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本文转自2022年11月15日澎湃网。

从党的二十大报告来看，下一步，在资产管理上要注重一些基础性问题。新时代新征程，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变化，导致我们资产定价发生了一系列系统性变化。从2008年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增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学界称为“长期停滞”。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大家以为我们在疫情控制之后会重返过去，但事实上我们不仅没有重返过去，反而在旧的问题没有解决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问题。

“新的问题”包括滞胀出现，世界经济的格局发生了更大的变异，经济增长速度下台阶的效应更加明显。

从2010年到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3.7%。从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到未来的7年，团队预计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不到2.3%的水平，也就是说下降的幅度达到了1.4个百分点。

世界经济增速下台阶，会引起很多变化，这些变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高收入国家占世界的GDP在过去20年里下降了15.4个百分点，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增长了12.1个百分点。更为重要的一个点是，印太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打破了世界经济在2008年时三足鼎立的格局。

目前预测在未来五年里，欧盟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会下降5-8个点，而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会提升5个点左右。这个变化直接带来的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对抗会愈加激烈。按照团队预测，中国GDP将在2029年基本追赶上美国。

一旦中国GDP超越美国，那么未来的战略与当前的战略会发生质的变化，所以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到，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

目前资本市场一个普遍共识是，我们已经告别两位数增长的时代，进入到个位数的增长时代。我们永远期望经济增速和收益率更高更好，但当政策性利率与自然利率出现了系统偏误之后，会导致系统性的风险。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美国在2008年之后，金融界都不承认，美国经济会在一个新的长期停滞的时代。

所以大家就会看到实际潜在增速和中性利率出现偏离，同时与美联储的基准利率出现严重的偏离，这种严重偏离直接导致全球在锚定效应作用下，出现债务高企、风险高企，从而导致我们看到为了维持一种高收益进行过度的产品构建。未来滞胀时期所面临的低增长高通胀，所面临的高债务、高杠杆、高风险，必须要有软着陆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风险集聚高扬的过程。

综上，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经济增长增速换挡不仅会带来无风险收益率的下降，更重要的是在非预期性的下降之后，可能导致政策利率的失误和金融产品结构化的过度，带来额外风险。

第二，全球经济增速下台阶必定会导致全球结构和冲突的加剧，导致大量的政治社会风险严重扰乱市场的均衡和定价。大量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可能带来结构性断裂，市场难以进行风险评价。

第三，各种脱钩以及多中心化可能带来传统的货币之锚和资产之锚失去传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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