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学院学术院长、杰出教授、历史学博士卡拉甘诺夫・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学院世界军事经济与战略研究所战略研究中心专家马柳京・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在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旗下的核心期刊《城邦：政治研究》发布报告《21世纪的俄罗斯梦想理念》，引起了俄罗斯战略界的广泛关注。人大重阳君现将报告全文编译如下：（全文约11000字，预计阅读时间24分钟）

▲本文2025年7月1日刊发在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旗下的核心期刊《城邦：政治研究》。

●引言

我们尚未完全定义自己的身份。在《外交政策概念》中，我们终于阐明了一个早已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是一个国家文明 。然而，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仍无法摆脱长期以来那种复古的愿望 —— 成为欧洲人。与此同时，自我国国家战略文化的奠基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时代起，一个道理就已清晰：明确选择倒向西方文明对我们而言是危险且具有破坏性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重申：我们的根源在东北方，我们的现在与未来存在于广阔的欧亚——太平洋空间，存在于一个多极世界中。我们自身就是一个独特的多元文化、多民族国家，一个 “文明的文明”。正是这一点为我们的国家提供了跨越制度、名称和全球剧变的历史连续性，也是推动我们不断实现质的飞跃的强大动力。但这需要一个规划，一个宏伟的构想。

探寻并普及这一构想，从同胞们丰富的知识、哲学和文化遗产以及后来出现的诸多思想（包括作者团队中一位成员提出的观点）中提炼融合出这一构想，是本文的主要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设定了几项任务，其中包括：简要回顾在如今俄罗斯所占据的广阔空间内各民族共生共存的历史经验；探寻居住在俄罗斯领土上的各土著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汇点；追溯俄罗斯国家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意识形态构想；以及探讨当前版本的意识形态构想在现代俄罗斯社会中的传播。

本研究采用了一系列广泛的研究方法。历史发生法和问题时序法用于确保文本内容丰富且因果清晰。为完成特定任务，作者运用了跨时间、跨文化和跨国比较的定性方法，以及情境分析框架内的专业讨论法。后一种方法使我们能够提炼思想，丰富本文内容，同时也构成了作者及上述 SVOP 项目成员提交给公众讨论的意识形态平台项目的基础。

俄罗斯的理念，俄罗斯的梦想不可能是西方的——尤其是当我们审视今日欧洲那日渐腐朽的买办精英阶层，以及美国那些最新涌现的后人类道德与意识形态教条时（尽管追随特朗普的部分精英和社会群体正试图摆脱这些桎梏）。

这样一种理念和梦想不应是反西方的，因为那意味着仍在西方范式内延续运动，只是带着负号前行。它们必须独立自主地发展。若一个国家缺乏自身的思想内核，其理念与精神的空间就会为他人所占据。

社会与国家缺乏意识形态核心的根源，最令人困惑之处在于部分知识分子阶层的准备不足——他们或畏惧或不愿摆脱那些习以为常的"真理"，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共产主义信条。

这种伪装表现为一种说法：民族理念必须自下而上、从社会中产生。然而真正推动民族和国家前进的理念，实则源自统治者、领袖和精英阶层的塑造。这种说法的重要根源在于不愿放弃对上世纪80-90年代的幻想，这涉及宪法第13条对意识形态的禁令。

作者们虽未明确要求废除该条款——尽管该条款正被用作前文所述恐惧与犹豫的挡箭牌——但指出只需将“国家意识形态”转换为“俄罗斯的鲜活梦想”，并提炼其纲要形成《俄罗斯人守则》，便可轻易绕过该限制。相信梦想、追随梦想、努力建设理想中的国家与世界，远比通过不信奉的科学共产主义考试更为有效。“梦想-理念”的表述虽显模糊，但通过恰当阐释，至少能吸引有志进入管理阶层、推动国家前行者遵循这套《俄罗斯人守则》。

俄罗斯梦想理念的推进遭遇部分统治精英阶层从公开转向隐秘的抵制，这背后还存在另一个深层原因。该国统治阶级至今仍由经济-技术官僚与“政治战略家”主导。这些人对维持当前管理体系确有裨益，也能完成诸多必要事务，却无力引领国家与人民开创新纪元，更无法在当今国家与世界共同面临的重大命运抉择中，实现人民与政府间深刻的思想统一。

