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丽蓉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转自9月21日西亚非洲公众号。

在百年大变局之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的霸权行为，使国际关系集团化趋势加剧，出现美、欧、日等舆论围堵“一带一路”现象，为2021年美国“重建更美好世界”（B3W）、欧盟“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基建计划，以及2022年七国集团“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PGII）等替代“一带一路”倡议造势，这表明围绕“一带一路”大国话语博弈已成为全球治理面临的新挑战。全球治理模式的话语权之争，实为全球治理体系转型中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争、西方大国基于霸权历史及其利益偏好所致“文明冲突论”与中国同丝路沿线国家基于上千年共处经验所凝练的“丝路精神”“丝路精神”之争。实际上，人们在丝路交往中，累积了人与路间的深厚情感、人对路的强烈认同感以及同道者的归属感，丝路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坚守与情感纽带所具影响力也得以彰显。因此，在“一带一路”遭遇西方国家污名化叙事的严峻挑战中，中国与丝路国家人文共同体建设成为重要因应之策。

自倡建“一带一路”以来，习近平主席提炼出“丝绸之路”“丝路精神”“丝路文明”“丝路人”“丝路伙伴”等概念，强调“丝路精神”对共建“一带一路”的价值引领作用，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共建“文明之路”尤为重要，即构建丝路人文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并向世界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从历史与现实双重维度提出增强“一带一路”共建互信的中国主张。挖掘由丝路关系、丝路历史、丝路记忆、丝路认知、丝路法则、丝路遗产、丝路精神、丝路文明、丝路复兴等铸就的丝路人文资源的比较优势，凸显中国与丝路国家建设丝路人文共同体的丰富内涵与现实意义。截至2023年6月，中国已经同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其中发展中国家“关键多数”的地位引人注目，表明兼具“丝路天然伙伴”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双重身份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在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中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主体，折射出“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共处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基础，凸显丝路人文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进一步“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的新主张，为探讨中国的丝路人文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理论圭臬与行动指南。鉴此，本文在聚力“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共处问题研究视阈中，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探讨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共处之道，尤其是建设丝路人文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实为回到丝路语境认知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新尝试，努力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相关新知。

创新性：中华民族在丝绸之路上成长与复兴的动力

从张骞“凿通西域”到郑和“七下西洋”直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折射出中华民族在辟路、踏浪、走向世界的丝路成长模式、重新解读“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的新实践，以及中华民族在创新应对外来挑战中的成长与复兴。创新性成为中华民族在丝绸之路上成长与复兴的动力，彰显中华文明创新的突出特性。

（一）创新成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内生动力

几千年前，中华民族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创新精神，形成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意识，并积淀成勇毅进取的民族品格，从“盘古开天”“神农尝百草”“夸父追日”的神话传说，到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荀子“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的志向理念，直至创造了“嫦娥飞天”与“蛟龙探海”的伟大奇迹，无不展现其“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的智慧、“丹心未泯创新愿，白发犹残求是辉”的信念，以及“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的追求，共同构成了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中华文明创新的突出特性。这表明“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中华文明更是在创新应对丝路共处问题的严峻挑战中成长与复兴。汤因比文明起源说强调，“挑战与应战间的互动”是文明起源问题中的“决定性因素”，“文明成长动力来源于挑战激起成功的应战，应战又反过来引发新挑战。”中华文明就是在连续不断的“挑战—应战”中获得了生长动力，外部环境的征服与内部自决的强化相伴其中，并在丝绸之路上实现时空双维文明接触，既实现了中外文明于不同时代的物质、制度、精神、心理等多层面横向接触，又实现了中外文明始于汉、兴于唐宋、盛于元明、衰于清、复兴于当代的跨时段纵向接触，凸显丝路在中华文明成长中所发挥的空间支撑与时间维系的双重作用。“唐代的对外交往主要是通过7条海陆主干道来实现的”，且“在国内各条交通干线上共设立军民两用驿站1 600多个，其中包括260个水路驿站，甚至还有水路和陆路共用的综合驿站80多个，极大地推动了中外人员往来和物质交换”。以农耕文化为主的中华文明借丝路相继与草原文化、绿洲文化、沙漠文化、高原文化、海洋文化等展开交往，出现3次中外文明交往高峰：第一次发生在丝绸之路初辟时的汉代，以中原与狭义西域（今中国新疆）之间的交往为主；“第二次是晋朝至唐朝时期，以中国与印度、中西亚、东罗马帝国之间”的交往为主；第三次是明代以来，以西方传教士东来，天主教传播和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为主要内容，这一过程更多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承担的。中华民族通过向世界提供商品、技术、制度及公共产品等方式开展丝路文明交往，形成国家繁荣→丝路通畅→文明交往频繁→中华文明昌盛；反之，亦然。丝绸之路见证了中华文明成长的辉煌历史，并形成了“国强、路畅、交往密、文明盛”的中华文明成长规律。“一带一路”承载着中华文明复兴的时代使命，丝路命运与中华文明命运互为因果并形成共构关系，表明丝绸之路在“更深的层次上提出的是一个中华文明如何起源、从何而来的大问题。”其中，中华民族在创新应对“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共处问题中得以成长，古今丝路创新性伟大实践即为明证。

