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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玲:智库怎样才能成为“思想坦克”

发布时间:2024-03-05 作者: 陈文玲 

​《思想坦克》一书开创性地梳理了五千年来中国智库的发展脉络、智库与学术的千年分野史、十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进展与不足,还形象生动、现身说法地从作者行走百国与在上百家境外媒体发文发声,尤其是在俄乌冲突期间赴俄调研21个城市、发布惊动美国白宫的智库报道等鲜活案例中做了智库运营的经验分享。

编者按:2月3日,“思想何以坦克?——《思想坦克:中国智库的过去、现状与未来》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在商务印书馆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等高校、智库、媒体界近10位知名专家就中国智库当前发展状况与未来走势做了深度探讨。研讨会发布了被评为“2023年好书”的《思想坦克:中国智库的过去、现状与未来》一书,该书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


《思想坦克》一书开创性地梳理了五千年来中国智库的发展脉络、智库与学术的千年分野史、十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进展与不足,还形象生动、现身说法地从作者行走百国与在上百家境外媒体发文发声,尤其是在俄乌冲突期间赴俄调研21个城市、发布惊动美国白宫的智库报道等鲜活案例中做了智库运营的经验分享。更难能可贵的是,该书尖锐地剖析“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百万大军”为何在国际上失语的原因及重塑中国的全球思想价值链之道。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研究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出席发布会表示,王文教授是中国智库研究者的领军人物,在国际传播和舆论传播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她认为,当下中国并不缺乏思想,而是思想的释放传播链条出了问题。3月4日,观察者网风闻社区发布发言实录,现转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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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现场


首先,祝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新著《思想坦克:中国智库过去、现在与未来》出版!他以自己十年智库工作经历为例,提出“哲学社会科学百万大军”、“智库与学术异同”、“平视美国智库”、“全球思想价值链”等观点及深度论述,我还看了王文院长接受观察者网的采访的很多观点,非常深刻、新颖和具有震撼力。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一批现代新型智库崛起。一大批中国智库研究者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境界开展工作,王文院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我们现在缺的是什么呢?软竞争力,软竞争力的核心是我们创造思想品的能力,特别是创造具有碾压性力量的思想品的能力。包括我们研究提出国家战略的谋划能力,进行战略博弈的设计能力,包括我们对国际舆论的影响能力,对舆论的制导能力,理论和议题的创造创新能力,在道德道义制高点上解释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这些方面还是我们的“软肋”,和中国硬实力发展不相适应。我们生活在百年之未有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长周期中,这是中国智库工作者报效祖国的幸运和机遇。


要成为“思想坦克”就必须具有“思想力”


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会议时强调,要建设一批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重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在2016年5月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系列重要论述,在理论层面上明晰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性质、定位和任务,从实践角度上明确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总体布局和发展方向,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并不断提高思想力的根本遵循。


王文《思想坦克:中国智库的过去、现状与未来》一书指出,智库最需要的是思想力。他在接受观察者网采访中指出:智库这些复合式工作的基础是“思想力”,即需要拥有影响他人的思想生产与传播力。这正是100多年前欧美国家有一批学者认为“思想”(think)就应该像“坦克”(tank)那样有干预力、传播力、进攻力,于是有了“智库”这个现代职业。他的《思想坦克》把“智库”(think tank)英文进行了中文直译,以提示同行们对外、对内、对未来、对国际都需要重视思想传播力,这远远比只是“宣传喉舌”功能要复杂得多。我对此深以为然。


经院派学者也好,体制内智库学者也好,体制外智库学者也好,所有学者的历史责任和担当都是一样的,但是作为智库有“资政启民、建言献策、为国家谋、为国事谋”的使命,这个使命对智库最大的要求就是要有思想力。中国智库最应该做中国方案、中国倡议、中国理论的提供者、设计者、建言者、传播者。


智库的战略价值:


▶一是现代智库发展培育,是大国博弈的迫切需要,是国家在世界大国博弈中的软竞争力;


▶二是智库的整体谋略水平和研究能力,是国家战略设计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软实力;


▶三是智库创造思想品和智慧创意的累积效能,是为国家创造的重要无形资产,是形成国家品牌、国家形象为主要内容的软资源;


▶四是智库资政启民、引导舆论向着国家整体利益与战略取向相向而行、保障国家治国理政有效有序的软生态。


概括起来,即创造软竞争力、软实力、软资源和软生态。


要成为“思想坦克”就必须具有“学习力”


