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俄乌冲突、政治乱局、金融市场波动……近年来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领域动荡层出，对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全面冲击，也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意识到，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路径有多么重要。从打造区域性经济合作框架，到建立更紧密的外交联系，发展中国家开始抱团取暖，并努力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其中，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堪称典范。2020年，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1年，双方同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今年是中国提出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双方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跳出了西方此前主导的单级秩序，成功避免了零和博弈带来的两败俱伤。

展望未来，中国与东盟还能在哪些领域深化合作？这类合作会对当今国际秩序、提高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探索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新模式产生哪些影响？观察者网采访了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翁诗杰先生。

观察者网：今年3月10日，美国硅谷银行宣布破产，进而引发欧美金融市场波动。发展中国家由于抗风险能力较弱，常常成为此类风险的牺牲者，比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从这个角度来说，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当下欧美主导的国际政治和金融秩序中避免这种风险？

翁诗杰：从二战结束后到今天，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有哪一次不是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一有动作，发展中国家不跟着遭殃的？只要美联储加息，发展中国家必定跟进，这也意味着民生将受到冲击。包括东盟在内的许多区域，至今在贸易结算与金融活动所用的货币主要还是美元。虽然很多人说“去美元化”看到了苗头，但不能算是成气候。今天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这是新气象，是好事。

我再举一反三，自2020年以来，全球面对百年不遇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当许多国家陷入水深火热的状态时，美国曾主导建立、作为“领头羊”的全球治理体系，有没有提供任何领导？我看到的是整个治理体系几乎陷入瘫痪状态。

不管是抗疫相关的知识还是物资，美国都没有积极主动地站出来提供。反倒是中国，当时全球第一个经历疫情的国家，在第一时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最需要的防疫物资，包括疫苗等，缓解了许多国家当时面对的压力。

翁诗杰主席接受观察者网专访

所以我认为，当前所谓的全球治理体系，包括金融、公共卫生等领域，全球南方国家根本就没有话语权，往往陷于被动，同时还得听命于美国和一些所谓居于全球领导地位的西方国家。面对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心生不满，是必然的。其实大家都在摸索，能否走出一条新的道路？这并不为过。我认为不应该将这种尝试看成是“洪水猛兽”。

观察者网：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是旧国际秩序的“叛逆者”，从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到15国集团，再到金砖国家以及各类地区性国家联盟，发展中国家一直努力团结起来增强抵抗力。特别是近年来在欧美兴起的“逆全球化”浪潮，腾出了部分国际治理的空间。“逆全球化”会是发展中国家的新机遇吗？

翁诗杰：我的看法比较谨慎，与其说是提供新机遇，倒不如说是一次“新长征”的开始。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地位始终居于弱势，抗风险能力也相对薄弱，这是不争的事实。

问题的核心是，欧美国家为什么要搞逆全球化？明明他们过去都在积极参与全球分工，巴不得能够从新兴国家榨取劳动力、掠夺资源，使之成为西方国家产业外包的主要供应国。可当新冠疫情来临时，欧美国家才蓦然发现供应链都不在本国，再加上国内的失业率越来越高，民怨四起、选票流失。

面对这些情况，欧美政府肯定要甩锅、找替罪羊，第一个要找的，当然首推具备全产业供应链的中国。说白了，欧美的逆全球化其实跟地缘政治脱不了干系。在欧美的影响下，许多国家也紧跟风向，纷纷掀起了一股经济民粹主义，而且日趋成为各自国内的政治主流。这一点实在令我们担心。

观察者网：美国经济学家、《亚洲时报》副主编大卫·戈德曼上个月在观察者网的专访中提到，“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经济步入正轨，也就是当人们从每天挣2美元到挣10美元后，这将提供强大的增长动能。”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人口比例约为60%，这部分市场潜力释放出来后，确实能量惊人。如果从这个角度预测，发展中国家消费能力提升后，会给全球市场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会再次刺激新一轮全球市场繁荣吗？

翁诗杰：我个人认为，戈德曼把问题简单化。他并没有完全体会到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尤其是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发展中国家虽然占全球人口的多数，可消费能力的占比却不成比例。就算这些国家的民众，每日收入如他所说翻了5倍，难道消费力就自然会提升了吗？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都是“大国感冒、小国遭殃”的承受方。在东南亚，通货膨胀与物价高涨，已令一些国家民不聊生，几乎挺不住了。试想：当普通民众连吃饭都出问题的时候，哪还有闲钱来消费？

《经济学人》：2021年东盟国家消费者支出结构中的食品消费占比

观察者网：2022年，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实现了5.5%的亮眼经济增速。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曾预测，2030年东盟将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能否请您结合亲身经历来谈谈，东盟国家未来10年的经济发展潜力？

翁诗杰：就刚刚提到的这个预测，事实上我们东盟最大的经济体印度尼西亚，已经在摩拳擦掌，研究他们未来可能跻身全球前五大经济体的前景。一个印尼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整个东盟的经济体量？

