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理事，本文刊于2022年1月10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微信公众号。

以下观点节选自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1-2022）——疫情反复与结构性调整冲击下，执笔人为刘元春、闫衍、刘晓光，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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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是从传统要素驱动全面向创新驱动的大转型、从简单的开放性发展战略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的大转型、从高污染高排放向低污染低排放的绿色大转型、房地产-地方财税体系大转型等四大转型全面启动和全面叠加的年份，中长期的结构性大调整将持续与短期稳增长、控风险产生冲突，如何在结构性政策与总量性政策、逆周期政策与跨周期政策之间寻找到新的平衡依然面临许多挑战。

在疫情防控与经济复苏延续的掩护下，2021年中国全面开启了四大结构性转型。理解中国经济复苏的短期波动、科学预判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都需要深刻认识四大转型的短期影响及其导致的宏观经济运行机理变化。

1、经济增长驱动力大转型

转型一：从传统要素驱动全面向创新驱动的大转型。传统投资与技术投资、传统投资与技术投资、研发投资对于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和中期经济增长潜力的作用具有重大差别，新基建和旧基建对于短期稳定的作用和跨周期的作用不同，新基建很难承担传统基建所具有的逆周期与跨周期相统一的功能。

转型二：从简单的开放性发展战略转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的大转变。打破世界传统国际分工的格局，要求在关键技术、关键产业、关键环节的控制力上全面强化，很多产业链和供应链必须建立国内体系和备胎体系，因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必然导致几个必须关注的问题：1）效率水平和增值中枢的下降；2）产业链和供应链转变过程中的摩擦和瓶颈现象的出现；3）政府主导性的强化；4）出口的超预期增长难以充分发挥溢出传导效应，带来预期的紊乱。

1）创新引致的经济增长停滞之“谜”

当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出现了一个发展之“谜”，即随着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层面创新研发投入持续增加，R&D经费投入占GDP比重稳定在一个较高位水平，但是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真实GDP增速乃至经济潜在增速却并未随之获得有效增长，相反，经济增速则长期相对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增速甚至零增长、负增长状态。由此必然带来的疑问是，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创新研发投入难以支撑经济增长？这就是创新引致的经济增长停滞之“谜”。

从一国的创新研发投入的结构性角度来看，可以区分为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和应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基础研究一般由一国的高等院校或政府所属科研机构来承担，部分由大型企业或跨国企业内部的研发机构来实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两个方面的影响效应：一方面，其既可以通过对产业发展的长期溢出效应，逐步放大成为一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增长动力；另一方面，其也可以因为仅仅局限在高等院校、政府所属科研机构或者单个企业内部，难以对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形成有效溢出效应。对比来看，应用研究主要由一国的企业部门来承担，其主要是帮助企业获得企业个体层面的创新垄断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而难以对一国的产业发函或经济增长总体层面产生溢出效应。因而，可以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应用研究的投入，多数情况是有利于个体企业层面的垄断竞争优势和获取垄断利润能力，而对一国的产业或经济整体层面的拉动作用相对有限。因此，可归纳出一国的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如下不同形式和内在逻辑的复杂影响效应：

——经济增长促进型的创新投入。核心思想是一国各主体的创新研发投入对GDP产生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大，具体可表述为如下形式的作用渠道：一条机制是“基础研究→高等院校+各类科研机构+企业部门→对GDP乘数效应较大→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条机制是“应用研究→企业部门+各类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对GDP乘数效应较大→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这其中，针对第一条机制，导致其对经济促进效应产生的关键环节就是，无论是高等院校，或是各类科研机构以及企业部门，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均可以对产业部门和经济总体层面产生较大范围的溢出效应；针对第二条机制，导致其对经济促进效应产生的关键环节就是，无论是企业部门，抑或科研机构部门和高等院校部门，在应用研究方面的投入均可以对产业部门和经济总体层面产生较大范围的溢出效应。

