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李形系丹麦奥尔堡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特聘教授。本文转自12月28日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新时代中国外交网站。

我就发现西方人的心态开始变化，它的自信心开始下降，最近这几年下降到极点。任何关于中国的，它都认为是个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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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发展壮大及其对外经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频繁抹黑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经贸合作，炮制所谓“新殖民主义”等谬论。西方的媒体和政客有哪些伪善的地方？中国的崛起推动世界大国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近日，丹麦奥尔堡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特聘教授李形做客《大变局》节目，基于其在西方学术界30多年的经验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主要内容节选如下：

《大变局》：您在西方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30多年。在您看来，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哪些变化？

李形：我是1988年去的丹麦，我在丹麦住了36年。在丹麦的大学工作了30年。我经历了冷战和冷战后的世界大变局。我亲眼目睹西方在冷战之后，它的自信心达到了顶峰。那个时候，它非常包容，也非常自信，欢迎全世界的人到西方来学习它们的思想、文化和体制。同时，我也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成绩。我就发现西方人的心态开始变化，它的自信心开始下降，最近这几年下降到极点。任何关于中国的，它都认为是个威胁。这个是我最近一直感触很深的，对我个人在西方的工作也有一定的影响。

《大变局》：您在西方待这么久，您觉得西方的媒体、西方的政客有哪些伪善的地方？

李形：我发现西方的媒体“双标”是非常厉害的。比方说，乌克兰打仗了，它会敞开双臂欢迎乌克兰难民。但是巴勒斯坦难民、叙利亚难民、阿富汗难民，它们就非常小心或者非常谨慎地接收这些难民。所以，这个“双标”是非常明显的，在西方的媒体和政治家的行为当中。

《大变局》：但是他们也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在媒体上。

李形：对。比方说我也会写一些文章挑战他们（的做法）。但是，他们也知道我这种声音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个就是可以展示他们的民主、自由。他们会说：“你看，我们允许不同的声音。”但是他们知道，我即使写了文章，我即使讲了这些东西，永远不可能代表他们的主流。

第二，一旦他们做了坏事，有人批评他们的时候，他们用批评的声音去合理化（他们的体制），意思就是说，“你看有人批评我们了，我们还是自由民主的社会。”（把批评变成）对你的体制的一种赞赏，达到了这个目的。

《大变局》：您刚刚谈到“双标”行为。比如说美国它在全世界输出自己的“民主制度”，但是中国跟其他国家进行的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却被美国曲解为中国在强行输出自己的政治模式。您怎么看？

李形：我觉得任何崛起的大国或者现行大国，它对外的影响力肯定是有的。但是我认为有两种不同的过程。一种就像欧美的模式，它通过贸易、经济、投资这些经济活动，在这基础上加一个附加的条件。也就是，你要想跟我进行贸易和经济合作，或者得到我的援助和投资，那么你必须要经过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比方说多党制，比方说非官方组织的建立等等。这是西方的模式。

但中国的模式，我个人认为它是一种“模式的效益溢出”或者“价值溢出”，就是中国它发展成功，这个模式本身就是很有吸引力的。大家都在研究中国模式到底为什么成功，很多人都感兴趣，这个感兴趣本身就是一种模式对外的输出，价值对外输出。但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说跟你合作当中会有任何附加条件。“一带一路”对外的投资没有任何附加条件，都是建立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上。比方说，亚投行明确规定不能有政治的附加条件。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认为它的输出是肯定有的，但是它是在一种溢出效应的基础上，而不是一种强加的过程。

《大变局》：我们看文化领域，美国也一直通过自己的媒体、电影、音乐在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但是中国的比如说孔子学院，它在传播中国文化，美国会觉得我们是在做“文化渗透”的工作。您觉得像美国提倡的这种多元化是真正的多元化吗？

李形：孔子学院其实它做的工作就是汉语的教学和中国文化的教学，就这两件事，都是非政治化的。但是最近这几年被强加了很多帽子，比方说“文化渗透”的帽子。这又反映出西方的不自信，你既然是多元，你既然认为你们的文化那么强，你就不应该怕孔子学院。

虽然西方国家开始有点拒绝孔子学院或者关闭孔子学院，但是我可以很自信地告诉你，在非洲，尤其是在拉丁美洲，我在拉丁美洲有很多学术朋友，他们就告诉我，在拉丁美洲申请孔子学院的队伍排了很长。这就看得出来，广大的第三世界或者是广大南方国家，他们对孔子学院是非常感兴趣的。孔子学院在他们那里这么活跃，这么受欢迎，就是模式溢出的效应，他们对中国发展模式非常感兴趣。