（二）古今丝绸之路彰显汲古向前、开拓进取之创新精神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张骞“凿通西域”走向世界的陆丝壮举、郑和“七下西洋”走向世界的海丝壮举，以及“一带一路”正在重塑“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的伟大新实践，均是上述精神、品格历史荣光与现实写照。

中华文明所主张的革故鼎新是基于传承与积淀的开拓创新，且以百折不挠、刚健日新精神为凭依。“20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筚路蓝缕，穿越草原沙漠，开辟出联通亚欧非的陆上丝绸之路；我们的先辈扬帆远航，穿越惊涛骇浪，闯荡出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古丝绸之路打开了各国友好交往的新窗口，书写了人类发展进步的新篇章。”“‘一带一路’建设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且要向创新要动力，将其建成“创新之路”。丝绸之路不仅反映东西方经济交流，更反映“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这种关系才是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所在,也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传播的重大命题。”自张骞“凿空西域”以来，人们历经集市→驿站→都城→国家→区域→丝路地带等，不断拓展陆丝往来空间。随着郑和“七下西洋”探索足迹，带动人们历经互市→码头→港口→都城→国家→海域→丝路地带等，不断拓展海丝交往空间，相继完成由个体融入集体、由区域融入世界、由点成线再连成片的丝路网络架构，为单一性区域文明衍化为多元性丝路文明提供了物质保障。2014年6月，由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缔结丝路天然伙伴所需地理通达、往来便捷、人文有序的真实写照。中国在多元文明交往中所具地缘优势得以凸显，尤其是草原丝路、绿洲丝路、陆海丝路间的互联互通，推进了中外文明交往互鉴与创新发展，形成由“信息、思想、价值、规范、认同等文化资源的交流与吸收”的“欲予欲取的文明进程”，使丝绸之路成为基于共享场域内解码“中国与世界古今关系”共处问题的密钥，展现出中华文明中对历史文化的连续性与创新性的辩证性格，折射出中华文明与时偕行、积极进取、刚健日新之创新价值导向。

（三）丝路文明交流推动中华文明守正与创新并行发展

中华文明追求的创新是在坚守天地人间大道、正道基础上的守正创新，唯有“守正”，才能真正地创新、创造。“守正”意味着中正平和，在创造中要有坚守、坚持和延续。中华文明充溢着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理性，其文化自信与充满活力的创新亦体现于丝路文明交流中。

