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东刚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教授，臧峰宇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本文转自5月23日教学与研究。

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其中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体现为文明和谐论。深刻理解其核心要义,要深入思考文明多样性与中华文明的和谐理念,把握“两个结合”的内在机理与科学方法,深刻领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逻辑。文明和谐论为我们时代推动文化传承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新时代新征程,以大历史观和新文明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必将在中华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上书写璀璨的时代华章。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出以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其中，揭示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论述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学理道理哲理，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体现为文明和谐论。文明和谐论肇基于中华文明传统，反映了对世界文明形态及其发展趋势的深切体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深刻理解其核心要义，要深入思考文明多样性与中华文明的和谐理念的时代价值，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机理，深刻领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逻辑，领略历史文物中蕴含的人文精神，解读波澜壮阔的世界文明图谱，把握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规律，以学习、消化、融合、创新的方式把握不同文明中蕴含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时代观、文化观，深入阐述文明和谐论对人类破解时代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创性贡献。

一、文明多样性与中华文明的和谐理念

“文明”即文教昌明，在中国思想典籍中意为文采、文德的辉耀，在西方学者笔下常被用来描述有组织性的社会生活状态，即“civilization”，出现于十八世纪后期，十九世纪以降成为一种常用词汇，表明世俗的、进步的人类自我发展。基于对人类社会历史起源和演进的深入研究，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即表明一个社会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国家组织的社会阶段。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出文明社会的标准，“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等都邑性遗址的考古发现，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

从文明多样性角度看，人类文明史是璀璨夺目的画卷，在历史上展现了多样性特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世界上各种文明以多样的方式并存，从历史实际而言，每一种现代文明都有自己的发展方式和走向。各种文明勃发兴盛几乎都受益于交流互鉴，其衰颓消散往往受害于侵略纷争，从中可见文明和谐发展的规律性特征。

文明和谐论表明，在多样性的世界文明图谱中，任何文明都不能拒斥与其他文明的交往而独立存在，多种文明并存与交流互鉴是历史的常态，未来也必将走向和谐。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明的本质与文明和谐发展的规律，强调尊重文明多样性，把握文明多样性与统一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文明主体性与对外开放、文明冲突与文明交流等重大关系。文明体现着人类实践的动力和规律，体现着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轨迹，体现着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愈益反映世界历史性的发展趋势。

从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思想的时代精神角度看，马克思揭示了人类文明在走向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时代性特征，认为普遍交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景，各民族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发展程度。文明在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对象性活动中形成和发展，是人类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的确证，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共同活动的结果。社会分工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们在普遍的社会交往中使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并使文明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化。

从中华文明的和谐理念角度看，中国思想家自古以来强调“和”的观念。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形成、发展了沿续至今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中华文明强调“和”“同”相别的情形。“和而不同”，与“和”相成的是“谐”。“和”“谐”，不是所有事物整齐划一，更不是合并彼此的整合同一，而是充分承认差异、尊重差别并在彼此相异的前提下共存聚力，实现共同的更加美好的目标。

践行文明和谐理念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流。在铜石并用的时代，族、国以至万邦，采用“亲”“睦”“协和”的态度，以“协和万邦”为原则。秦汉时期，匈奴是中央王朝的北方劲敌。双方虽互有攻守，但“和”是主流。西汉元帝时，南匈奴降汉，汉廷在力量对比上占据优势，但仍宽待对方，保持友好往来。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儒释道交相辉映以致渐趋融合，深层次体现了文明和谐理念。

自古以来，中国就通过信使、贸易、传教等方式，在与周边国家交流互鉴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经济文化，并将先进文化向世界各地传播。郑和下西洋早于西方大航海时代近一个世纪，最远到达非洲的东岸，所到国家带去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并未走上殖民扩张的道路；以中国为中心的丝绸之路和朝贡贸易体系亦很早发展成熟，但中国并未凭借这一优势而对周边国家进行经济剥削，反而十分优待来往中国的外国客商，在鼎盛时期出现了“万国来朝”的局面。