《大变局》：我们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地指责和抹黑中国，说中国在亚洲、非洲、拉美地区投资是“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还造成了“债务陷阱”。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李形：殖民主义指的是早期的西方列强，它们强占了非洲、拉丁美洲，并且把当地的民众拿到他们这里来，作为黑奴，作为奴隶。新殖民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后来这些国家独立了，虽然表面上、政治上独立了，但它们在经济上、在财务上，或者在其他一些方面，继续依靠它们原来的殖民者国家。有一个新殖民主义的现象，我们讲“贸易的非等价交换”，就是说殖民国家输出的都是成品，附加值很高，从非洲、拉丁美洲进口的就是原材料。这么一来的话，附加值都是被西方国家所占有。

那么现在它把这个概念放在中国头上。中国和非洲的贸易、中国和拉丁美洲的贸易，确实是中国出口成品获得的附加值高，进口的原材料，但是这不是一个殖民的过程，它是一个全球化劳务分工的自然形成。不要忘了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西方大量的产业转移，大量的产业从西方转到中国。它不用生产了，因为中国人生产得便宜，劳动力便宜，产品质量又好。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既然是“世界工厂”，你为全世界生产产品，你就需要原材料，你就要从非洲、拉丁美洲国家进口。这么一来的话，从数字上看那是对的，就是说中国出口成品，进口原材料。但是我刚刚也讲了，它是全球化劳务分工的过程，它是整个西方去工业化之后，把产业移到中国的过程。

中国出口成品，进口原材料，这个情况不单单是中国跟非洲、跟拉丁美洲，中国跟很多发达国家也是这样。我最近有很多的数据，中国和澳大利亚、中国和新西兰。最近澳大利亚总理到中国来了，他推销什么？酒、龙虾，这都是农产品、原材料，没有工业品。中国是工业品的出口大国。中国和新西兰的关系也是如此。

我最近看了很多文章，包括对斯里兰卡的分析。斯里兰卡的债务，它可以分成不同的投资者所带来的债务。中国只占10%。怎么可能10%的债务形成债务陷阱？这绝对是不可能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它是故意把中国在海外的投资污名化。另外，谁欠中国最多的钱？中国是哪个国家最大的债权国？美国，对不对？为什么没有人提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的“债务陷阱”现象？为什么只提中国和南方国家的“债务陷阱”？而且美国对中国欠的债要远远大于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欠中国的债。

《大变局》：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您在多大程度上对中国的经济持乐观的态度？

李形：我并不是纯经济学家，所以我不想在对中国经济的评判上面，有任何武断。我在丹麦生活了36年，我经过了无数次的“中国经济崩溃论”。最可笑的就是有一个华裔的美国人叫章家敦，他写了一本书叫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中国即将崩溃》。他当时预见是10年（崩溃），后来没出现，很多人就追问他。他被追问得无法回答，他说再给他一些时间。

我对国家的信心建立在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以及社会和民众。我发现国家、市场、社会，它有一个很好的互相嵌入。比方说，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它在制定一个政策的过程当中，制定好了进行实施的时候，发现在某一个地方出现问题了，以中国的政治体制，它可以收回来。但是你要在美国，你就不可能收回来了。你不是说拜登想收回来就收回来，做不到。中国把它收回来之后重新再评估，重新再审核，重新再制定，重新再去执行。所以这种政治体制，也使得中国利用国家作为一个杠杆来解决经济当中出现的问题。所以这点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这种宏观调控的能力在其他国家都没有的。

所以美国人对中国的模式是羡慕妒忌恨，因为它知道国家的力量。所以很多人讽刺美国总统拜登，说他很多宏伟的项目，基建项目等等，都向中国学习了。他也开始搞这种国家规划，他也意识到国家在经济当中是可以扮演一个很好的角色的。

《大变局》：您觉得中国的崛起推动世界大国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李形：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实按照购买力来讲，中国已经是第一大经济体。有些学者提到“中美共治” 、“中美共管” 、G2。中国有些学者呼应这种概念，但是本人不太同意。我认为这三个概念是带有陷阱的。因为这种概念立刻把中国推到了超级大国的行列，你和美国都是超级大国。这么一来的话，中国和广大南方国家的关系就出现了麻烦。中国和南方国家就不是互助的伙伴了，而是你是超级大国了。

这个概念立刻建构了一种可能性。什么可能性？就是你是“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的可能性了。因为你是超级大国，你不是南方国家。如果你是南方国家，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之间不可能有“新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可能性，因为你们是一样的。习近平主席说过，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但一旦你是超级大国了，那么你和南方国家就有可能建立“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这种关系。所以我认为这三个概念是带有陷阱的，我们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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