任何意识形态的营养基，其方向，其情感基础，都是由艺术滋养（或者像艺术家们说的，打底）的。首先是情绪、吸引、渴望，然后才是那些表述——我们必须意识到，在现实事务中，这些表述远不如真诚的体验重要。我们至今仍未制定出较为明确的文化政策。诚然，令人欣慰的是，它的萌芽正从底层、从日常军旅生活、从日常英雄主义中破土而出。

关于我们是否需要意识形态这一问题，之所以存在犹豫，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政治体系的定义模糊不清。在共产主义超级大国计划失败后，我们采纳了来自西方的思想和政治范式，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应该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并沿用西方世界固有的传统内涵。与此同时，我们却忘记了民主只能在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存在——当没有外部挑战和强大对手时才能维系。更与普遍认知相悖的是，这种制度并不能确保真正的民主。

我们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被迫接受西式民主，正是因为他们想要收买政治阶层，并通过这一手段削弱国家，使其屈从于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国际寡头集团。在即将到来的超级动荡的世界中，只有美国能够保持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它作为一个由当时的寡头集团和共济会直接控制的贵族共和国而诞生。除了美国深层国家本身，没有其他力量能收购美国深层国家，无论买卖过程多么复杂矛盾，它们仍仅在国内进行。民主政体是美国民族性格的组成部分，一旦失去它，这个国家很可能无法生存。此外，美国是一个被海洋与主要对手和竞争对手隔开的国家。

●为何要提出俄罗斯的梦想理念？

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民主机制对俄罗斯的重要性。一个被剥夺反馈渠道的社会是无法存续的。但事实是，在当今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中，反馈机制已停止运作，仅剩下其仍在运行的错觉。我们必须确保这一机制在我国社会中的实际运转，防止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纽带断裂。然而，这种运转只能通过在国家治理中保持相当程度的威权主义来保障，从而维系资本主义下必然滋生的寡头统治体系。

俄罗斯，若想作为一个拥有自然疆界的巨型主权国家文明继续存在，就不可能成为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这是历史与命运的必然。我们能够且必须在治理体系中保留强大的民主元素——尤其是在基层、市政、区域和“地方自治”层面，那里需要直接的民主，而目前明显匮乏。正是在这些土壤上，才能孕育和培养出这个国家负责任的公民。

俄罗斯国家根基的精神道德层面同样需要反思。我们尚未将“保护人性尊严”确立为国家政策的信条与目标。几乎出于本能，我们在抵御那些企图破坏社会稳定的行径。但即便是这种防御性抵抗，也引发了西方世界的狂怒，成为其对我们发动灭绝性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期防御战略无论在战场上还是意识形态斗争中都不奏效。我们不仅需要自我防卫，更要通过弘扬正常的人类生物属性和社会价值观来强化这种理念的防御——因为这些价值观能为全球大多数人所理解，也必定会在那些厌倦了人们为自己及子女选择反自然生活方式的西方民众中引发共鸣。对人类文明的进攻性防御必须成为俄罗斯为自身也为世界构筑的生存理念之梦的组成部分。

俄罗斯，这个拥有集体协商与社群主义传统的国家，其特质源于在严酷气候与地缘政治条件下求生存的需要，既不能也不应屈服于现代文明的腐蚀性影响、西方个人主义崇拜和过度消费主义。我国一个健全的公民必须服务于社会、家庭、国家及政权。若其只追求自我服务（这确是任何人无法剥夺的权利），便是走上了自我孤立之路，既不能也不应指望获得公众认可。而俄罗斯生生不息的思想梦想必须直接引领至国内外的新型集体协商机制——在这个人类问题必须通过协同努力才能解决的世界里。

最后，关于我们另一个或许最重要且固有的特质——普世性（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称的“开放性”）。这一特质对于日益多元化和多文化交融的未来世界至关重要，在这个文化复兴与文明重生的时代，我们为推动各文明摆脱“西方桎梏”作出了重大但非决定性贡献。这种特质源于我国通过兼并民族融合的扩张历史，通过最紧密的邻里关系、共同劳动及遵循相似道德准则与他们紧密交织。

