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以中国为代表的生产型经济模式，和西方高度金融化的掠夺性经济模式，二者存在根本性互斥。”10月11日，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明德战略对话（2026）在北京举行。“全球经济指标”分析平台创始人、英国国际关系专家瑞恩·珀金斯受邀参加“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战略对话环节并发言。现将其发言实录整理发布如下：（全文约1500字，预计阅读时间4分钟）

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2025年世界银行《大宗商品市场展望》曾预估2026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下降7%左右。而2026年4月报告预测，能源价格将上涨24%，化肥上涨31%，金属上涨17%，贵金属涨幅可达42%。可以说，当前全球治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2024年10月至2025年10月新出台的关税等措施覆盖约11%的全球进口；全球很大一部分人口正处于单边经济制裁影响之下。

所以，我们不能再将其定义为针对性外交行为，这实质上是全球贸易武器化程度加剧的体现，连支撑贸易运转的全球基础设施也被卷入武器化进程。要理解当前局势的发展逻辑，就需要深挖背后的深层动因。我认为其根源正如此前德赛女士所言，本质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经济模式的竞争，二者存在根本互斥：一种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生产型经济模式，另一种是西方高度金融化的掠夺性经济模式。生产型模式的核心理念认为，全球贸易能够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而金融化的掠夺性模式则将全球贸易视为“零和游戏”，在这种逻辑下，中国的收获就会被认定为他们的损失。

因此，立足这两种相互竞争的经济模式，我们需要探索可行路径加以应对。过去，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强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联合国等现有机构对国际贸易的管理职能。但我可以明确指出，这些机构在投票权分配、区位设置以及资金来源等层面都存在结构性偏向西方的问题。因此我认为，短期内的工作方向之一，不止是强化这些机构的职能，更要推动其开展结构性改革。    

从中期维度来看，我们需要加快开发替代性的贸易转移与结算渠道，这意味着要主动推进相关布局，搭建起这类替代性金融基础设施。遗憾的是，尽管当前有大量关于多极化进展的报道，但实际推进速度相对缓慢：过去25年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仅下降了约15%，人民币在SWIFT体系中的份额约在2%—4%之间波动。过去五年我们在这一领域仍有很大提升空间，我认为这完全是一个可以加速推进的方向。这里的核心思路是：在推动现有架构改革的过程中，既要向相关方施压促其改革，也要做好风险防范，这最终可能是我们唯一可行的前进路径。

谢谢！

（发言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人大重阳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