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光荣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黄叙涵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转自2024年1月10日人大财税研究所。

研究背景

稳定和提振经济增长是实现中国经济转型的基础与保障，但在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复杂，外部环境动荡，国内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减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经济恢复呈现出波浪式发展和曲折式前进的特点。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提振经济增长需要更精确的进行宏观调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要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用好政策空间，找准发力方向；要精准有力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加强逆周期调节和政策储备。而在宏观调控的工具箱中，减税政策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助企纾困的关键性举措，评估减税政策在何种程度上提振经济增长，明确减税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以及政策效益的传导渠道，不仅能够明确减税的政策效能，更能为未来减税政策的优化提供参考。

减税对地区经济的提振作用不仅来源于其促进政策受益企业增长的直接效应，而且还来源于其通过上下游产业关系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和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一般均衡效应。尽管已有大部分针对减税的研究基于企业数据展开，对减税影响受益企业的直接效应进行了充分的考察，但由于这些研究无法将减税的间接一般均衡效应纳入考察范围，加总微观层面的结论并不能准确估计减税对宏观经济的提振效果。本文的研究则是从地区视角出发，综合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减税在地区间的溢出效应，充分度量减税对宏观经济提振效应的大小，并进一步对减税的作用机制和渠道进行探究。

研究结论

本文的理论分析表明，以增值税转型为代表的资本性减税的直接效应主要表现为它会降低资本成本，促进企业投资，进而带动受益企业的增长。减税的间接效应则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通过上下游产业关联，减税在促进直接受益产业增长后，它可能通过增进对上游产业原材料需求的方式为上游产业带来溢出效应，也可能通过改变为下游产业提供中间品价格的方式为其带来溢出效应，从而带动其他产业的增长。其二，如若减税改变了地区整体的劳动力需求，那么它会通过地区劳动力市场的一般均衡效应，增进工资和收入，从而通过拉动消费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综合减税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本文认为增值税转型这一针对资本的减税主要通过促进投资的渠道带动地区经济的增长，而其是否通过就业-工资-消费的渠道提振经济，则取决于政策对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方向和规模。在地区间，本文认为减税力度的地区差异会导致地区间的资源流动，即减税力度较高的地区可能从减税力度较低的地区吸引投资，产生地区间的负向溢出效应，从而使得减税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地区乘数小于全国的税收乘数。

基于2003-2013年地区面板数据，本文利用增值税转型全面铺开政策对减税提振宏观经济增长的效应进行估计，并检验了这一减税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减税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约为3.5，综合减税在地区间的负向溢出效应，全国税收乘数约为3。通过需求侧的分解，本文发现增值税转型这一针对资本的减税主要通过拉动投资的方式带动经济增长，且减税在产业间的溢出效应会进一步扩大政策促进地区投资的规模。与之相对应的，本文并未发现减税对地区就业和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意味着在地区层面，减税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几乎抵消，因此，减税并未带动就业增加和工资增长，从而无法通过促进消费的渠道提振经济增长。

研究启示

本文的研究为后续减税政策的优化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第一，充分发挥减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提振作用，不仅需要考虑减税对直接受益对象的影响，还需要综合考虑其在产业间和地区间产生的溢出效应。从产业关联角度，中国的产业关联以向上游传导为主，这意味着减税政策应多着眼于下游产业，从而使减税收益通过向上游传导惠及整条产业链。从区域角度，减税政策的出台应更注意区域协调发展，避免出现地区间的恶性竞争。

第二，针对资本的减税固然能够通过拉动投资的方式提振经济增长，但并不利于增加就业和提高工资，劳动者从减税政策中获得的收益极其有限。在经济增长需要提振信心，促进消费的背景下，未来减税政策的出台应更关注劳动者，兼顾激励投资和激励劳动者，充分发挥减税的杠杆作用，进一步扩大就业和提高就业质量，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提升。

第三，就针对资本的减税措施本身，即使是相同的减税手段，不同行业从中获得的减税收益也会存在不同。要想更大幅度发挥政策的减负作用，针对资本的减税政策应更倾向于资本需求多、资本消耗较大和资本周转较快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从而通过相同的减税措施手段提供更多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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