在历史上，张骞因两度出使西域“开外国道”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外交突破,使汉帝国“使者相望于道”。而张骞“凿通西域”的创新意义在于，它实际开启了中外丝路人文交流与贸易合作的先河，显示出丝路成就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历史贡献。郑和因七度出使西洋而与丝路沿线30多个亚非国家结成丝路天然伙伴关系。其中，郑和多轨外交中的宗教慈善举措、郑和宗教外交中的包容性胸襟，以及郑和丝路外交中的经文并举策略等，助力践行“宣德化、柔远人”的外交使命，折射出丝路成就中国伙伴外交快速成长的历史贡献。事实上，从张骞“凿空西域”到郑和“七下西洋”，实现了“西域”与“西洋”两个概念的遇合，“促成了享誉世界的古代丝绸之路的陆海全面贯通”，因其标志海洋世纪开端而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此举展示了中华民族辟路、踏浪、走向世界的文化自信，且能在“某一地缘文化对环境的社会生态的适应性交往”中，“通过开放性和互动性的动态平衡，不断调整和更新文化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以创造和传承民族文明”，促使农耕文明由有限的空间交往发展为更为广阔的区域空间文明交往，中华文明在与异质文明交往互鉴中形成了独特的丝路成长模式。审思当下，弘扬“丝路精神”的共建“一带一路”新实践，正从三方面着力重新阐释“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一是针对西方“文明冲突论”，中国提出文明交往互鉴的文明观，且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人文交流与合作中得以践行。二是针对西方“零和”博弈的国际关系论，中国提出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且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互联互通中渐显实效。三是针对西方单边主义主导的全球治理理论，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且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得以显现。这与中华传统文明中尊重、和平、和睦的理念一脉相承，且对塑造顺应时代潮流的国际合作模式深富创新涵义。从文明交往—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三维度探索“丝路多元行为主体间的相处态势及其相处之道”，为构建“中国与世界未来关系”注入不竭动力。中华民族就是在不断破解多元行为体共处问题中成长并复兴。

综上，创新是中华民族在丝绸之路上成长与复兴的动力。中华民族创新应对“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共处问题的探索之旅，也是中华文明在丝绸之路上的成长之旅，更是在共建“一带一路”中谋求民族复兴之旅，烙有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印记，也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的思想光辉，表明中华民族在走向世界的砥砺奋进中，不仅向世界提供了“丝绸之路”这一国际公共产品，还在应对丝路多元行为体共处问题中切实助力文明成长与民族复兴，彰显中华文明创新的突出特性。

包容性：中国建设丝路人文共同体的策略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即在尊重不同文化、宗教、社会习俗等差异的前提下，建立真正平等、和谐与共生的社会，其核心思想是“和而不同”。从“郑和符号”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扩散效应，到“一带一路”政策宣示及共建成效显著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折射出中国在丝路文明交往中的历史贡献、中国助力形成丝路共同体的成功经验，以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实为丝路人文共同体核心的事实。其中，包容性成为中国建设丝路人文共同体的策略，彰显中华文明对不同思想与宗教文化兼容并包、和合共生之要义。

（一）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生机勃勃并赓续至今的重要源泉

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是由其突出的包容性等特质所决定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句话阐释了国与国包容、融合共处之道。又如，《荀子·王制》主张“和解调通”，进而“和而不同”，追求多元融合，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强调兼容并包“多元”和“不同”的特点。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不断碰撞、交流、融合，在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兼收并蓄中丰富发展。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华文明绵延传承至今从未中断，从不具有排他性，而是在包容并蓄中不断衍生发展。通过古丝绸之路的交流，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地中海文明以及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相继进入中国，与中华文明融合共生，实现本土化，从来没有产生过文明冲突和宗教战争。”包容性是中华民族对于自身文化哲学反思的结果，内生于中华文化之中，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光明图景，阐明了文明交往互鉴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中华民族主张民胞物与、万邦协和的天下观，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且在与其他少数民族开展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又在与其他文明开展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中形成丝路命运共同体意识，更在倡建“一带一路”新实践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佛教东传、“伊儒会通”“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华民族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彰显中华文明包容性突出特性，中外文明在丝路腹地的融通绽放更具力争意涵。季羡林指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只在“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出现了“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现象，并形成“丝路文明会客厅”：丝路新疆段的多元宗教遗迹，表明“丝绸之路上来自不同地区、不同信仰的人交错杂居，促进了各种宗教之间的相互交流、借鉴、融合。”敦煌莫高窟的彩塑与壁画，见证了多元文化汇流与东西方文明的交往，且在丝路双向多元的宗教艺术流动中，通过因地制宜的改变而适应了新环境。此种改变又与中华民族求同存异理念高度契合，形成中国宗教信仰多元并存格局，折射中华文明有容乃大的包容胸襟，助力中外物质文明交流，且在利益驱动下形成源自中国辐射世界的丝路贸易网络。在丝路人流与物流大迁徙中，“宗教的传播带动相应物质文化和艺术的传播，而物质文化和艺术的流动有时也带动了宗教的流布”。中外文明在物质、制度、精神、心理上跨时空的相互影响，显现出成长型文明所特有的“多样性和分化趋势”，但又在同一个时代开展中外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在经文并举中形成了丝路人文共同体。

