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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晋斌:全球经济复苏需高度关注三大风险

发布时间:2024-01-15 作者: 王晋斌 

2024年,全球经济迎来谋局新一年发展的关键阶段:能否避免重蹈“全球经济低增长和高通胀相伴”的覆辙,确保全球经济软着陆,十分关键。

受访者王晋斌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本文转自2024年1月12日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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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全球经济迎来谋局新一年发展的关键阶段:能否避免重蹈“全球经济低增长和高通胀相伴”的覆辙,确保全球经济软着陆,十分关键。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兼副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晋斌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地缘政治一旦成为重塑全球化的底层逻辑,将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难以逆转的风险和挑战。其间,中国经济势必继续展现出强大韧性,通过扩大内需、深化改革等举措持续释放发展动能,一方面保证中国自身经济企稳回升,另一方面也为全球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创造机遇。


今年中国经济继续释放稳增长空间


中国经济时报:2023年,在全球经济形势表现低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恢复向好的基调日渐鲜明。您认为,2024年,中国经济继续发力稳增长有哪些空间值得期待?


王晋斌:2023年,中国经济顶住下行压力,持续恢复向好,尤其是在投资、消费、出口和制造业等多个领域、多项指标均有积极表现。2023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5.2%,且进入四季度以来经济延续恢复向好态势,特别是前期出台的一系列稳增长政策措施效果持续发挥正面作用,比如,消费持续向好等,这些都让2023年兑现“全年5%左右”的增长目标信心大增,且2024年仍将延续这一向好发展势头。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保持较高经济增速,包括亚洲地区的快速发展,也是2023年确保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2024年,我国经济发展有利条件依然处于优势地位。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因此,要增强信心和底气。


展望2024年,“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将有所加强,包括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


其中,继续扩大内需和深化改革势必为经济增长进一步释放空间,也是重点发力领域。


在扩大内需方面,要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力促消费与投资相互促进、共同拉动是关键所在。尤其是要将投资和消费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良性互动。通过投资可以形成有效的高端供给,用以解决供求体系中高端产能供给不足的问题,从而形成有效供给,牵引消费。


这就需要继续实施针对性措施,鼓励居民消费,尤其是大宗消费,进而形成投资和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平衡经济增长的动力。一方面会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质,另一方面也会使生产和消费之间更好衔接。


在深化改革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为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大动力。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巩固外资外贸基本盘。实现稳增长,需要我们拿出更大勇气和更大力度实施相关改革,比如,继续深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需求供给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进一步激活制造业发展潜能,力促中国制造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等对外发展、建设,释放企业投资积极性。


此外,坚定不移地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吸引外资到中国来发展,参加中国的经济建设,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也是共同利好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必然需要。


未雨绸缪


应对2024年世界经济风险


中国经济时报:展望2024年,世界经济将展现怎样的发展态势?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王晋斌:2024年世界经济将面临地缘政治持续推动全球化重构的巨大风险和挑战。总体表现是通胀下行、增量放缓、矛盾增加。因此,2024年也是世界经济期待实现软着陆的关键一年,各界对2024年全球经济保持低位持有普遍认识。


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合组织(OECD)预计,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9%,而世界贸易组织(WTO)在2023年10月份《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中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只有2.5%,比2023年下降0.1个百分点。此外,全球贸易增速回升或可提供一些积极因素。


WTO预计2023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速只有0.8%,2024年增长3.3%,但市场更加碎片化和不太可预测的贸易政策环境,将给全球贸易增长带来不确定性。


IMF的一项研究表明,仅贸易碎片化的长期成本就可能从有限碎片化情况下占全球产出的0.2%到严重情况下的近7%不等,如果再加上技术脱钩,一些国家可能会损失高达GDP的12%。


其中,有三大风险点需要高度关注。一是供应链压力风险。俄乌冲突结局未定、中东冲突导致全球航运成本大幅度上升,一旦类似状况持续,将提高全球供应链压力,打击全球贸易,不利于世界经济恢复。二是贸易摩擦风险。在全球经济下行,尤其是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下行时,出于对国内就业和产业的保护,贸易摩擦会加重。三是政策“武器化”趋势风险。比如,加剧金融工具制裁成为常态,市场分割和对本国市场的保护使得市场“武器化”,贸易自由化的市场形态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附加各种条件的“自由贸易”。


种种迹象表明,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的基础发生嬗变,高通胀、低增长、高风险、碎片化的新周期已经到来,中国经济亦须坚持未雨绸缪,深练内功,在发力内需市场和新发展格局上深耕谋划,加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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