——经济增长停滞性的创新投入。核心思想是一国各主体的创新研发投入对GDP产生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小，具体可表达为如下形式的可能作用渠道：一条机制是“基础研究→高等院校+各类科研机构+企业部门→对GDP乘数效应较小→难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条机制是“应用研究→企业部门+各类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对GDP乘数效应较小→难促进经济增长”。这其中，针对第一条机制，导致其难以对经济促进效应产生的关键环节就是，由于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基础研究主要由高等院校部门来执行的，较小部分是由政府所属的科研机构来实施的，而较少由企业部门来承担，这就难免会造成的问题是，一方面，高等院校以及政府所属的科研机构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既可能由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转化和溢出具有较高不确定性，大部分基础研究方向并不能有效转化为产业增长机会和现实生产率，也可能因为类似中国这样处于转型背景国家的高等院校以及政府所属的科研机构，在构建贯通式的产学研一体化体系的各环节中存在突出的机制体制障碍，造成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发展的“头部失灵”和“肠梗阻”等困局；而针对第二条机制，导致其难以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效应的关键问题在于，由于应用研究主要是由企业部门来实施的，一方面，无论是从企业的工艺创新或产品创新角度，还是从企业的渐进性创新或突破性创新角度来看，企业进行创新研发投入的根本目的就是瞄准通过打造企业创新垄断势力来获得创新超额利润，企业非但不愿意进行创新的扩散和溢出，相反，偏向于采取知识产权策略保护自身的创新知识和技术秘密。这就导致了个体企业层面的创新研发投入难以带来一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从各国对创新研发活动的现实操作手段来看，倾向于采取各种财政扶持政策对企业主导的应用研究活动进行激励，这就产生的困局是，单个企业或特定领域企业内的创新研发投入相对越多，越是会强化特定企业的创新垄断优势，进而越是会削弱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溢出效应和促进效应。这就是当前很多国家的创新引致经济增长停滞之“谜”的核心动因。

2）理解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异质性乘数效应的新理论框架

要科学理解一国的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可能具有的复杂影响效应，就必然从一国创新活动的内在结构性特征角度，来细致地探讨不同类型、不同主体的创新活动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支撑效应。

图1 一国不同类型的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内在逻辑

首先，如上图展示的机制信息是一国不同类型的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效应的不同机制：第一条机制是“基础研究→偏向于人力资本密集型创新活动→相对高收入阶层的研发人员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小→对GDP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小”。在此机制中，需要理解的两个关键环节是：一方面，针对大多数的基础研究活动而言，均是偏向于人力资本密集型创新活动，特比是需要全球顶级的科学家和高级专业化人才的集聚效应以及全球有竞争力的薪资水平加以支撑。很显然，基础研究活动的主要支出就是研发人员的各种人力成本支出；另一方面，针对相对高收入水平的创新研发人力资本群体，由于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可能花在科研工作方面，消费边际倾向必然相对较低，因此，其对GDP乘数效应也必然相对较小，进而导致基础研究投入对GDP促进效应或拉动效应相对较弱。第二条机制是“应用研究→偏向于固定资本密集型创新活动→对本国产业链拉动效应较大+对外国产业链拉动效应较大→对GDP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大或较小”。具体来看，在此机制中，仍然需要理解的两个关键环节是：一方面，针对大多数的应用研究活动而言，应该是具有偏向于固定资本密集型特征的创新活动。固定资本密集型的产品通常具有较长的产业链传递效应，导致在一般情形下应用研究投入活动应该具有较大的乘数效应，进而更能拉动一国的GDP增长；另一方面，在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之中，在创新研发活动所需要的大多数高端研发设备和关键原材料需要进口的情形下，应用研究活动所蕴含的固定资本密集型投入活动，显然会拉动进口国的GDP增长，而非本土的产业链发展和GDP增长，因此，导致应用研究对一国GDP增长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弱，进而对一国GDP的拉动效应较小。

图2 一国不同主体的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内在逻辑

其次，上图展示的机制信息是一国不同主体的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效应的不同机制：遵循类似的逻辑，第一条机制是“高等院校+政府所属科研机构→偏向于人力资本密集型创新活动→相对高收入阶层的研发人员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小→对GDP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小”。在此机制中，关键的环节是理解高等院校和政府所属的科研机构部门主要承担的研发活动的基本特征，按照一般逻辑，一国的高等院校和政府所属的科研机构部门是一国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主要承担者，因此，可以得到的判断是，其必然对GDP带来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小，因而对GDP的支撑作用就相对较弱。第二条机制是“企业部门→偏向于固定资本密集型创新活动→对本国产业链拉动效应较大+对外国产业链拉动效应较大→对GDP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大或较小”。 针对此机制，可以得到的判断是，一国的企业部门是应用研究投入活动的主要承担者，由此可以得到的判断是，倘若在企业部门的应用研究活动需要的关键研发设备和原材料均是需要进口的前提下，其必然对GDP带来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小，进而也就对GDP所产生的支撑作用就显得相对较弱。