我们就是展现文化与文明交融的全球典范——一种独特的俄罗斯式融合，将亚洲的精神性与梦幻气质，通过心灵的纽带，与欧洲的理性主义完美结合。

与我们西方的邻居不同，在进入认知思维时代的同时，我们成功保留了被新时代和现代纪元进步所取代的“心灵文化”潜力。这使我们与那些仅培养自身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欲望、并试图强行让世界遵循单一标准的人们形成了鲜明对比。

最终，历史铸就了我们身份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主权。这是我国及人民对世界最具吸引力的力量源泉——在经历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时代后（近几十年来被称为“自由主义全球化”），世界已进入主权化阶段，正以最丰富多彩的形式复兴民族特性。

西方推行的全球自由帝国主义计划——即与国际跨国公司和 NGOs 结盟构建“世界政府”的构想——已走入死胡同。事实证明，该体系既无力有效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反而在多数情况下加剧了危机。在此背景下，历史钟摆开始回摆。那个建立在世界政府迷梦之上、迫使全球多数国家限制外交政策灵活性的旧全球治理体系已然崩塌。面对西方对俄发动混合战争引发的国际震荡，非西方社会发现，除了强化民族国家和在平等主权原则基础上发展国际关系外，别无他法来解决全球性与本国性问题。而俄罗斯，以其对独立与主权无与伦比的渴望，正站在未来数十年“趋势”的前沿。国家主义——俄罗斯传统上注重强化国家力量的理念——将其提升至未来世界道德领袖之一的地位。这一战略必须作为我们理想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向世界展现。

俄罗斯理念中这一组成部分及其所衍生的尊重与支持主权及身份认同的政策，正是自由主义-全球主义精英阶层对我国怀有敌意的原因之一。他们不无道理地将我国视为抵制其试图强加于人类的世界模式的堡垒。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种仇恨的其他原因在于我们抵制反人类价值观的强加。在欧洲，如果我们认为历史欧洲的核心价值观是基督教、人文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那么这些就是反欧洲价值观。大多数俄罗斯公民持有的国家主义立场——他们非常清楚在这个危险的世界里，只有国家才能保护个人和公民——也与当今的“欧洲”理念相悖。

然而，俄罗斯为自己和世界所怀抱的生活理想与梦想，这种面向未来的愿景，或许应当包含为应对共同挑战而进行的未来整合——建立在更公正与和平的基础上，消除不平等与文化同质化。但这并非未来数年就能实现的任务。俄罗斯以其全球开放性，以守护“人性之本真”为要旨，注定要推动这一未来愿景的实现，既为自身利益，亦为全人类福祉。

俄罗斯人从未丧失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感受——他们向来将自然理解为广袤无垠、自由奔放的生存源泉，这种源泉既需要守护，也要求回馈。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必须被传承与发展。“我们不仅保护了自然，更在不断守护并发展着与自然共生的关系，深知自然可以脱离人类存在，而人类却离不开自然”。而关于人与自然能动统一的“智慧圈”理论，正是诞生于俄罗斯（让我们想起维尔纳茨基院士的学说）。总而言之，或许最能体现俄罗斯人对自然思考的，当属普里什文那句箴言：“爱自然即爱祖国”。

俄罗斯若没有引领性的、鼓舞人心的宏大理念，若未能明确自身使命的认知，就不可能也不应该继续发展。曾几何时，我们的祖先以“迎接太阳”为口号，在西伯利亚建设者——工人、军官和工程师们的共同努力下，建成了横贯西伯利亚的宏伟铁路。随后苏联时代的大型建设工程接续了这一传统：首先是西伯利亚的新开发，其次是北方海路。战争时期我们有过“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号召，也经历过令数百万人神往的太空探索。后来这些理念逐渐枯竭，但如今我们终于开始回归那些能重振国家与社会的大型工程。为此已准备好新的口号：“向伟大海洋前进！”、“向太阳升起的方向前进！”，而最重要的是：“向你的本源前进，向你自己前进！”

这些口号，以及将在其指引下完成的伟大事业，不仅应当服务于我们自身的完善，更要借此坚决遏制西方企图迫使我们接受与自身格格不入的规范、接受不利于我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利益的世界政治游戏规则。

