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刁大明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转自6月27日澎湃新闻。

在四年一度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观察当中，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总是绕不开的一个环节。只是对2024年而言，关于“必修课”的讨论从初秋前置到了初夏。美东时间6月27日（星期四）晚上9时，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将迎来首场电视辩论，比原本计划提前了整整两个半月。虽然均未在程序上正式获得本党提名，现任总统和前任总统的身份足以确保拜登和特朗普作为各自党派候选人参与辩论的所谓正当性。此次电视辩论也将是2020年10月22日即当时的挑战者拜登与时任总统特朗普进行第二次大选电视辩论之后时隔将近四年两人的再次“合体同台”。这是两党的对决，是两位总统的对决，更是两个美国的直面对决。

特朗普与拜登。视觉中国 资料图

辩论要趁早

关于2024年大选的一切似乎都很紧迫，都在趁早赶早。早早就锁定的两党总统候选人人选，让至少3月中旬之后的各州初选索然无味。眼看着选情一步一步涉入极度沉闷甚至毫无生机的垃圾时间，电视辩论可能是一剂足够吸引眼球、提振关注度的兴奋剂。事实上，即便不提前到6月，按照总统辩论委员会（Commission on Presidential Debates，CPD）原本设定的辩论时间，第一场辩论计划在9月10日举行，也已刷新了1980年9月21日首场辩论的前置记录。而自1960年9月26日美国大选第一次电视直播总统辩论，今年大选的首场辩论时间也毫无悬念地是“有史以来最早”。现如今，6月27日举办首场电视辩论，本质上将辩论环节超前安排到了初选提名环节中。这种颇有初选大选化的错叠效应，直接将选民以及舆论、媒体对两党人选的认同前置于两党各自选民或精英的认同，毫无顾忌地展现出两位人选对各自党派的绝对掌控。

为什么要趁早呢？除了要提振沉闷且寡淡的选情外，两党特别是拜登阵营必然也存在迫切的政治需求。一方面，今年大选毫无疑问躲不开电视辩论。即便是在2020年疫情严峻的情形之下，拜登和特朗普也还是进行了两场电视辩论，2024年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不进行电视辩论。更何况，拒绝辩论必然会对更年长且被认为在公开场合表现令人担忧的拜登一方更不利。另一方面，既然辩论无法回避，在各路民调以及被广泛评估的选情态势上至少目前暂不占优的拜登必然希望在早一些、距离投票日长一些的日期举行电视辩论。如果加分，能及早挽回一些颓势；倘若减分，还能尽可能留下较多时间与较大空间来尝试做一些政治补救。

电视辩论的开始，也就意味着大选阶段的正式揭幕。于是，2024年初选提名过程是从1月到8月的将近八个月，而大选过程却是从6月底到11月初的四个多月。在时间维度上的强行延展，直接导致的是超长待机的选举周期，或许会刺激出更多的政治捐款或者刺激出更严重的对峙与撕裂。这些前所未有的潜在效果还有待凭借2024年选举周期尘埃落定后的复盘数据加以验证。不过，对两党候选人而言，更早开启的大选，也有助于彻底打消某些人的任何其他侥幸，让美国两党以及中间选民甚或是全世界都不得不面对拜登与特朗普二次对决这一几无更改的铁定现实，催促各自选民在无法接受对方人选执政的前提下尽早“归队”。如果能做实这个效果，对拜登而言不亚于雪中送炭。

“总统范儿”最要紧

不得不承认，从历史经验上看，总统电视辩论似乎并不太容易让落后一方翻盘，从本质上逆转选情。反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才是两党人选在电视辩论时要遵循的金科玉律。值得发问的是，电视辩论的这种“鸡肋”定位，是否与以往距离投票日较近、某些州早已开启提前投票等选情已成定局的情形有关？从这个角度出发，这场提前131天的电视辩论不能彻底排除会带来某些“意外之喜”。

但从另一些方面看，不强调时间性的话，将一次一个半小时的电视辩论抛入选举政治所能涉及到的议题水池中的话，其原本能释放的效应可能仅是微量的。比如，现如今，一场电视辩论能改变美国民众每天衣食住行都能亲历的通胀吗？能改变移民和边境管控依然严峻的态势？能改变美国民众特别是某些民主党基本盘因巴以冲突而对拜登的不满情绪？都不能，这些都肯定不会因一场或几场唇枪舌剑而化解，都需要切实政策才能回应。

不过，也恰好，总统电视辩论的关键从来也不是政策效果的客观比拼，而是选民或观众印象的主观较量。选举犹如戏剧，电视犹如剧场，总统候选人犹如主角（个别时也有主持人角色的乱入）；这场戏在谈笑风生与嬉笑怒骂之间的效果如何，要看观众预期能否得到满足、观众的审美共情能否得到回应。