整体来说，东盟10国的发展水平不一，经济形态不尽相同，同时也存在同质竞争。毕竟这几个国家具有同样的气候、物产等，自然会形成一定程度的竞争。但其积极面是，东盟具有坚实的共同利益基础。1967年五个东南亚国家最初组建东盟，是在冷战意识形态对立的背景下，基于政治上抱团的共同利益而成的。走到今天，东盟最大的利益公约数却演变成经济合作，尽管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合作组织。

经历过这次新冠疫情的考验，我们看到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产业有飞跃性发展，相当耀眼。相信数字经济的基础建设会是一个异军突起的产业，可供深耕。即便是传统基建，由于泛亚铁路的东南亚段还没有完成，相信这仍会有一定的需求空间。此外，中国和东盟还可以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比如公共卫生领域，尤其是防疫物资和疫苗的生产和研发。

有一点令我感受良深的体验是，发展中国家不能永远作为别国产品的倾销市场。这不意味我们不需要外国产品，但重点是要打造本国的原创品牌。我认为这是中国可以参与给力的。现在大家都在热议发展数字经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跨境电商。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已经有很成熟的产业链，各种各样的程序apps应用琳琅滿目。这些产品登陆东南亚市场，在商言商，当然无可厚非。

另一方面，我认为中国企业能不能考虑，基于他们成熟的技术，与中国周边比较弱小的经济体，和当地的本土大学、科研机构等进行研发合作，给他们的自主研发“扶一把”。

当然，我理解知识产权问题的考量。可另一方面，比如说中国和马来西亚，可不可以考虑在某个领域，以中国技术为主导，带动马来西亚本国的研发，并将联合研发的产品，以一个接地气的本土名字命名。也就是说你不一定需要坚持“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来开拓海外市场。你可以选择在马来西亚当地生产，但大家都知道它的技术来自哪里，是典型的“powered by China”——“中国智造”。我认为以“中国智造”为基础，提携周边国家的自主研发能力，会有其积极意义。它既缩短了发展中国家的科研周期，也方便打造持久的合作共赢关系。这是我个人在了解东南亚民情的基础上，一个大胆的建议。

预计2025年前，东南亚的数字经济商品交易总额（GMV）会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

东南亚国家需要发展自己的数字经济，需要数字经济的基建，而不仅只是传统的铁路桥基建。其次，这些年我们开始研究推动海洋经济或蓝色经济，它注重的是可持续性开发。绿色经济，全球三大热带雨林之一的婆罗洲，就在东南亚。谈到绿色经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碳交易，虽然目前在东南亚还相当冷门，许多人缺乏深度理解，但我认为这方面的发展是大势所趋。

刚才我提到的这几个领域，中国都有成熟的产能技术和经验；而东盟许多国家，目前在这些方面仍处于有待开发的初始阶段，短板比想象的还要多。当务之急是应该考虑双方如何架起合作的桥梁。

就如何共同开发蓝色经济，我以南海的捕捞业为例。马来西亚、印尼的捕捞业比中国差得远，我们最显著的短板就是造船业不行，达不到国际规格。我自己也做过一些调研，东盟国家的捕捞业在一些地区还缺乏配套冷链技术，捕捞的鱼获没办法妥善加工，结果只能腌制咸鱼。这就是现在的情况。

再看当地渔民的生产工具简陋，人均收入极低，这使得他们无法摆脱贫穷。其实造船业和食品加工业等，中国都具备有充分的资金和技术，是不是可以考虑过来投资这些相关产业？

现在各方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许澳大利亚那些个国家的态度不冷不热，但东盟对RCEP是真诚欢迎的。中国在促进区域贸易这方面做的风风火火，我们应该考虑把RCEP这样的框架利用好。

对中国来说，东北亚的日韩市场当然很重要，但是在今天，不管是基于政治、外交方面的考虑，还是经济上的布局，我认为东南亚这市场板块值得深耕。当然中方需要充分了解当地的人文概况，不同社群之间的差异，做好在地研究。

2021年12月3日，中老铁路正式开通运营，“澜沧号”动车组通过中老友谊隧道内的两国边界 图自：新华社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了很多中国和东盟的合作，能否请您评价一下这些年来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经贸合作与政治互信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翁诗杰：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确实是突飞猛进，主要还是侧重在经贸领域。2020年中国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但恰恰是在那一年，东盟的对华贸易量超越了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一方面双边的商贸往来加深，另一方面是中国对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尤其是在制造业方面，现在已经轻车熟路。

当然，在发展势头好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居安思危。今年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十周年，但这个概念离开真正落实，还得加一把劲。我认为建设命运共同体，不能仅靠经贸合作，尤其是在东南亚国家，它有必要同时兼顾政治、安全、人文社会等好几个维度的合作。

其实2015年，东盟就已提出一个2025东盟愿景（2025 ASEAN Vision），它涵盖我前面提到的几个领域，其中就包括政治安全等。时至今日，我认为中国-东盟的经贸合作已经成绩斐然，在其它领域的对接、合作，必须迎头赶上。前不久出台的“全球安全倡议”（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就是一个例子。这类应对全球治理挑战的公共产品，东盟是喜闻乐见的，值得有序推进。