我们无权让胜利从指间溜走，在这场奋斗中，口号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胜利是我们来之不易且当之无愧的机遇——它意味着自我提升的重启，意味着人民激情将重燃至当年开发广袤西伯利亚时的水平，重获1945年胜利时期的澎湃力量。

在我们西侧坐落着曾颇具影响力的法国，如今它已成为一个鲜明例证——当国家失去核心理念，任由全面堕落与放纵泛滥时将会发生什么。这种局面的形成源于其在近一个半世纪内（从1812年至1940年）接连遭遇的三次重大挫败。

在更靠近东方的地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存在一种国家形态，其中，国家意识形态（即使有害且适得其反）已被成功实施。“该意识形态的口号是“乌克兰不是俄罗斯”或“反俄罗斯”。这种意识形态是导致前线另一侧被欺骗者激烈抵抗的原因之一，也是当前国家意识形态，有效性的负面例证。

●一个梦想的构想能产生怎样的影响？

正如前文所述，我们认为正确的表述不是国家意识形态，而是俄罗斯当代鲜活的理想愿景。其精简版本体现了俄罗斯各族人民的民族精神——俄罗斯人、鞑靼人、车臣人、布里亚特人、涅涅茨人、图瓦人以及其他俄罗斯原住民族的共同精神密码。

目标是确立培养个人全面发展的方向：包括身体、智力，更重要的是精神与道德层面。必须让人扎根于自我认同与俄罗斯文化之中，为此需要推行一项既对公民有所要求、又能激励其超越自我关怀的国家政策；自我完善固然重要，但若不以关怀身边人为动力——包括对家庭、社区、社会、国家和政体的责任感——这种完善就会即刻沦为享乐主义。

与此同时，至关重要的是要在人民中培养并发展他们对精神层面的向往——这种向往能战胜物质欲望，激发人们追求更高远的目标、超越眼前地平线的渴望，以及为祖国和崇高理想而迸发的惊人创造力。我们要重塑并弘扬自身最优秀的品质，在政治、科技、精神领域携手前进并取得胜利，共同建设一个（精神与物质层面）最具幸福感的国度。

关键在于，俄罗斯人必须努力实现作为人的使命，追求自身最美好与崇高的境界。

与西方思想家及其后继者不同——他们曾在造物主面前过分抬高人类，从而为理性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如今却沦为它的囚徒——我们的学者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依托东方同信仰者的智慧，他们更早地深刻认识到这条道路的不可企及性，其障碍正是堕落本身。因此，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将目光、思绪乃至（若你愿意）祈祷（若你相信）投向苍穹，通过不懈的精神修炼与创造性劳动来实现自我提升。

对俄罗斯而言，一个同等重要且毫无争议的目标是全面强化国家机器。唯有这个国家实体——基于历史成因与地缘战略现实——才能为俄罗斯公民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保障。这种历史必然性可追溯至俄罗斯中央集权时代，当时的地理政治环境将国家核心职能确立为人口存续，而安全保障虽被置于次要地位，却始终未被忽视。

在当今全球化世界、新旧全球威胁并存的背景下，建设强大国家的奋斗显得尤为重要。

唯有强大的国家通过与其他国家合作，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流行病爆发与蔓延、饥荒、尚未受监管但势不可挡的大规模移民潮，最终避免当前人类文明滑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也只有这样的国家——依托并得到强大社会的支持——才能将人类从现代文明负面趋势的腐蚀性影响中拯救出来，这些趋势正导致人类丧失诸多使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特质。

最后，必须通过国家理念等方式强化国家力量，以对抗自由主义帝国主义全球主义精英试图削弱国家、进而夺取并巩固其统治地位的进程。这些精英梦想建立一个与世界政府结盟的跨国公司和早已大规模私有化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体系，由国际寡头集团统治那些“民主”而软弱的民族国家。这些思想构成了20世纪70至80年代形成的全球化理论基础。值得庆幸的是，该计划目前正在失败，但并未被放弃，而是被一再重新提出。

我国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犹如儿子与严父的关系。这种父母之爱并非直接而温柔，而是严厉且更重要的是具有保护性。某些“孩童”般的公民或许会视此为对其权利的侵犯与个人选择自由的限制。然而父爱的本质不在于禁止一切，而在于合理许可，向子女明辨善恶，提供教化范例，并不惜代价守护其远离危险。正如孩童需要父亲引导，公民亦需道德与爱国准则：纵非强制，亦当劝勉；纵非普适，亦当为管理储备而设。

