到60岁左右退休时，这笔本金将增值至1500多万元；如果能坚持投资60年，到80岁时，33万元本金在10%年化收益率的持续作用下，最终会达到1亿元——也就是常说的“一个小目标”。

如果我们懂得复利的原理，每个人都能做好财务规划，养老问题也能迎刃而解。现实中最经典的复利奇迹当属巴菲特——凭借60多年年化20%的复利增长，他最终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

复利的魅力这么大，为什么现实中很少有人获得？关键要分析和研究复利难以获得的原因。我曾做过研究，复利的实现存在四大障碍：

其一便是极易中断。复利的核心前提在于连续性，但现实中，当我们把一笔钱用于投资后，很可能会因家人生病、孩子上学等各种原因中途取出，一旦中断，复利积累也会随之终止。

二是复利积累的早期阶段具有很强的迷惑性，效果并不明显，这就像学习一样：刚开始学一两个月时，往往感觉不到明显进步。复利的效应需要长期积累才能显现，但正是因为前期的效果不突出，我们很容易在这个阶段选择放弃。

三是我们的大脑对“尾世界”缺乏直观理解。在财富积累过程中，少数几个交易日往往决定了投资的绝大部分结果——若错过那些涨幅显著的交易日，整体收益便会大幅摊薄，足见这些关键交易日的重要性，这正是“尾部效应”的体现。以巴菲特为例，他96%的财富其实是在65岁之后积累的，此前漫长的岁月都是铺垫期，直至尾部阶段才迎来财富曲线的陡峭增长。

四是我们非常不善于忍受波动。市场每天都在波动，但人性本能上厌恶这种波动，总想着逃避——一看到美伊冲突这类事件，就赶紧清掉持仓，这正是我们难以忍受波动的表现。

结合复利的这四个“拦路虎”，我发现王院长书中提到的“复利公式”十分精妙。他提出，国家的发展也是一种复利结果——以稳定为“本金”，以连续性与时间为“利率”，以多体系协同发展为“放大器”，由此构建的“国家复利公式”非常精彩。

结合我们想要实现财富复利的几个条件进行对比，会发现实现国家层面的复利，道理其实是相通的。首先，各方面发展政策必须保持连续性，不能轻易变动，我们要一以贯之推动落实，这体现了时间维度上的长期主义，也是王院长在书中强调的连续性的前提。其次，安全保障同样至关重要——正如投资中要避免净值大幅波动和回撤，国家发展也需防范重大困难或损害。事实上，任何国家的发展都非一蹴而就，都会面临诸多障碍，我们亦不例外，因此要尽量避免那些可能造成重大损失的错误。

如果我们能在这四个维度上落实到位，有效克服相关挑战，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并始终以安全为前提，那么从长期来看，国家发展必将收获显著的复利效应。而且，由于复利的长尾效应，未来其成果有时会远超我们的预期。因此，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在新的战略机遇期稳住阵脚，一定能取得超乎想象的成就。以上就是我想分享的几点内容。

王骁：舒泰峰先生，金融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所以，有人提出了金融强国首先需要强大的思想。您作为一个资深投资人，在当前这种很复杂的全球环境下和金融叙事之下，中国应该如何建立起一套能够解释自身发展逻辑和独立的金融话语体系？

舒泰峰：金融话语体系的范畴十分广泛，王院长在书中专门用一章系统阐述了金融领域的相关内容。对于“五篇金融大文章”所涵盖的具体方面，王院长均有详细论述。刚才王骁提到中国独特的话语体系，这一点引发了我的思考。此前我曾撰写《财富善战者说》一书，其中有一个愿望——我希望用中国语言来诠释西方价值投资的概念。在书中，我引入了《孙子兵法》中“先胜而后求战”的核心思想，将价值投资定义为“先胜投资法”。

我先为大家阐释一下“先胜投资法”这一概念的由来。它源自《孙子兵法》中的经典论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于用兵的将领总是先做好万全准备，确保自身立于不败之地，再耐心等待敌人出现可乘之机；一旦敌人露出破绽，便果断出击，从而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战争胜利。反之，如果抱着侥幸心理贸然开战，寄望于运气取胜，这种战法显然是错误的。

价值投资也是一种“先胜投资法”，核心在于做好万全准备。我们会对企业的估值与基本面进行详实且精准的研究，待价格下跌时果断买入，这样才能实现盈利。正如金老师所言，经济学家投身投资领域鲜少成功，凯恩斯是个例外——他正是在摒弃宏观预测、转向基本面投资后，才取得了成功。这一点很有意思。后来凯恩斯之所以成功，其实是因为他和巴菲特的方法一样，真正深入研究了企业的基本面，而非天天预测市场走向和宏观变化。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神明，我们也无法预测特朗普会突然对伊朗采取行动——要是我能预测到，之前就把仓位全部清掉了，但你做不到，世界上没人能做到。当这类事件发生时，你只能选择坚守，等待事件的影响逐渐消退。

结合这一概念，当我们谈到金融强国时，是否也可以称之为“先胜金融”？金融领域同样应当具备这样的理念。具体该如何践行呢？主要分为两部分，其一便是让自身立于不败之地，王院长的书中对此也有诸多阐述。金融的本质并非助力人们一夜暴富，其核心在于风险管理。财富领域有一个悖论：特别具备创业家精神的人在金融投资领域常常遭遇失败。回顾中国企业发展历程，不少成功的企业家最终折戟于金融和投资领域，这究竟是为什么？因为这些企业家也难以摆脱人性固有的误区与缺陷。更关键的是，成功企业家身上那种极度乐观、自信且敢于承担风险的特质，在创业阶段是宝贵的优势，但与金融投资的核心要求却恰好相反——金融投资者往往更为谨慎，他们始终将风险控制置于首位。

大国金融亦是如此，首先要确保自身立于不败之地，将风险排除在外。过去几年，我们所做的核心工作便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比如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降低房地产行业过高的杠杆率。这一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唯有守住安全底线，才能进一步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就如同《孙子兵法》中“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战略思想，要让我国金融系统更加成熟完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改革，二是开放。改革方面，我们有诸多工作可做，例如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建立退市机制等；而开放方面，正如王院长在书中提到的“制度性开放”，当我们修炼好内功后，就应更加积极地推进开放进程。

包括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推进人民币稳健的可支付体系等，这些都是面向广阔未来、把握新战略机遇期的举措，而守住安全底线是实施这些举措的前提。因此，构建中国式话语体系时，结合传统文化概念是很好的思路，姑且可以将其命名为“先胜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