今天，人类文明向新形态迈进，但国际形势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更加突出，我们要推动世界文明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兼收并蓄的态度互学互鉴，扬弃以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旧秩序，传承不断生成的“文明果实”，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使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续写人类文明新辉煌。

二、“两个结合”与文明和谐论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变革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首先，“两个结合”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重建兼收并蓄的文明和谐理念提供了思想根基。近代以来，中西文明发生接触和碰撞，此间最著名的观点莫过于“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之说。洋务派这个观点遭到维新派深刻批判。严复将进化论引入中国，作为解决国家和民族危机的思想方法，主张体用一致。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深刻反思。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古今中西之争”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我们党自成立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深度融合，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家园的新期待，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焕发强大生机，为文明和谐发展创造了条件。

其次，“两个结合”体现了中华文明内在的包容性特质，是文明和谐理念的生动实践。从五千多年前中华文明萌生时起，就可以看到中原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南方文化乃至西亚、西伯利亚等地的文化一直频繁交流，很早就形成了中华文明“有容乃大”的特性，也使其逐渐超越了地域限制，凝聚了多样性文明的优秀因子。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激活了中华文明的时代活力，使之彰显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呈现开放包容的文化主体性。

再次，“两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科学理论，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受现代洗礼后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体现了文明和谐观念的创新性。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体现了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在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彰显时代活力。“结合”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最后，“两个结合”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根基和文化根基，体现了文明和谐发展带来的文化繁荣的必然性。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凝结了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自强不息和勇于进取的文化自信，在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的文化底蕴。百余年来，我们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中汲取养分和智慧，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

以“两个结合”为科学方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汲取世界优秀文明的精华，应进一步促进文明和谐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明确了全球文明发展进步的首要前提、基本立场、历史定位和具体路径，体现了深邃的战略眼光、宽广的历史视野、强烈的时代担当和博大的人类情怀，深刻阐释了新时代文明发展应当秉持的基本理念，为夯实全球发展与安全的文明之基、引领和推动人类现代化进程、建立全球文明对话新秩序、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有力的文明支撑。

三、文明和谐论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场域，探究中华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实践转化，深思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可以深刻理解文明和谐论的实践逻辑。

现代化以现代工业和科技革命为推动力，西方世界将资本主义置于经济、社会制度的核心，通过最大化地调动资本的逐利性，实现了物质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但这种现代化模式使资本主义的弊端暴露无遗，空前增长的社会财富并没有被公平分配到每个生产者的手中，贫富差距的现象在有些西方国家愈加严峻。资本的支配性还带来更大的恶果，人们从生产的目的沦为资本的工具，成为自己私欲的奴隶，由此酿造了文明的悲歌。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忠实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倡导和发展中国先进文化，并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团结带领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一个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使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向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迈进。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表述为“小康之家”，强调把计划和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借鉴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我们党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式现代化逐渐形成内生力量。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在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实践中遵循创造现代文明的劳动逻辑，积累了促进文明和谐发展的实践经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人们的物质富足、精神富有，中国式现代化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进程，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发展于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斗争之中，成熟于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以文明和谐论取代文明冲突论，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文明和谐发展理念的时代精神，旨在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站在世界历史的精神高地上，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不断以自身新发展为全球发展增添活力，以符合时代精神的价值理念促进高水平、多领域的国际合作。

综上所述，文明和谐论为我们时代推动文化传承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进一步推动文明和谐发展，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把握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共存的历史经验与规律，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和强化冲突的文明观，深刻展现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苦难辉煌的历史进程及其中的文化探索，以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化话语解读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彰显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和文化自我。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以“一带一路”“两廊一圈”“欧亚经济联盟”“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拓展文明交流互鉴的途径，以大历史观和新文明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必将在中华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上书写璀璨的时代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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