但我们绝不能忘记孝道。这个（在历史延续性语境中的）国家养育了我们，却在那些经不起西方个人主义与激进资本主义诱惑的轻率子孙面前显得毫无防备——这意味着苏联教育体系的诸多信条已被证明存在谬误（对此无需讳言）。令人欣慰的是，国家正在逐步重建，但如今它如同年迈的父母，尤其需要我们。我们的使命就是施以援手，让这种如父辈般教育保护公民的模式能在新一代中延续传承。

政治体制的理想结构是强有力的领导型民主政体。这种国家自然不应成为吞噬一切的利维坦，而应服务于人民、保护人民——为此我们重申，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民主机制，尤其要在地方层面落实。国家还应当由以强势领袖为核心的爱国精英阶层，通过任人唯贤的方式进行治理。这一理想蓝图还应成为服务型精英阶层的荣誉准则。我国正在大力培养这类贤能精英，例如总统人才库、“第一运动”、“青年军”等项目。但在这项工作中，特别是与年轻一代互动时，几乎完全缺乏至关重要的强大意识形态核心。这导致年轻人不得不自行寻找“为何服务社会与祖国应高于一切”的答案。其结果是，这一价值基准目前在俄罗斯青年重要性排序中仅位列第三。

我们必须重申，意识形态不应被固化为反民主属性的负面内涵，这种认知本身就是有害的。由于西方在信息和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民主”一词被赋予积极诠释，而“意识形态”与“威权主义”则被贴上负面标签。因此我们不得不解决这个因自由主义全球主义者牵强附会而产生的矛盾。

我们渴望生活在一个自由的世界、自由的国家和社会中，遵循道德准则，拥有一个充满理想与梦想的活生生的理念。然而，在当前形势下，国家要确保我们当前能享有的最高程度的自由，只能通过一定程度的威权主义来实现。当今世界及未来的发展态势要求我们尽可能成为最有效的，但同时对人民和上帝负责的专制政体，或领导型民主。一如既往，我们必须行走在这把最锋利的剃刀边缘。

对于领导民主的有效性而言，尤其需要维护俄罗斯的自由意志，特别是思想自由。我们的“民族群像”——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罗蒙诺索夫、巴甫洛夫、库尔恰托夫、朗道、科罗廖夫——这些先贤常与上级意见相左并批评当局。但他们始终服务于国家及其文化与科学事业。这正是衡量是否符合《俄罗斯精神法典》的核心准则。

结论很简单。思想与精神的自由——这是国家繁荣的坚实基础——必须成为俄罗斯生活理想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说得更直白些：知识分子应当报效祖国，同时也应得到祖国的支持。将思想自由、思维自由与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威权主义相结合并非易事。但俄罗斯历史已为这种结合提供了先例。

再次强调——是时候结束关于“谁是俄罗斯人”这种有害争论了。按民族划分？按出生地划分？按宗教信仰或无神论划分？俄罗斯人就是那些说俄语、扎根于俄罗斯文化或努力融入俄罗斯文化、了解俄罗斯历史的人。当然，还要认同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基本道德价值观。

俄罗斯人作为俄罗斯的国家主体民族，信奉东正教。东正教在艰难时期拯救了俄罗斯。

但对祖国而言，其他信仰同样重要——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对所有信徒乃至非信徒或不愿承认信仰的人来说，关键在于是否准备好为至高事业奉献：祖国、家庭、发展文化、保卫祖国。只要怀有这种觉悟，你就是俄罗斯人，就是俄罗斯公民。

当然，一个出生在俄罗斯的俄罗斯公民可以自视为世界公民，这是他的权利——只要他依法纳税、不危害祖国、不为其他国家利益服务。文化开放性乃至文化世界主义、普世性，正是许多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身上的鲜明特质。普希金就是这种特质的最佳化身。而那些与纳粹斗争、保卫俄罗斯的人，实际上正是这个世界最优秀的公民，是世界的捍卫者与救赎者。

有许多人血缘上是俄罗斯人，却鄙视自己的国家，厌恶其文化，憎恨任何当权者，当然，除了“他们自己人” 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完美地描绘过这类人。斯梅尔佳科夫就是一个典型，《群魔》中的许多主人公也属此类。如果这类人掌权，国家就会陷入困境。