（二）“郑和符号”与“丝路精神”的对接共塑了和合共生的文明力量

郑和“七下西洋”壮举在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影响深远，由郑和崇拜、郑和文化、郑和精神3个同心圆共就了“郑和符号”，使“历史郑和”在“携带着意义而接收的感知”中产生了“文化信码”功效，形成郑和“符号现实”。它由3个圈层的“意识图景”组成：内层的“郑和精神”亦即和平与发展精神，借《郑和航海图》与肯尼亚“郑和村”等所负载的航海知识、地理知识、亚非历史知识等，展现了中华民族开放进取、经略海洋的“民族精神”，成为建构丝路认知的重要知识基础；中层的“郑和文化”亦即互惠型经济观、包容型人文观、合作型安全观，借以经促文的丝路相处模式、以朝觐为主的宗教外交、双向宗教交流催发的非传统安全观等，折射出互利共赢、求同存异、患难与共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成为建构丝路认知的话语基础；外层的“郑和崇拜”亦即“混合型信仰崇拜”，借郑和寺庙、郑和遗迹与传说、郑和布施寺碑及郑和传教事实等，彰显丝路人文资源的丰富性，成为建构丝路认知的社会基础。而且，“郑和符号”通过直接与间接方式，产生了辐射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扩散效应。就“郑和精神”而言，郑和团队在丝路沿线开展的贡赐贸易与宗教慈善相互联动，且与其慎武促和的安全举措相得益彰，在兼顾民生与民心双重需求的“宣德柔远”实践中催生了“丝路人文共同体意识”且生成了和合与共的文明力量，建构了弘扬“丝路精神”、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价值基础。就“郑和文化”而言，以经济外交与宗教外交为抓手的郑和团队，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间形成“以经促文”的丝路相处模式。在其互惠型经济观、包容型人文观、合作型安全观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丝路经济共同体、丝路人文共同体、丝路安全共同体，奠定了共建“一带一路”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历史基础。就“郑和崇拜”而言，在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出现“华人华侨与穆斯林越多、郑和崇拜则愈甚”的信仰现象，使华人华侨与穆斯林成为“郑和符号”建构主体、华人与穆斯林社区成为“郑和符号”扩散的核心场域，华人华侨与穆斯林成为亲华、友华的核心力量，塑造了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社会民意基础。因此，“郑和符号”的丝路扩散，不仅在建构丝路认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对亚非拉丝路人文共同体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更对“一带一路”在发展中国家取得显著成效影响深远。