结合以上提出的理解一国的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所产生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的新理论框架，就可以分析和解释当前部分发达国家乃至发展中国家发生的“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停滞效应”重大现象。一方面，针对这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程度不等地均存在着“基础研究→高等院校+各类科研机构+企业部门→对GDP乘数效应较小→难以促进经济增长”以及 “应用研究→企业部门+各类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对GDP乘数效应较小→难促进经济增长”的特定机制。事实上，现代国家的基础研究或者是应用研究，均存在对GDP的乘数效应较小的困局，进而削弱了创新投入对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和拉动效应。另一方面，从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的较小乘数效应的内在成因来看，主要是存在“基础研究→偏向于人力资本密集型创新活动→相对高收入阶层的研发人员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小→对GDP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小”以及 “应用研究→偏向于固定资本密集型创新活动→对本国产业链拉动效应较大+对外国产业链拉动效应较大→对GDP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大或较小”的特定机制。即便转换分析视角，从一国的创新投入活动的不同承担主体来看，是由于存在 “高等院校+政府所属科研机构→偏向于人力资本密集型创新活动→相对高收入阶层的研发人员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小→对GDP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小”以及“企业部门→偏向于固定资本密集型创新活动→对本国产业链拉动效应较大+对外国产业链拉动效应较大→对GDP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大或较小”的特定机制。

3）十四五期间中国全面启动科技创新对GDP支撑效应可能存在的停滞效应甚至断裂效应

结合以上提出的新理论框架，当前中国的科技创新投入投资要对GDP增长形成有效的支撑效应，存在如下方面的一系列突出的机制体制性障碍问题：

第一，中国各级政府依靠政治投资驱动周期的通行做法，已经与当前迫切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内在需求不相适应，非但不能有效激发创新投入对GDP增长的支撑效应，相反，却有可能由于阻断创新链和产业链之间的融合发展关系，削弱创新投入对中国GDP增长的支撑效应。一方面，从2000年至2020年期间的十五规划、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的R&D经费支出额增长率变化趋势来看，可以初步出的一个重要变化规律是，在其中的任何一个五年规划期间的最后一年，均呈现R&D经费支出额增速下滑的态势，然后再进入下一轮五年规划的第一年或第二年期间，R&D经费支出额增速又出现了较大幅度上涨的态势。另一方面，从这些特定的变化规律可以说明，中国各级政府在激励地区R&D经费投入方面，可能存在较为突出的官员政绩激励下的政治驱动型周期特征。具体表现为，在进入新一轮五年规划的前期，各级政府官员存在加大R&D经费投入的激励动机，而在此轮五年规划的末期，各级政府官员对R&D经费投入的激励动机均出现了弱化特征。我们在实地调研中发现，中国各级政府在实施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和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突破的支持资助政策方面，在不同五年规划的衔接和过渡期间，存在显著的政策非衔接性现象和资助断裂效应。十三五规划期间，由于中国遭受了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技术创新和关键高科技产品的封锁和围堵策略，使得中国重点产业链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面临诸多“卡脖子”问题，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环节领域面临“掉链子”问题。在此压力之下，中国各级政府针对性地实施了相关领域的重大科技攻关专项。然而，在十四五期间的第一年，中国部分政府并未周密考虑针对这些“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和“掉链子”领域必须实施持续性资助计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导致部分研发项目出现了相对停滞现象，从而影响了中国实施科技自立自强和保障产业链安全等重大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而抑制了中国创新投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效应。

