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2月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主办的“抓住一切时机，主动担当作为”第四届（2024年）人大重阳迎春论坛在京顺利召开。近40位来自人大重阳的专职、部分兼职与校内部分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畅谈新时代下的新作为、新担当。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光荣在“迎春研讨二：复苏与促稳：增强世界经济发展韧性”环节发言，以下为其发言实录：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我们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要寻求新的动能，新的模式。最核心的要求是要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实现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要用科技创新来引领产业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于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一个拓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方面。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也非常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站在当前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指出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最核心的地方。

新质生产力核心要义在于“新”，它必须是一种很强大的、很现代化的生产力，意味着它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具有持续性的影响。新质生产力不单是通过要素的积累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必然是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来推动经济的增长。

为什么要在当前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一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从以前依靠要素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发展到了现在必须通过创新驱动的一种经济增长模式。原先依靠大规模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的动力正在逐渐衰竭，原先依靠廉价劳动力，充裕的资源要素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所以，在新阶段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必须转变发展方式，从投资要素驱动转向科技创新驱动，通过科技创新来提升全要素生产力。

实际上，改革开放之后，几十年来我们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主要是消化、吸收、模仿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技术，技术进步也是以跟随式的创新为主，但是随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的生产技术已经越来越接近世界技术的前沿，靠原先模仿、吸收西方国家先进技术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我们必须要有自主的、原创的、颠覆式的创新。正是因为我们的技术离发达国家已经越来越近，所以西方国家在科技领域，对中国实施“卡脖子”，打科技战。也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当前中国在新发展阶段必须要去推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二是中国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我们看到，东南亚和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及时从要素驱动的增长转为创新驱动的增长，没有及时去推动新质生产力的萌生和发展。

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当前第四次科技革命时代的呼唤和要求。

从世界历史来看，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为代表，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为代表，第三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互联网的应用为代表，因为特殊的时代原因，中国与前三次工业革命都失之交臂，而今天处在以新一轮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时代，对中国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在这样一个时代变革、技术变革的机遇之下，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确保我们不落伍。

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以往发展旧生产力时期，我们是很成功的。但是在新的时代发展新的生产力，需要有相应的新的生产关系，而新的生产关系的核心在于要通过大力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有机结合。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发展阶段，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颠覆式的技术创新跟以往的跟随式创新阶段相比，我们面临一个创新悖论：

一方面，由于颠覆式的创新不确定性较大，外溢性更明显，所以市场失灵更严重，意味着需要政府更多地投入，包括技术研发、新基建、大力培育和引进高科技人才。在颠覆式创新的阶段，创新的原始驱动力更多的来自基础研究，政府应该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

但是，悖论的另一面是在颠覆式的创新阶段，我们不知道什么技术是未来发展方向，而真正的发展方向、技术变革的进展是散落在企业家、工程师和发明家身上的，所以我们需要激发私人、市场和企业的活力，让听到炮声的人做决策。要让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更好发挥作用，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激发企业家精神，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让资本、人才等资源高效地流向新质生产力的部门。

总之，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阶段，我们要重新去认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过去几十年的依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之下，我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新阶段，如何做到一方面政府能够有效地发挥在新质生产力当中存在的市场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够有效地激发私人的积极性、市场的活力，这是我们需要探索新的生产关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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