并且，“在当代中国迅速变迁的政治经济环境下，郑和话语被国家所强化与升华，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外交理论的价值观念与认同的重要构成”，使得“郑和符号”成为深化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伙伴关系的互信酵母，成为“一带一路”在亚非拉落地生根的重要源泉，且对“一带一路”3个支点国家产生切实影响。巴基斯坦认同“郑和文化”中的“包容型的人文观”，“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在该国具有良好的社会民意基础，且产生了“巴铁”成效；中巴以“合作型的安全观”为指导联手反恐，形成“三管齐下”的安全合作模式；双方在“互惠型的经济观”引领下，深化了两国经贸合作，且以“中巴经济走廊”为抓手，打造了“一带一路”合作的示范项目。在哈萨克斯坦，“郑和精神”的和平与发展理念，既是古丝绸之路上中哈天然伙伴共同成长的宝贵财富，也是新丝路上中哈两国关系发展的现实诉求，更是“一带一路”与“光明之路”实现战略对接的共同愿景，表明“郑和精神”对中哈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印度尼西亚，“郑和崇拜”影响至今，体现在华人华侨与穆斯林有关郑和的祭拜活动及其集体认同潜念、郑和传播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对东南亚伊斯兰的柔化作用、郑和团队开展的贡赐贸易与互市贸易对中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影响等方面。其中，哈萨克斯坦与印度尼西亚分别是“一带”与“一路”倡议的首发国，凸显丝路人文共同体赋能“一带一路”新实践的倡建愿景。事实上，中国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已取得显著成效。例如，2013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为4 436.1亿美元，至2022年双边贸易额翻了一倍，达到9 753.4亿美元；2009年以来，中国连续13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2020年东盟跃升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首次形成中国同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良好格局；截至2021年6月底，双向投资额累计超过3 100亿美元。又如，十年来，中非贸易总额累计超2万亿美元，中国自2009年起始终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中国企业在非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超7 000亿美元，完成营业额超4 000亿美元；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流量累计超300亿美元，已成为非洲第四大投资来源国。再如，2012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拉经贸彰显韧性，中拉贸易总额2021年首次突破4 500亿美元，2022年再创新高，达4 857.9亿美元。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出色的共建成绩单表明，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在国际体系转型中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又对经济全球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丝路人文共同体赋能共建“一带一路”释放出的现实效应，表明“郑和符号”与“丝路精神”对接共塑的和合共生的文明力量，有助于推进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的共同繁荣与持续发展。

（三）“和合共生”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指引

作为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秉持“和合共生”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创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丝路学术共同体，可夯实发展中国家建设丝路人文共同体的丝路认知，以增强“我们去哪里”的南南共识，助力多边主义新征程。

事实上，“自从有了这条丝绸之路，古代世界才真正开始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人类文明前进的脚步进一步加快，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由此而更加丰富充实和绚丽多彩，东方历史和欧亚各国文化的发展由此改观”。由中外文明求同存异发展的“开放包容”、通商易货与知识交流带来观念创新的“互学互鉴”，以及资金、技术、人员流动与商品、资源、成果共享的“互利共赢”，共同构成了“丝路精神”，成为“中国与世界丝路关系”的共处之道，表明中国通过商品、技术、制度、思想等全方位影响了丝路全球化并惠及世界。彼得·弗兰科潘证实了古丝路全球化网络的存在，并肯定了中国的历史贡献。在打通对外海陆大通道的过程中，中外文明依丝路交往，借丝路传道。丝绸之路密切了世界各国的联系，也密切了人类族群间的关系，突出了人类生存交往、交流、交换的现实性，淡化了国家、地区、族群的地理空间的局限性和思想意识的差异性，从而树立了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整体意识，树立了人类物质交换、文化交流、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平等意识，由此建构了以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丝路共有认知。在丝路情感与丝路记忆的加持下得以传承，且对“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实践产生深远影响，成为优化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认知的重要变量。

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奉行“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与单边霸权政治，不仅助长其“筑墙设垒”“脱钩断链”的意识形态对抗，还以“文明冲突论”与“修昔底德陷阱论”来臆造全球化时代多元行为体间结构性冲突，使全球化面临西方大国霸权霸道霸凌行径所致新挑战，人类社会处于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困境。其中，西方学界为“西方中心论”的肆虐全球提供了学理支撑。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视西方文明为“普世文明”，认为西欧和北美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又如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唯独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响。”这些论调不仅阻碍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还扰乱了国际社会秩序,压制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强势文化倾销与渗透中,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孤立主义等不良思潮，危及国际人文交流与合作，殃及全球文明发展进程，甚至影响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间社会民意基础。西方国家抹黑“一带一路”的污名化叙事，破坏了国际社会客观认知“一带一路”的舆论环境，也误导了个别发展中国家认知“一带一路”的主流民意。西方学界肆意炒作“锐实力”与“债务陷阱”等概念来舆论绞杀“一带一路”，造成“中国威胁论”升级版的甚嚣尘上，使围绕“一带一路”的话语博弈成为大国博弈新趋势。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和合共生”等包容性发展理念已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指导着中国和世界命运与共、携手前行。通过发掘丝路语境中的“共性”文化，可提升中外共建“一带一路”的互信度，构建丝路学术共同体，以夯实发展中国家建设丝路人文共同体的丝路认知。这是筑牢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关键，也是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发展的关键。