革命后初期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人。由于战争的缘故，加之旧精英阶层的混乱和沙皇的软弱，他们趁机掌权，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破坏，几乎使其走向最终崩溃，还蓄意扼杀国家的灵魂 —— 东正教及其他宗教。在那些宣扬对立政治和经济观点的人当中，有许多是他们的精神继承者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 “改革不力者”。

这些人在摧毁他们所憎恨的共产主义制度后，几乎让国家随之垮台，毁掉了前几十年积累的诸多成就。他们比布尔什维克更为温和，没有进行大规模屠杀，但遗憾的是，那些据称由愚蠢且邪恶的改革所引发的 “自然原因”，导致了大量人口死亡。

实际上，他们要么摧毁了积累起来的精英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要么将其驱逐出境，这些精英包括工程师、科学家、军人、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而这种破坏带来的影响，直到现在才刚刚开始得到弥补。

●结论

俄罗斯当前正在履行一项特殊使命——对抗西方的野心，为世界提供另一种选择：一个基于被误称为“保守主义”、实则体现全人类真正价值观的多民族、多文化共同体。

与他们一道，俄罗斯梦想理念的重要组成应当是朝向自我、朝向我们作为大国力量源泉的回归——朝向那片崭新的“第二东方转折”——西伯利亚，即“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化”。向乌拉尔山脉和西伯利亚进发时，我们将邂逅自身最美好的特质，同时将目光投向欧亚大陆与广阔世界，顺应未来世界构建的潮流，召唤他人追随我们的步伐。

这场运动的基础应当是那些已在俄罗斯民众意识中广泛存在的价值观。但需要对这些价值观进行清晰表述，呈现为我们期望看到的自我与国家形象。当下正值全球转折之际，人们尤其需要建立新的精神自觉。科学发现、已取得的相对繁荣以及新挑战，既对个人提出诸多要求，也赋予其成为“大写之人”的机遇—一个具备奉献精神、仁爱之心、悲悯情怀、仁慈品格与同志情谊的完人。

因此，我们是团结大欧亚的北欧亚多民族群体，或许有朝一日能够团结整个世界。我们向所有人敞开怀抱，但同时尊重并守护着自身的独特性、政治与精神主权。我们最重视的是以服务善意为目标的智力与体魄发展。我们拥护人道主义、真正的人文精神，守护人性中的人道光辉与神圣本质。我们共同教会与国家政策的目标，在于守护并促进俄罗斯多民族人民的繁荣发展，弘扬其优秀品质，实现国际正义——尤为重要的是——确保内部公正。

我们向所有信仰敞开怀抱，只要它们服务于人类至高的追求，并号召人们为家庭、祖国和国家服务。我们是国际主义者，种族主义与我们格格不入。我们支持文化、精神的多样性与丰富多彩。

我们是一个战士与胜利者的国度。一个崇尚和平、致力于从所有企图称霸者手中解放的民族，这些霸权者妄图侵犯他人选择经济、文化、政治、宗教及精神道路的自由。

我们支持正常的人类价值观：支持男女之间的爱情，支持父母对子女的爱，支持对长者的尊重，支持同情心，支持对自己土地的热爱。

我们是一个从未与自身本性失去联系的民族。我们将守护并保全这份天性。

我们是一个由女性且无比坚强的女性组成的民族，她们在艰难时期屡次拯救祖国；我们也是一个由强壮勇敢的男性组成的民族，他们时刻准备着保护弱者。

我们的英雄是一位战士、一位科学家、一位医生、一位工程师、一位教师、一位清官、一位商人慈善家、一位农民和一位工人，他们用双手创造国家财富并竭力守护它。

我们倡导集体主义，我们称之为共议制。一个人只有在为共同事业服务时才能实现自我并获得自由。

我们想要建立的国家是一个领导者的国度——由人民选择确认的可替换领导人，以及强大的民主制度与地方自治。在经济层面，我们正在建设人民资本主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炫耀性消费是可耻的；企业的目标是服务于全民福祉，增强国家实力。这就是新俄罗斯意识形态，其核心在于强调人在报效祖国过程中的自我发展。

注释及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