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既要上接天线,围绕党中央战略部署、锚定党和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进行研究;又要下接地气,呼应大众关切,凝聚社会共识,研究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提出解决经济社会运行中的热点难点堵点问题的政策建议,提供真实而准确的情况,发挥决策咨询等功能。


其实对于一个国家智库专家的要求,要比一般学者的要求特别是综合素质的要求要高的多,需要终身学习,终身奋斗,终身持之以恒的努力。要形成国家软实力,就要创造优质思想品供给,就要求有广博的知识,而广博的知识来自学习。荀子《劝学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智库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和百年未有之大乱局中,需要担当、需要勇气、需要创造、需要创新,需要不断学习吐故纳新,需要放飞思想。


王文书中认为:从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自我追求来看,自古以来,中国学者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递进式的个人修养与远大理想,以及所谓“出世”、“入世”的使命差异。一般看来,所谓“出世”者,讲究“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希望探索天下大经、大法、大道,问询宇宙万物的本源,深究个中细节的原理,像是现今从事学术的学者群体,旨在关心与现实相对较远的话题与理论思考;所谓“入世”者,则讲究“群臣有待问之时,谏官有请对之时”(《读通鉴论》),投身于社会与国家事务,为决策者出谋划策,辅佐幕主平邦治国,当代智库学者的角色与此一脉相承,旨在通过学习探索与国家大政方针紧密相关的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


从全球的陆权、海权之争来看,美国显然是占领了霸主的地位。现在美国正在抢占网络空间的制导权和舆论制导权。在国际舆论制导权方面,美国也在全世界具有非常独特的舆论引导和主导能力。总的看我国智库还没有真正形成这种强大的抗衡能力,还处在一个初始的发展阶段,虽然智库数量已经很多,但是智库能力培育和建设,还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这个时代对智库学者的要求高于一般学者,这个“高”不仅仅是学问高,而是由于使命责任与担当,为国家资政献言和战略谋划的能力要高,这就需要有强大的学习能力。


要成为“思想坦克”就必须具有“战斗力”


作为智库来说,还要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战斗力。应该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外交思想、军事思想在新时代思想的践行者、诠释者、传播者,做中国方案、中国倡议、中国理论的研究者、提供者、设计者,不仅需要具有高水平研究能力,还需要学以致用,形成强大战斗力。从中美两国智库比较来看,美国智库具有非常独特的舆论引导和主导能力,他们善于制造议题,制造舆论,制造新的话术,成为所谓第四大力量——智库的力量,成为所谓第五种权力。


美国从建国两百多年,一下就到了世界思想最前沿、舆论最前沿、科技最前沿、经济最前沿、军事最前沿,为什么?美国一些智库的谋划能力很重要,比如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全都是先由美国智库谋划提出的,然后政府以公共政策进行采购,并变成了商业化、市场化运作形成产品的链条,成为一些可度量、可考核的重大项目或者重大国家战略,变成了一个国家的实力,一种特殊的“战斗力”。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化的国度,有那么多的思想品,我们的文化矿藏比美国要丰富得多。而我国智库还没有真正形成这种能力。要使我国智库具有整体竞争力和强大战斗力,这方面我们确实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革创新。


要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要求智库学者具备高水平演讲能力、高水平对话能力、高水平战略谋划能力和高水平写作能力,特别是需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坚定的斗争立场,具有与我们面临全球一流智库学者同一水准的对话资格与能力。


具有把敌人转化为朋友的能力才是最高的斗争艺术,要讲究斗争艺术,在面对与各项挑战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还要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用正确的方法制定战略策略,适时调整斗争思路并选择合理的斗争方式,掌握斗争力度,灵活应对各项挑战与风险。


针对各项挑战采取不同的斗争方略,明确斗争目标,汇聚各方面力量联合斗争。必须汇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积极力量,与危害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挑战作斗争,打击敌对势力的污蔑、挑衅和分裂企图,防范侵害人民权利的潜在风险。在大国竞争博弈中,战是为了和,不战不能和,战不赢不能和。


要成为“思想坦克”就必须具有“穿透力”


衡量一个智库的研究水平和预判能力,还要看智库学者是否具有穿透力。


要具有穿透历史长周期看问题的能力,具有穿透复杂纷纭现象提炼本质的能力,具有穿透不同文化寻找共同文明的能力。中国智库学者是有研究能力的,如果从国际话语权的层面去看待智库报告思想含量,再回过头来看待报告的写作与生产过程,可能就会有新的答案。