今后，我们应秉持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发掘马克思共同体理论当代价值，以及践行习近平主席关于敦煌学服务于“一带一路”讲话精神，在创建中外丝路学术共同体中，“深入阐释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原则、方式等，共同讲好共建‘一带一路’故事”，切实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其中，2023年5月，中国成功主办了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并签署《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这是“长安复携手，再顾重千金”的丝路人文共同体赋能现实的成功实践，也是增强中国与沿线国家丝路共有认知的成功实践，更是借“丝路记忆”与“丝路情感”传播“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成功实践，增强了“我们去哪里”的南南共识，助力多边主义新征程。

和平性：中国伙伴外交在“丝路精神”引领下的演进本质

自古以来，和平、和睦、合作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正是基于和平的坚定信念，无论是丝路外交、人民外交，还是大国外交，均不同程度地折射出中国外交通过睦邻制度与友好政策所呈现的大一统国家“传导作用”与“和平心理”，使“丝路精神”所铸就的丝路多元行为体共处之道，也成为中国伙伴外交的价值基础。

（一）亲仁善邦、协和万邦构成中华民族对外交往的和平文化底色

“和”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中华民族不懈的精神追求。热爱和平、追求和谐是中华文明一贯的文化品格。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怀着“协和万邦”的初心迈上丝路结伴交友之路，既没有殖民和侵略他国的历史记录，又没有国强必霸与“零和”博弈的强权言行。尽管“古代中国曾经长期是世界强国，但中国对外传播的是和平理念”，包括“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想，已“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成为“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形成“敦亲睦邻，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友好原则、“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的柔远策略，以及“天下为公”“万邦和谐”“万国咸宁”的政治理念。

就大一统国家制度传导性而言，中国古代朝贡制度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等内容。国际性朝贡制度始于汉代，在唐代初具规模、在宋元有发展，在明朝达至鼎盛，在清朝开始衰落并逐步走向崩溃。它是中国历代王朝处理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其“厚往薄来”的贡赐贸易、象征性的臣属礼仪，以及不干涉内政的和平主义，旨在以结交经贸伙伴、人文伙伴、安全伙伴来优化丝路外交环境，凸显中国改朝换代中制度延续的“传导作用”，如张骞采取经济“厚赂”与“致远人”等举措来寻伴破匈奴，从经济、人文、安全三方面建起结伴外交的机制框架。又如，郑和在联通东西两个外交圈实践中，将朝贡制度由地区性国际关系体制扩展为全球性国际关系体制、由优化周边环境的结伴制度演变为缔结丝路伙伴关系的交友制度，以及助力形成以朝贡体系为主导的一种国际关系新秩序，直至清朝被条约体系所取代。就大一统国家政策和平效应而言，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初心被具化成不同朝代的对外友好政策，如汉武帝奉行外施仁义与推行德治的外交政策、唐贞观时期采取的友善的纳贡政策与优惠的外贸政策，以及明朝结伴亚非的友好政策等。其中，明成祖朱棣因恪守祖训而实施“宣德化、柔远人”的外交政策，成为郑和团队开展丝路外交的使命，且通过开诏颁赏并遍谕诸国、析矛盾与解纠纷、兴贸易与弘宗教、化顽梗与除凶顽等一系列举措，产生了“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的外交成效，大大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和平友好关系。由此，中华传统文明中蕴含的和平文化基因以及中国“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共同体意识，成为中国伙伴外交在丝路萌芽与发展的强大思想来源。因此，习近平主席不仅强调“认识中国”需把准中国的“文化血脉”与“文化土壤”，还从中华文明赖以成长的丝绸之路入手论及“丝路人”的开拓事业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一代又一代‘丝路人’架起了东西方合作的纽带、和平的桥梁。”中国古代谋求结伴的朝贡制度与交友政策，折射出中国丝路外交历史演进的和平本质，并对新中国人民外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产生深远影响，和平性成为中国外交在“丝路精神”引领下演进的本质。