图3 中国五年规划期间R&D经费支出额增长率的变化趋势

第二，中国在R&D投入方面长期存在突出的“重应用、轻基础”问题、在基础研究投入方面长期存在“政府投入相对不足、企业投入严重缺位”的发展困局，使得当前中国的创新投入难以对短期经济增长形成更为有力的支撑效应。从创新链和产业链一体化融合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当前的R&D投入存在较为明显的结构性扭曲效应。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在2010年至2020年期间，中国的基础研究投入由2010年的324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1467亿元，十年期间增速高达352%，同期，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研究分别由2010年的894和5844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2757和20169亿元，十年期间的增速分别为208%和245%。虽然基础研究投入的增速相对较高，但是，由于中国基础研究投入的基数相对较小，导致中国基础研究投入规模与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研究投入规模的绝对差距仍然在显著扩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基础研究占R&D经费投入的比重在2020年仅仅达到6.0%，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基础研究投入占R&D经费比重长期维持在15%以上。这就深刻说明，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特别是政府部门的财政资金投入，已经严重滞后于中国打造全球创新型国家前列国家的发展目标，从而严重削弱了基础研究对中国GDP增长应有的长期溢出效应和支撑作用。另一方面，依据国家统计局在2018和2019年发布的《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披露的信息，2018和2019年企业部门实施的基础研究经费分别为33.5和50.8亿元，分别占基础研究经费投入额的3.1%和3.8%。事实上，发达国家的企业部门特别是全球领先的高科技企业（跨国公司）已经是基础研究的主要承担者，发达国家私人企业部门基础研究投入占国家基础研究投入的比重，已经远远高于中国。依据Akcigit et al.（2021）提供的数据，在20世纪90年代，法国私人企业部门在基础研究方面投入就占到国家基础研究投入的15%以上。而Howitt (2000)估计在1993年至1997年期间，美国私人企业部门基础研究投入占到国家基础研究投入的22%以上。导致中国私人企业部门进行基础研究投入动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于私人企业部门的基础研究乃至应用基础研究活动的本质特征存在认知误区。其中，容易陷入一个重要认识误区是，企业部门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应该由企业部门自己来组织和承担，理由是由高等院校和各类科研机构承担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具有公共产品以及外部性特征，而企业部门承担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活动本质上就具有私人产品性质，不属于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的范围。很显然，这种误判实质上是误解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活动的公共产品及其外部性特征，本质上与承担主体并无直接关系，只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活动自身的性质密切相关。在这种思维的指引下，中国多数企业部门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难以直接得到政府财政资金的直接支持，相反，各级政府却偏好于使用财政资金对企业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之外的产业化研究直接支持，造成中国各级政府对企业部门研发活动财政资金支持之间的“本末倒置”现象，严重抑制了中国企业部门从事基础研究乃至应用基础研究的内在动力，进一步削弱了科技创新投入对中国长期增长的支撑效应。

图4 中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研究投入的变化趋势

第三，中国企业部门实施的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研究，主要是侧重于信息网络体系建设和打造数字经济优势，而对制约产业链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技术颠覆性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从数字经济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这两个方面的创新投入对中国GDP增长的支撑效应来看，由于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对产业链的全球竞争优势具有整体决定性作用，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培育和发展有着更为广泛的催生作用和拉动作用，相反，数字经济则可能会强化单个企业平台的网络垄断效应，甚至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蕴含着难以忽略的“索罗悖论”效应，对比来看，这就会导致偏向于数字经济优势导向的创新投入，难以对GDP增长形成足够的支撑效应，而偏重于破除制约产业链安全发展和竞争优势提升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创新投入，则可以更为有效地促进中国GDP增长。

第四，中国R&D经费投入规模存在显著的地域不平衡性特征，突出表现在R&D经费投入规模集中少数东部发达省份地区，这就意味着中国尚未形成有效的国内创新链分工体系，同时，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创新投入并未促成基于国内统一大市场的产业链分工体系的形成，阻碍创新投入对中国GDP的支撑效应。可以观察到的基本事实是，中国R&D经费投入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这些东部少数发达省份地区。2010年至2020年期间，这五个省份地区R&D经费投入总和占全国的比重，由2010年的49.05%逐步上升到2020年的 50.37%，在2019年达到最大值51.06%，占据中国R&D经费投入的半壁江山。这就说明，虽然中国的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省份地区的R&D经费投入也呈现出逐步增长，但是，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这五个省份地区的R&D经费投入增速相对更快，在全国的领先优势和“马太效应”更加突出。从绝对差距看，2020年，东、中、西部地区R&D经费投入规模分别为16517亿元、4663亿元和3213亿元，与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的与中部、西部的R&D经费投入规模绝对值逐步扩大。这就导致了中国难以形成国内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发展的大循环体系，迫使中国难以充分利用自身快速扩张和升级换代的内需市场和统一大市场，来形成有效支撑经济增长的内生型动力机制。