近年来,国经中心每年都举办中美、中欧、中日、中韩二轨对话和出访调研,这些对话有交流,有讨论,也有交锋,有时甚至是激烈的,但最后效果都不错。这既说明中西方之间存在误解误判,也说明智库之间的交流是必需和必要的。


王文带领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特别是他本人接受若干家国际媒体采访,在国际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各类智库学者如王战、陈东晓、吴伯心、黄仁伟、吴白乙等一大批都是具有穿透力的智库专家,也都是思想者,他们之所以能在与美国等国家的智库之间的对话受到重视,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是因为他们拥有广阔的视野、深厚的专业知识,在对话中才富有学理性、思辨性,才能赢得对方的重视和尊重。


穿透力不是一句空话,也不仅仅是一个目标,而是一种独特的能力。


国家新型智库以服务“国之大者”为价值取向和行动标准,近十几年来中国一大批智库蓬勃发展,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日趋形成。


尤其是,国家、部委、地方均集聚优势资源着力建设了一批高端或重点智库,他们重在培养出智库思想力、学习力、影响力与穿透力,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面向国际社会,提出中国主张,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促进学术界尤其是智库学者持续改进研究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法,强化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链接与转换,力求更好地回答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敢出大主意、敢做大事情,正在逐步提高中国智库的总体水平。


要成为“思想坦克”就必须具有“影响力”


智库影响力是智库的生命力之所在,是智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提升智库影响力是各类智库孜孜以求的根本目标。影响力是衡量一个智库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方面,智库的影响力不是凭空而来或一蹴而就的,智库影响力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智库影响力可以被分为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大众影响力三大类,分别对应于政策制定者、专家学者和普通大众,智库通过不同方式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产生影响。其中,决策影响力是最根本和起决定性作用的,学术影响力和大众影响力服务于决策影响力。决策影响力是智库发挥作用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其实,智库组织专家群体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政策语言,通过与决策机构之间建立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联系,把关于政策的分析、观点和主张传递给政策制定者,以专题报告、专送报告、调研报告、决策咨询活动等方式使相关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这对一般学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智库的决策影响力取决于智库与政府之间的距离,无论是递交决策咨询方案,还是梳理相关材料进行提炼,只要对决策能产生重大参考作用,都是智库决策影响力的重要体现。


增加信息量度,提升智库舆论引导力。智库要主动参与国际舆论的议题、议程设置,敢于提出符合客观实际和全球共同利益的主张,为提升国家话语权和影响力作出努力。中国作为国际现行体系中重要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多元、公平的世界观,智库应在设置更多有利于凝聚共识形成的倡议和议题上下功夫,在国际交流合作中不断努力寻找合作发展最大公约数和利益交汇点,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尤其是在信息爆炸、垃圾信息泛滥、虚假信息盛行的网络化时代,智库人员更应该在增加信息量度,切实担当起“社会舆论引导者”的重任,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亮剑”,对于谣言和虚假信息勇于“发声”,在大国竞争博弈中善于交流。必须提高智库专家学者熟练驾驭信息汪洋的能力,培养信息搜集能力、信息筛选能力、信息甄别能力和信息研判能力,以真实、充分、准确的信息资料作为研究的基础,以及时掌握第一手材料作为基本功,提高研究成果的价值和公信力,成为公众值得信赖的信息发布者和信息创造者。


要加强传播观念、传播力量、传播机制等建设,使智库研究成果获得足够的关注度和认可度,从而更充分地转化为决策。智库研究人员既要会做,也要会说;既要会研究,也要会表达;既要追求学术价值,又要重视社会价值;既要提高知名度,又要培育美誉度。


要成为“思想坦克”就必须进行体制机制改革


王文是在新时代智库建设中里做得最好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带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在舆论宣传引导方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王文本身也是“思想坦克”,就是碾压的力量有多大的问题,他没翻译是自己是什么型号的坦克。王文提出,中国智库学者和其他学者的思想观点没有被外国翻译,没有摆在世界各国机场上,一方面有我们自身的问题,一方面也有外部认知的问题,同时也是他们的损失。