（二）和平合作促推中国与丝路伙伴国家共同发展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丝路精神”所铸就的丝路多元行为体和平合作共处之道，成为中国长期以来伙伴外交的基石，为人类发展持续贡献智慧与力量。

实际上，中国丝路外交睦邻制度的传导性与友好政策的和平效应，对中国伙伴外交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周恩来关于人民外交的重要论述包括外交为民观、文化和经济构成的外交双翼说、求同存异策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外交就如交朋友”理念等，标志着新中国外交话语的初步确立，并通过首脑外交、夫人外交、医疗外交及宗教外交等探索实践，取得显著成效，“万隆精神”“坦赞铁路精神”“援非医疗队精神”等公共产品，成为新中国亚非拉人民外交的标志性成就。又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重在回答“中国在国际上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履行什么作用”。因此，“从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到打造全球伙伴关系，从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到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从服务民族复兴到促进人类进步，从向世界承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到呼吁其他国家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旨在“推动形成一种新型的中国与世界关系”。弘扬“丝路精神”、共建“一带一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实践，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核心。上述思想在中国同其他国家共建“一带一路”中得以践行并显效，一批互联互通品牌项目经济效益外溢即为明证。目前，“一带一路”已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土库曼斯坦“复兴丝绸之路”战略、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构想、越南“两廊一圈”、巴基斯坦“2025年愿景”、沙特“2030年愿景”、土耳其“中间走廊计划”、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等实现战略对接，表明弘扬“丝路精神”的共建“一带一路”新实践，正在带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伙伴外交进入提质增速新阶段。今后，我们还应继续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同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加强团结合作，以做大做强“一带一路”朋友圈。

（三）丝路外交与人民外交、大国外交具有同构性

在丝路外交、人民外交、大国外交互动中，“丝路精神”成为中外丝路伙伴上千年和平共处之道，使得丝路外交与人民外交、大国外交具有同构性。同构性是指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具有相同或相类的系统结构，这三类外交隶属中国上千年和平外交传统的影响产物,其同构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三类外交目标都是结伴交友，所交往领域主要包括经济、人文与安全等，烙有商旅、教旅和学旅“三轨并存”的丝路交往模式影响之印。以结伴交友为目标导向的中国外交,是中外文明上千年丝路和平交往实践中所积累的“中国经验”产物，对中国和平外交实践与理论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对全球化时代多元文明并存具有借鉴价值。二是睦邻制度与友好政策，尤其是朝贡体系向结伴体系的演变，渗透着中国和平外交的“文化基因”，且中国上千年“和平发展的结伴实践已经开始对美国的结盟体系产生微妙的塑造作用，美国的盟友在中国的结伴体系和美国主导的结盟体系之间开始出现尴尬的两难选择。”三是在丝路外交中，中国不仅能向世界提供“协和万邦”的和平外交理念，还能提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能提供“强而不霸”的国际关系行为准则，凸显“丝路精神”所塑就的丝路多元行为体和平合作之内质，揭示了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伙伴关系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路径。

丝路外交、人民外交、大国外交具有同构性的事实，彰显“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的和平外交传统，弘扬了“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的中国“和”文化精神，这将有利于指导中国外交实践，也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理论。

一言以蔽之，和平性是中国伙伴外交在“丝路精神”引领下的演进本质。中国伙伴外交历经丝路外交、人民外交、大国外交的互动演进，已烙有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影响印记，也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和平与发展的理论精髓。“一带一路”在发展中国家所取得的突出成效，已成为南南合作典范而助力世界和平与发展，且在弘扬“丝路精神”的现实中彰显中华文明和平的突出特性。

