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本文转自5月7日长安街读书会。

改变传统的财政和信贷之间的配合方式，适度降低政策性利率，减少不匹配的“扭曲”。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货币政策要想真正浸润到微观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必须要纠正目前在货币政策上的一些‘扭曲’，这个‘扭曲’体现在利率上。”目前政策性利率在3%左右，国有企业的中长期贷款已经跌破1.8%，一些县级平台公司及民营企业融资的成本平均可能依然在6%~10%的区间，差距越大表示整个货币政策的扭曲性越厉害。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0.6万亿元，同比多增2.27万亿元；3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2.7%。

“M2很高，新增贷款基本上创了历史新高，但大量信贷流动性在金融体系打转，在政府、银行、国有企业三者之间进行简单循环。”。

为何产生这种现象？货币政策又应该如何改变此种局面？

“传统的思维是财政挖坑，货币放水。但财政挖坑挖到国有企业身上，因此我们看到大型企业、国有企业目前复苏很迅猛，但民营企业没有动静。”

解决民营企业信心不足的问题，应该分层处理、分层对应，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有的放矢的政策调整，改变传统的财政和信贷之间的配合方式，适度降低政策性利率，减少不匹配的“扭曲”。

一季度经济数据出现一系列冲突引起市场广泛关注。消费、投资、出口需求纷纷上扬，货币供应量很高，但物价水平仍在跌跌不休。

这是由于供给、需求不同步复苏造成的，但是不能解释为箫条。在疫后重启之后，复苏进入一个新阶段。第一个阶段复苏是社会的修复，但是没有过渡到利润的修复和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更没有过渡到资产负债表扩张阶段。新阶段有新特征、新逻辑，更需要新政策。

虽然物价水平没有进入到通缩阶段，但物价的环比和同比下降一定会导致利润修复受阻。对此，刘元春提出，阻止物价水平的下滑，需要在一些政策点上有一些新思考，而不是拘泥于传统的消费政策。比如，通过保障型住房使市民化的速度加快，同时释放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消费红利等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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