第五，从中国政府在R&D经费投入角度来看，存在中央政府财政投入呈现缓慢增长态势以及投入规模相对不足的重大现象，并且，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逆周期调节思维和政策体系尚未形成。一方面，中央政府财政投入呈现缓慢增长态势。另一方面，全球新冠疫情事件对中国R&D经费投入中的政府支出造成了负面冲击效应。在全球新冠疫情冲击的2020年，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额比上年减少622.4亿元，下降5.8%。其中，中央财政科学技术支出额下降9.9%，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额下降3.2%。由此可见，中国各级政府并未形成利用加大创新研发投入的策略，来对冲外部事件带来的GDP下滑效应的逆经济周期调节思维，并未很好地发挥政府创新研发投入的“自动稳定器”功能。

第六，由于严重依赖国外研发设备和关键原材料进口，削弱了高等院校、政府所属科研机构乃至企业部门实施的基础研究以及应用研究投入对中国GDP的乘数效应和拉动效应。中国海关总署提供的数据显示，仅仅在2019年，中国在科研仪器这一项的进口投入就高达3380亿人民币，同年，中国的总进口额为20685亿，科研仪器的进口额已经占到中国总进口额的16%。客观事实是，中国从发达国家进口的科研仪器中，不仅仅包括各种高精度光学仪器以及各类半导体仪器，还必须进口大量与这些仪器配套的专业零部件，用来维持这些进口仪器的正常运行。因此，中国在科研仪器方面的实际进口额比重要远远高于16%，可能会达到20%左右。中国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各种科研仪器设备及其关键零配件和原材料，既容易受到“卡脖子”式问题的束缚，也会由于支付过高的购买价格而大幅度提高中国科研投入成本，降低中国企业创新研发投入能力和动力。更为重要的是，科研仪器设备及其相关的关键零配件和原材料，不仅仅是一国前沿和高端自主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更是一国的创新链和产业链能否具有独立自主功能的决定性因素。而且，中国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各种科研仪器设备及其关键零配件和原材料，会严重地降低创新投入对中国GDP增长的乘数效应，进而削弱创新投入对中国GDP增长的拉动效应。

第七，中国当前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的投资面临极大风险，一旦中国通过巨大投入形成了对重点产业链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形成了产品生产能力和市场优势，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就会采取技术和产品解禁的方式，通过低价市场倾销方式，彻底遏制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企业产的品销售空间、盈利机会和后续研发投入能力，进而从根本上削弱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从造成中国的政府和企业创新投入，难以对国内产业链形成有效的拉动作用，也难以对中国的GDP增长形成有效的支撑效应。当前中国正在实施的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战略所面临的外部最大风险，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的科技自立自强战略以及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实施的“抽梯子”式的威胁风险，其含义就是，一旦中国政府或企业通过巨额的前期研发投入实现了某个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就会遭遇掌握市场优势的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低价倾销式竞争压力，造成政府和企业的前期巨额研发投入难以通过市场销售获得补偿，抽掉中国企业通过创新研发活动来创造企业盈利能力的“梯子”，从根本上摧毁中国企业创新研发投入的内在动力。在这种困境之下，中国企业就逐步丧失了在“卡脖子”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方面的创新研发投入动力，进一步降低中国企业部门的创新投入对GDP的乘数效应，削弱创新投入对GDP增长的支撑效应。

4）十四五期间中国全面启动科技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支撑效应的具体途径与规模预测

