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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永红:以制度型开放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发布时间:2023-06-07 作者: 涂永红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制度型开放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有力抓手,我们要准确理解其内涵意义,把握重点,有序推进。

作者涂永红系IMI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本文转自6月6日IMI财经观察


文章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制度型开放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有力抓手,我们要准确理解其内涵意义,把握重点,有序推进。要深刻认识新时代赋予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特定内涵和功能,制度型开放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由之路,要找准路径、抓住重点,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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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强调,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增强国内外大循环的动力和活力、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牢牢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关键。制度型开放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有力抓手,我们要准确理解其内涵意义,把握重点,有序推进。


01


深刻认识新时代赋予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特定内涵和功能


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证明,开放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引入新市场主体、新产品、新管理模式,强化了优胜劣汰的鲶鱼效应,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市场活力。开放还带来了“干中学”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加速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用较短时间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提升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演进中的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地位,从微笑曲线低端稳步走向高端,提高了经济质量和效率。正因为坚持走开放路,我国才能用短短40多年取得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经济发展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面对美国维护自身霸权采取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以及逆全球化思潮,我国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际行动,旗帜鲜明捍卫多边主义。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经济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选择了渐进式对外开放道路,逐步放开生产要素和资源流动管制。从地域看,先设立经济特区进行对外开放试点,然后实行沿海地区开放,最后在全国范围内开放要素市场。从要素类型看,先开放贸易,基本开放商品货物进出口,逐步开放服务贸易;然后开放直接投资,按照吸引外资流入、鼓励企业走出去的顺序进行开放;最后有序开放资本市场,先开放长期资本后开放短期资本,先开放法人机构业务,后开放个人业务。这种要素型对外开放的逻辑,是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对外开放的需要,逐步消除、减少要素跨境流动约束,因而具有碎片化、局部性、多变性特点。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配置国际国内两种资源,要素型开放显然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必须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即高水平对外开放。


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起点上,要深刻认识新时代赋予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特定内涵和功能。


首先,要以开放促改革。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催化剂和推动力,以开放倒逼改革,有利于建设一流营商环境,破解阻碍经济顺畅循环的堵点、卡点、脆弱点,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其次,要以开放促发展。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国内外要素资源配置,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促进产业体系绿色低碳和数字化转型,提高整体经济效率,为高质量发展增加强大动力。


第三,要以开放促安全。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强化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高效连接,更好发挥我国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人力资源丰富、经济基础厚实和制度优势,吸引更多国际资源要素聚集我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权,增强经济发展的安全性。


第四,要以开放促合作。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合作共赢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高水开放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践行全球发展倡议,与世界各国一道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在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给世界提供更多新机遇,共谋发展、共享发展机遇和发展成果。


02


制度型开放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由之路


制度型开放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由之路。与先前的要素型开放相比,制度型开放强调对标高标准国际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开放,是一种系统集成式开放,具有系统性、全局性、稳定性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开始探索制度型开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例如,2013年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大刀阔斧改革,探索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税收、金融、监管制度体系,破除制约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制度障碍。2015年在部分地区试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加快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现代市场体系。2016年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国际化迈上新台阶。创新“沪港通”“深港通”机制,进而设立“沪伦通”和“债券通”“理财通”等渠道,联通境内外资本市场,提升金融市场优化配置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竞争力。2018年举办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大型国家级展会,即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构建敞开中国市场大门、“买全球”的长效机制,提供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2020年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推进全面、集成的制度型开放。2021年率先批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东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一起打造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促进区域产业和价值链融合,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强劲动力。


目前,百年巨变正在加剧,机遇和挑战并存。从国际上看,第四次技术革命重塑全球产业链和国际分工格局,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要求改变并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地缘政治冲击供应链稳定,美国大搞胁迫外交,拉帮结派,竭尽全力遏制我国的崛起和发展。从国内看,我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兴产业、新增长点和新模式不断发展壮大,传统产业加速转型升级,国际分工地位逐渐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得到缓解,但仍受人口老龄化、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等因素制约。需要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为我国实现十四五规划、“双碳”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03


找准路径、抓住重点,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


做实做优贸易平台,畅通贸易渠道,夯实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强化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动机制,办好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消博会、投洽会等扩大开放的贸易平台,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货物和服务、贸易和双向投资、贸易和产业协调发展,提升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增强开放发展中的战略主动。


不断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升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质量。要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提高招商引资的竞争力,引进更多重要的跨国公司,强化全球贸易和生产的组织、推动,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巩固世界最大贸易国地位。完善外商投资产业目录,鼓励投向先进制造业、环保节能、数字经济、研发等领域,推动贸易强国建设。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发挥好改革开放综合实验平台作用,推出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型开放成果。缩小服务贸易逆差是实现国际收支自主平衡的关键,要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推动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打造高质量数字服务出口基地。


签订更多高标准自贸协议,深化对外经贸关系,拓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空间。适应全球产业链区域化、短链化、数字化新趋势,高质量实施RCEP协议,继续申请加入更高标准的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达成更多高标准自由贸易协议,扩大各国的利益汇合点。推动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机制化,重点推动中欧班列、国际海陆贸易新通道、境外经贸合作区、数字丝路建设,系紧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的纽带,营造合作共赢的良好外部环境。推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更好发挥作用,进一步完善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合作机制,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在贸易投资、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贡献更多中国标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建立健全风险管理机制,提高风险防范能力,筑牢开放安全屏障。国际环境风云变幻,泥沙俱下,高水平对外开放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越是开放越需要重视安全。要完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等制度,注重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性。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高风险防控能力,筑牢“防火墙”,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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