在政治互信领域，我认为不能仅仅看双边官员互访的次数。元首外交的互动频率，虽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却不足于全面反映双方的互信程度。我们事实上正在面对美国挑起的大国竞争，美国老是要对中国借题发挥，并在中国周边地区见缝插针，这对中国-东盟之间的政治互信是一个考验，也是隐患，必须正视。

同样，我们要承认南海问题的存在。这些年来，《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谈判进程非常缓慢是不争的事实。这问题总要有必须解决的一天，否则就一直是个隐患。如果说还不能彻底解决，那么至少也不要扩大打击面，我认为这对中国的睦邻外交是很重要的。

此外，双方应该加强社会、人文层面的互动交流，这方面不能仅仅着眼于观光游客的互访人次。民间团体的交流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我希望看到双方更多非政府组织加强交流合作，并使之常态化。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社会生态不一样。东盟国家的人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还是绕不开当地和国际的主流媒体，它直接塑造当地民众对特定国家的观感。在这方面，中国有必要争取主动，发挥更大的软实力，努力开拓国际话语权的空间。

目前中国与东盟在维持良好关系的基础上，可在经贸领域继续加油鼓劲。政治方面，中国近期一再强调，要让整个东南亚地区成为真正的无核区，不受核武器扩散的威胁，这些在政治层面都是对中国加分的。所以下一步努力的关键，就是要深入民间，争取东南亚民意的好感，真正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把它塑造成一个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好典范、好样板。当然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有各自的区域性差异，所以东盟模式只适合做个参考，不一定可以全盘复制。

观察者网：正如您提到的“政治互信”问题，东盟该如何协调同中国、美国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面对美国搞“脱钩”、在中美竞争中要求各国“选边站”的做法，东盟内部是否能够统一立场？是否存在部分国家导致其整体立场的分裂？

翁诗杰：您的这个观察有一定的道理，东盟十国毕竟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冷战时期与大国间的关系也是亲疏有别，这些都会对现状产生一定影响。东盟目前处于中美博弈的夹缝之中，各国其实都承认，经贸合作要靠中国，至于安全问题是不是要依靠美国，大家有不同看法，但有些成员国比较倾向于“安全靠美国”。美国搞“重返亚太”，东盟里若干成员表示欢迎，只因它们对中国的日益强大感到疑虑，尤其是中方在南海的岛礁建设，更成为了它们欢迎美国在东南亚加强军事存在的理由。

坦白说，你问这些国家，到底相不相信美国人会为他们出兵？不会的。大家都见识过当年美军如何狼狈撤出西贡，年前又在喀布尔再度上演，其实这些国家都心中有数，他们所谓的“对冲外交”（hedging diplomacy）战略，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两头下注”，但这最终不是一个出路。

我最近在中国境内媒体发表的文章，曾提及中国的全球安全倡议。我们乐见中国促成了沙特与伊朗的和解，这是一个伟大的外交胜利，也是全球安全倡议的积极实践。这个倡议凸显的并不是搞抱团式的军事联盟，而是在斡旋分歧矛盾之余，也兼顾非传统安全的关切，比如现在全人类面临的粮食危机、气候异常、能源危机，甚至是跨国犯罪等问题。我认为中国和东盟可以争取在这些领域铺好合作基础，循序渐进，让东盟国家在合作中有获得感，这样的推进方式我觉得可行。

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洪，表示中方愿率先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图自：外交部

观察者网：近年来国内一些互联网企业大举进军东南亚，复制在中国的成功商业模式，但现实中出现了水土不服。比如号称“东南亚小腾讯”的新加坡冬海集团，截至去年年底市值暴跌近八成。对于想要进军东南亚市场的中国企业和投资人，您有哪些建议或者忠告？

翁诗杰：这方面我不敢以专家自居，但我倒是看到一些实际的例子，当然跟您列举的新加坡企业情况不尽相同。我觉得中资企业首先要意识到，中外的人文生态不一，当地华裔与大陆社会的习惯有别。

在东南亚，不管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还是泰国、菲律宾，这些国家的生产积极性和效率是因国而异的，不能简单地以中国大陆的同等水平来要求。比如中国职场有“996”文化，在马来西亚这儿恐怕当地人就吃不消。

对出海的企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尊重当地与你本国的差异，必须要走进当地社会、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而不是仅仅通过文字交流和沟通。其次，应该要有胆识启用当地的人才，当然中国外派的人才大多很优秀能干，但他们到了一个新环境，是不是都能接地气、立即展现出组织生产和管理的能力？这个恐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很多企业领导层，可能只是从转移产能、利润成本的角度考虑投资东南亚；但他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因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体制、社会生态不同，尤其是碰上法律争端，这边的专业服务标准，包括律师、会计和工程等等各行各业，跟国内都存在一定差异。所以不能机械地把国内的整个作业、经营模式照搬过去，这样很容易出乱子。

我觉得企业投资一个国家，应该重视当地的专业服务，跟当地搭建好桥梁，甚至大胆用人，入乡随俗；而且要尊重在地的法律，尊重双方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各方面的差异，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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