所谓预期，显然是一种相对论和辩证法含量极高的微妙存在。往往，被普遍预期较高、占据优势的一方，无论如何表现，大概率都难以超出观众预期，不丢分就已谢天谢地；被普遍预期较低、相对处于劣势的一方，只要有一些积极表现或者其实只是表现基本稳定，就会让观众大呼意外甚至大呼过瘾，从而不排除加一些分。从以往经验看，在任者原本应被高预期，但拜登恰恰深陷在任者劣势，其所拥有的预期至少目前并不高于特朗普，于是反而只需保持正常发挥，不要出现外界担忧的各种窘况，就有希望不输掉辩论。

所谓审美，就是总统候选人作为主角真的把自己演得像个“总统”吗？演出了观众或选民心目中的“总统范儿”了吗？

回顾起来，1960年以来，人们关于总统电视辩论还每每都记得起来甚至耳熟能详的点，都事关角色塑造成功与否的“总统范儿”。肯尼迪的年轻英俊、福特“绝不让东欧成为苏联势力范围”的外行话、里根关于“四年来是否更好”的灵魂之问以及关于自身年龄的巧妙辩护、杜卡基斯在妻子和死刑之间的固执选择、老布什不耐烦地看表、奥巴马第一次竞选时激情与第二次竞选时冷漠，甚至是特朗普对女性的口不择言以及故意邀请与克林顿有染者来辩论现场对希拉里施压……凡此种种，尽是触动人心、瞬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细节，或能引发共鸣的“金句”，或令人不堪回忆的糗事。

更为高级的是，观众或选民的预期与偏好，或者说这种“总统范儿”是因时因地因事而异的，极难拿捏。早在1992年10月15日，在弗吉尼亚州举行的第二次总统电视辩论时，当一位非洲裔女性观众提出关于“国家债务对候选人个人的影响”的问题时，竭力谋求连任的在任总统老布什却当众低头看表，随后他的所答非所问也验证了其当时的心不在焉。这种对普通民众提问的轻视与不耐烦，必然不会被认为具有“总统范儿”。这一细节也被认为进一步加剧了老布什的负面选情。

2020年10月22日，美国加州西好莱坞，民众关注美国总统大选最后一场辩论。视觉中国 资料图

然而，颇令人玩味的是，28年后的2020年10月22日，在田纳西州举行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总统电视辩论时，挑战者拜登在主持人宣布最后陈述时低头看表。不过，与28年前如出一辙的这个忌讳之举却被认为是在“极为认真地”确认辩论最后环节的时间，甚至被认为是对于当时特朗普的喋喋不休与陈词滥调所表达的公开厌弃，于是也就成了当时观众或选民所偏爱的“总统范儿”。

由此可见，一场总统电视辩论，两位对手在剑拔弩张之外也颇有“相互成全”的意味。于是，高龄未必是问题，私德和被定罪也未必是问题，少犯错、抛金句，努力让自己比对手好一点点就已足够。谁能胜出，关键只在于观众或选民当场的直观感受。

总统选举辩论的未来

可能不用等到11月5日或明年1月20日，外界才能看到一个影响美国政治与内外政策的节点。6月27日或许就是这样一个节点，而其可能改变的正是作为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必修课”的电视辩论。

必须承认，这个被选民极大关注的“必修课”，事实上不存在任何制度保障。1960年的总统电视辩论在很多意义上引发了很多改变，这些改变后来的约翰逊和尼克松不都喜欢，当然尼克松的不喜欢更有切肤之怨。直到1976年，福特为了证明自己的“总统范儿”才再度恢复了总统电视辩论。

1987年，为了确保总统电视辩论的规范化，两党当时的领导层同意共同组建了总统辩论委员会。从1988年到2020年，总统辩论委员会组织了所有总统电视辩论，也基本上确定了三场总统辩论、一场副总统辩论的标准组合。

当然，关于该委员会组织电视辩论的微词乃至质疑也不绝于耳，规则、形式、时间、地点……几乎所有面相都被提出过各种疑问。客观讲，这个委员会负责组织极为重大的政治事件，但却不具备任何与之匹配的政治权力。于是，任何一方的主角在这个舞台上的表现不佳，或者任何一方观众或选民的不满，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被炒作为委员会的失误与不公。2020年，面对疫情的挑战，两党格外小心且敏感，意见分歧更为显著，总统辩论委员会的组织工作被两党阵营共同认定极为混乱，继续招致了极大非议：拜登阵营不满于委员会的防疫措施，而特朗普则直接认为其在辩论过程中遭受到了“不公”的对待。于是，2022年4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直接宣布退出总统辩论委员会，不再参与其组织的电视辩论活动。面对彻底在事实上和名义上全部失去跨党意义的委员会，拜登及其民主党阵营自然顺势而为，这也才有了两党人选及其团队协商后目前已确定的6月27日和9月10日的两场电视辩论。

目前仍然不确定，此次缺席的总统辩论委员会在2028年会否回归。如果不能，或者无法出现迭代更新品的话，美国总统选举中的辩论环节就将回到36年前的未知水域。没有共识既定规则的情形下，两党人选的个人好恶将更为肆意地左右着选举的节奏。如此冰山一隅，在选举政治生态意义上必然存在影响，或者也牵动着政治精英的品质、选民动员的方式等问题，值得特别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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