为什么总体上感觉我们还处于弱势呢?刚才朱院长从两个方面讲得非常好。在大国竞争搏弈日益激烈的大环境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在百年未有之大乱局的现实下,一些国家对我们发起的金融战、科技战、贸易战、意识形态战,从总体上看,我们最大的短板是舆论战,在所有的竞争搏弈中,外部对我们国家发起的这些攻击,即“外部的坦克”碾压过来的时候,我们缺少抵挡的体制机制、制度安排以及创造舆论和话语的生态体系。这并不能说明我们整个国家没有思想力,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优秀文化和文化,我们有一大批新型智库和有造诣的学者,其实每一个学者都是一个思想的发动机,都应该成为“思想坦克”。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二部分进一步提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思想品需要长期努力、长期积累、长期潜心研究,才能向上发展,才能有突破性发展、爆炸式发展,才能形成“思想坦克”。


为什么我国智库与美国智库相比总体上处于弱势?


▶第一,创造议题、创造话题、创造理论概括能力严重不足。


刚才,朱老师说到西方提出“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能一下子延续几十年,大家沿着这个说法进行讨论。我们的智库与专家还没有提出诸如类似的议题,包括提出被世界认知的概念和新的理论概括。


比如,本来是美元升值贬值,美元收割世界财富周期原来不被认识,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或者出现美元荒,但西方学者不讲这是美元潮汐给世界带来的灾难,他们概括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实际上,当时这些陷阱是谁造成的?美元升息降息导致中等收入国家被收割,几十年以后世界才开始认识,而现在还有很多人并不认识,认为美元的地位就是天经地义的,是不可战胜的,因为西方经济学就是这样教的,而我们的学者还缺少根据事实穿透问题实质、进行新的理论概括或者提出议题的能力。


▶第二,我们的国际传播能力严重不足,缺乏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传播平台载体。


比如达沃斯论坛,是瑞士洛桑学院施瓦布教授父子俩在达沃斯创建的,经过近三十年发展,变成了世界政要、企业家、智库、学者竞相参与的平台。我们一些智库创建的平台,也邀请了很多国外的政要、企业家和学者,创造了国际传播的重要平台和交流载体,但是尚没形成像达沃斯论坛具有这么广泛影响力、吸引力和投射力的平台载体,和施瓦布两位教授办的“达沃斯论坛”影响力比还有距离,我们运作机制以及创造的传播力确实还有不足。


▶第三,我们在国际上进行有效传播的自由度受到很大限制,约束了自己的思想观点的表达和传播。


王文在书里提到,他在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也谈到了。这些年形成的自我约束体制机制和管理方式,有的时候使智库能力释放受到了很大影响。前一段时间我参加“中印专家学者对话”,一位印度学者从泰国参加会议后,去俄罗斯参加会议,然后从俄罗斯又赶到中国参加会议。我问这位印度学者, 您到这么国家参加会议,要不要经过各种审批手续?他回答说,只要有对方国家会议举办方的邀请函,即可随时出国参加各种会议。而我们出国开展工作,需要审批很长时间,有很多审批流程和程序,不可能这么飞来飞去的。


目前印度学者自由度确实比我们高,特别是出入境的自由度。可能王文的自由度比较高,他已经走了100多个国家,到俄罗斯出访可以停留一个月,得以作大量调研和工作。而我们出国一个国家只有5天,包括去美国调研,去1天、回来1天,在那儿呆3天就回来了。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能力是被潜在的约束了,释放的链条没有形成。思想品的创造也需要一个链条,包括人才链、创新链、教育链、外宣链,这些方面还缺少体制机制的整体设计,链条不是很顺畅的。


要成为“思想坦克”,真正具有碾压性的力量,首先要有创造思想品的能力,其次要有思想品传播的能力,再其次是我们的体制机制制度设计使思想品能够传播,能够快速传播,能够像其他国家一些学者不受约束的进行国际传播。相信我们的学者也能走出去、走上去、走进去,走入全世界人民的心中。我们不是没有文化底蕴、不是没有积累、不是没有创造思想品的能力,怎么能够释放我们的思想、释放我们的国际传播力,这是当前急需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一个大国的崛起,既需要有经济、金融、军事等硬实力提升,也需要有思想、文化、观念、舆论等软实力提高与话语权的确立。中国大国崛起的进程,就是中国的价值观、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力量不断得到国际认同的过程,这就需要智库专家学者做时代的弄潮儿,做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良好形象的先行者。


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观念价值走向全球,势必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中国知识界、智库界、媒体界必须志存高远,在全球大国竞争博弈能否最终胜出的高度上,思考自身在新时代的任务与使命,最终实现话语权的弯道或者换道超车,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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