结语：回到丝路语境认知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一带一路”是中华文明复兴的重要抓手，“中国文明复兴的关键在于重建知识体系。”知识主要包括新旧两类，传承的旧“知识积累了人们历史上对处理人、社会、自然三者关系的重要认知和经验”，创造的新“知识形成了人们应对时代问题的智慧和探索”。“在21世纪的今天，几千年来人类积累的一切理性知识和实践知识依然是人类创造性前进的重要基础。只有不断发掘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和丰富知识，我们才能更好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开创人类社会的未来。”因此，我们应“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重新阐释“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的“一带一路”新实践，为中国学界探索构建中国自主性知识体系注入强劲动力。

“见出以知入，观往以知来”。福柯强调“传统最终不过是一套人为发明的话语程序，旨在建构当下人与过去关联的合法性”，且人们如何构建和叙述过去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评估“一带一路”研究现状与认知现状后发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抹黑“一带一路”的污名化叙事，不仅干扰了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认知进程，还影响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社会民意基础。2023年6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了《终止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法案》，公然把剥夺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权益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一张牌，挑拨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系，进而遏制中国崛起。因此，在内外因素作用下，尤其是西方大国肆意炒作与蓄意离间下，臆造了“我们是谁”的南南身份迷障。事实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兼有“丝路天然伙伴”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双重身份，“拥有千年友好和深厚情谊，始终是相互支持、相互信赖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其中，由粟特商团、波斯商团、大食商人与犹太商人等承继的丝路商贸之旅，由法显、玄奘、丘处机等开辟的宗教之旅，以及由杜环、伊本·白图泰、马可·波罗等谱就的学术之旅，不仅在实现丝路“地通”实践中助力打通自然空间，还在实现丝路“路联”的实践中助力融通社会空间，更在实现丝路“人相交”的实践中助力沟通精神空间。人与路之间便产生多维塑造力，派生出经贸、人文、安全等三类丝路天然伙伴关系，且由三类行为主体（商人、传教士、学者）主导了两个领域互动（经贸往来、人文交流）而搭建了三重关系空间（自然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构成的丝路人文共同体，在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中得以跨时空维系。随着丝路人文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增强，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逐渐产生了身份和角色的认同，这种认同既有某一局部的认同，也有整体的认同，这种认同并非就是‘等同’，而是就某些问题达成共识”。地缘因素成为丝路文明形成的首要前提，且此种地缘性交往始于“农耕畜牧的自然经济时期，由原始狭小地域的点线空间交往，发展为区域空间文明中心之间的面上交往。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不同形式的交往特别频繁。交往主体随地缘的扩大而表现为种族、民族、国家乃至宗教共同体”。从某种意义上看，“丝绸之路的最大成果不在于商贸本身，而在于开创了‘化干戈为玉帛’、以经贸全球化来推动人类文明和平发展的新模式”，且在厚植丝路记忆、密切丝路情感中坚守着丝路身份意识，“一带一路”为“丝路天然伙伴”向“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转化注入新动力，也为筑牢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双重丝路伙伴身份带来新机遇。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关键多数”与“一带一路”朋友圈“核心力量”，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丝路人文共同体建设，成为弘扬“丝路精神”共建“一带一路”以构建人文命运共同体的新实践的关键，凸显中国伙伴外交格局中亚非拉伙伴外交的基石地位及其南南合作的典范意义。

解读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丝路人文共同体建设有多个视角，而中华文明之创新性、包容性和和平性三大特性，为解读“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共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其中，创新性是中华民族在丝绸之路上成长与复兴的动力，包容性是中国丝路人文共同体的建设策略，和平性是中国伙伴外交在“丝路精神”引领下的演进本质。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从“中国视角”建构“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特色伙伴外交自主知识体系，彰显丝路语境中中华文明特性所释放的学术自信，助力提升“一带一路”话语权，以深化中国与丝路国家的人文共同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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