针对中国已经全面进入高质量阶段的新发展格局而言，必须加快落实十四五期间“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的重大战略目标。这就意味着，必须研究的重大问题，科技创新投入投资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支撑十四五期间中国的GDP增长目标，从而保证2021年至2035年期间中国GDP规模再翻一番的既定发展战略目标。换而言之，在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投资动力相对不足，以及在“房子不是用来炒的，是用来住的”核心思想指引下，导致房地产部门投资动力下滑等诸多方面条件的多重约束前提下，如何通过激发中国全方位的创新投入动投资力，来弥补和抵消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化过程中形成的有效投资缺口，进而重塑和强化中国经济的内生型增长动力。

依据我们以上提出的理解创新投入对一国经济增长复杂影响效应的新理论框架，根据当前创新投入的内在结构性特征以及不同的承担主体，可以将科技创新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有效支撑作用及其具体规模，归纳为如下不同形式的具体途径：

首先，从总体层面的“科技经费投入→GDP增长”渠道来看，2020年中国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额为24393.1亿元，相比2019年的增速为10.2%。特别是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中国的R&D经费投入年均增长率为11.8%，增速高于美国（7.3%）、日本（0.7%）等科技强国。而中国2020年的R&D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4%，已从2016年的世界第16位提升到2020年的第12位，接近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然而，更需要看到的重要事实是，2020年美国的R&D经费投入约为51724亿元，而2020年中国的R&D经费投入规模总量仅为美国同期的54%。虽然中国的R&D经费投入规模已经稳居全球第二位，但是，在当前中国的科技创新面临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全面封锁和遏制的情形下，中国必须针对美国的科技创新全面封锁和遏制策略加快实施重点产业链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策略。因此，这就意味着在十四五末中国的R&D经费投入规模应该接近甚至超过美国的R&D经费投入规模。由此，我们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十四五期间，中国的R&D经费投入规模需要实施“倍增”计划，从2020年的24393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49000元左右，五年期间的R&D经费投入增加规模应为24500亿元左右。

其次，从“基础研究投入→GDP增长”渠道来看，2020年中国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为1467亿元，比上年增长9.8%，与全国R&D经费投入规模的比重为6.01%。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将全面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作为维持经济增长的核心基础。具体来看，加拿大联邦政府将2018财年基础研究经费预算猛增25%，被称为“亲科学”的预算。德国政府决定自2018年起除原有高校科研经费外，每年额外投入3.85亿欧元专门资助精英大学开展科学研究。韩国和俄罗斯近年均将40%以上的政府研发经费用于资助基础研究，韩国政府2019财年基础研究经费预算同比增长23%，俄罗斯最新出台的2030年科技发展规划提出，确保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不低于2015年的14.4%的水平。2020年 5月美国国会一项新法案提议未来5年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额外拨付1000亿美元，其中最大一部分资金用于资助若干大学技术中心在10个关键领域的基础研究。考虑到美国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与全国R&D经费投入规模的比重已经在15%以上，中国显然要在十四五期间快速且有质量保证地提高自己的基础研究投入规模，特别是要强化政府和企业在基础研究投入方面的主体地位。由此，我们也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按照十四五规划的既定目标，到十四五末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与全国R&D经费投入规模的比重要达到8%，如果按照中国的R&D经费投入增速保持在12.5%水平，十四五末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规模应该达到3518亿元。因此，在十四五期间，中国政府和企业要在基础研究投入方面积极实施“倍增”计划，从2020年的1467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518元左右，五年期间基础研究投入的增加规模应为2040亿元左右。依据美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规模，在2020年就达到了7759亿元，因此，中国要全方位应对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封锁和遏制策略，就必须尽快在基础研究投入方面先取得规模优势，再逐步取得质量优势。为此，在十五五末中国应该在基础研究投入规模方面必须实施追赶美国的发展计划，有必要尽快达到8000亿元左右的投入规模。对比来看，从“应用研究投入→GDP增长”渠道来看，2020年中国的应用研究经费2757亿元，增长10.4%。与此同时，试验发展经费20169亿元，增长10.2%。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所占比重分别为11.3%和82.7%。按照国际统计惯例，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可以统称为应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事实上，中国在应用研究投入方面存在难以忽略的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应用研究方面的投入相对不足，导致中国始终存在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转化方面的阻碍。因此，在十四五期间，一方面，中国要积极实施应用研究领域的“倍增”计划，将应用研究经费投入由2020年的22926亿元，提高到2025年的46000亿元，五年期间应用研究投入的增加规模应为23000亿元左右。另一方面，要主动调整应用研究投入结构，适当提高应用研究经费在总R&D经费支出中的比重，可由2020年的11.3%适度调整到2025年的25%左右。

