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珊珊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刊自10月26日中国银行保险报。

资金融通、金融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一带一路”倡议不具有排他性，也不具有消费的竞争性，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其他国际公共产品所不具有的全球性、平等性、互惠性。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参与度最广、福祉最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金融合作就被提上重要日程。

“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成果斐然。截至2023年6月底，共有13家中资银行在5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145家一级机构；中国已与2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在17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截至2022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已直接为1300多个“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了优质金融服务；中国进出口银行“一带一路”贷款余额达2.2万亿元，覆盖超过13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贷款项目累计拉动投资4000多亿美元，带动贸易超过2万亿美元。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中国加快金融业对外开放。2020年11月1日起，中国正式施行《QFII、RQFII办法》，旨在降低准入门槛，便利投资运作，放宽准入条件；截至2023年4月底，超过850家境外机构被核准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中国与新加坡等国的多家境外交易所签订合作备忘录，推动以互挂ETF的形式实现互联互通。在“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的助力下，目前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五大储备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大宗商品和一般贸易品的人民币结算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更要直面问题，进而提出优化改进方案，方能有助于未来建设更为高效、开放、可持续的金融保障体系。

提高商业性金融机构参与度。从当前“一带一路”融资供给方的结构看，由于民间资本对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参与意愿不强，对于跨境商业性项目投资存在一些困难和疑虑，形成了资金来源中中资政策性、开发性银行占据绝对主导的格局，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参与度相对较低。据估计，这十年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累计总投资当中，有80%左右的金额直接来自中国政策性银行。

在“一带一路”建设初期，开发性、政策性金融主导有助于发挥引领、汇聚境内外各类资金共同参与共建的先导作用。随着市场规模壮大、市场深度提升，应更多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但近期民间资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参与意愿有所下降。根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3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在经过2019-2021年的稳步上升态势后，2022年，148家500强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较上年减少47家，降幅24.10%。未来3年，共有191家500强企业有意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较上年减少96家，降幅33.45%。这些民营企业认为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首要困难是缺乏人才，特别是缺乏国际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因此，资金供给结构的改善在根本上要跳出资金融通本身，需要政府逐步转变角色，更多投入对市场主体的服务和市场主体间资源的整合、协同上来。只有民间资本参与度提升了，才能促进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参与意愿。

创新完善投融资风险管理模式。一些共建“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政局不稳，经济、金融市场不发达，法律制度不健全，国别风险较大。据统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总体融资需求中只有一半左右来自投资级别国家，因此，创新投融资风险管理机制，对于“一带一路”投融资体系的可持续性、金融合作的行稳致远极为关键。“一带一路”的根本目标是在和平、平等、自愿、互利上实现共同发展，而非谋求霸权，因此与“马歇尔计划”存在本质不同，但后者通过市场约束，或将融资方和借款方利益绑定的激励约束思路依然值得借鉴。基于这一思路，可以创新投融资方式，在资金融通交易中引入更多参与方，比如采取国际银团贷款模式，充分利用基金、股权等融资工具，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激励创新安排。

持续完善金融监管合作机制。原中国银保监会（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证监会与境外多个国家的监管机构签署了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推动建立区域内监管协调机制，促进资金高效配置，探索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与综合服务平台，强化风险管控。不过随着区域内国家金融合作不断深入，金融监管合作问题逐步显现，表现为双边金融监管合作协议的约束性不强、执行力较弱、缺少惩罚机制、合作深度不足等方面，为此可考虑将监管协调机制上升到规则或制度层面，增强约束性和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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