最后，从“高等院校和政府所属科研机构R&D投入→GDP增长”渠道角度来看，2020年政府所属研究机构经费支出3408.8亿元，增长10.6%；高等学校经费支出1882.5亿元，增长4.8%。其中，政府所属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经费支出占全国R&D经费支出比重分别为14.0%和7.7%。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的基本判断是，一方面，在十四五期间中国的R&D经费投入规模迫切需要实施“倍增”计划的前提下，政府所属研究机构经费支出由2020年的3408.8亿元增加到2025年的6800亿元，同期，高等学校经费支出由2020年的1882.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3800亿元左右。因此，五年期间高等院校和政府所属科研机构R&D投入的增加规模，应该分别为3400亿元和1900亿元总左右。客观事实是，为了尽快促进中国全面进入全球创新型国家的领先行列，需要通过加大针对重点领域、前瞻性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另一方面，中国高等院校在全球领先的原始创新、前沿研究和基础研究能力方面的自主能力不足，实质上与政府财政投入的相对不足密切相关。因此，必须从顶层设计层面加大对中国顶级高等院校基础研究的各种形式资助力度，尤其要激励中国的高等院校顶级人才聚焦最为前沿的科学探索领域的研究工作。为此，在十四五期间可以适度增加针对一流高等院校或一流学科的原始创新、前沿研究和基础研究方面的财政资助力度，可以在十四五期间针对高等院校和政府所属科研机构实施瞄准原始创新、前沿研究和基础研究领域的重点资助计划，力争主要依靠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在十四五末促使高等院校和政府所属科研机构R&D投入的增加规模分别达到4500亿元和3000亿元总左右。对比来看，从“企业部门R&D投入→GDP增长”渠道角度来看，2020年中国企业部门的R&D经费支出为18673.8亿元，比上年增长10.4%。很显然，中国的企业部门已经是R&D经费投入的主体，2020年企业部门的R&D经费投入所占比重为76.6%。然而，中国企业部门既有的研发投入规模和结构模式，既与中国的科技自立自强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全面提升的内在需求不相匹配，也与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和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的内在需求不相匹配。由此，十四五期间，基于中国正在全面进入的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基本事实，企业部门的R&D经费投入规模仍然有相当大的提升潜力空间，有必要实施针对企业部门特别是高端制造业部门的研发投入有效增长计划的必要性。为此，我们预测，十四五期间企业部门的R&D经费投入增速为平均12%的情形下，到2025年末企业部门的R&D经费投入规模达到32909.62亿元，五年期间增长14240亿元左右。

综合以上的分析，在初步假定中国不同类型创新活动或不同形式创新主体的研发投入对GDP可能产生的异质性乘数效应，可以得出的初步判断是：一，从总体层面来看，在十四五期间，中国的总研发投入对GDP可能带来的增加值规模可能达到39200亿元，对十四五起期间的GDP拉动效应年均可以达到0.8个百分点；二，从基础研究角度来看，在十四五期间，中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对GDP可能带来的增加值规模可能达到2650-2990亿元，对十四五起期间的GDP拉动效应年均可以达到0.1个百分点；三，从应用研究角度来看，在十四五期间，中国的应用研究投入对GDP可能带来的增加值规模可能达到36800亿元，对十四五起期间的GDP拉动效应年均可以达到0.7个百分点。类似地，从高等院校及政府所属科研机构角度来看，在十四五期间，中国的高等院校及政府所属科研机构部门研究投入对GDP可能带来的增加值规模可能达到9750亿元，对十四五起期间的GDP拉动效应年均可以达到0.3个百分点。从企业角度来看，在十四五期间，中国的企业部门研究投入对GDP可能带来的增加值规模可能会达到24208亿元，对十四五起期间的GDP拉动效应年均可以达到0.5个百分点。

表1 十四五时期中国研发投入对GDP拉动效应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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