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本文刊于12月17日《21世纪经济报道》。

　　《21世纪》：中央经济会议指出，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您如何看待？

　　刘元春：2016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元年，我们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我们还要达成一系列最终目标，如优化资源配置、打造新动能、解决各种难点，朝着这些目标的工作才刚刚开始。2017年依然是改革攻坚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的进展将会主要表现在三方面：改革范围更广、改革层面更深、改革效果更扎实。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你怎么看？

　　刘元春：混改，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企改革的重要主体方向。不仅有利于提高国企的效率问题，也有利于有效地解决民营资本的准入门槛问题，为其提供准入机会。混改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在石油行业，中石油的销售环节进行了混改，但在更多的行业依然未见混改。因此，混改有成效，但还需要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混改还需要更多改革的配合，比如加强监管、所有制改革、政绩观改革、国有资本管理方式的改革，这些重要改革破题之后，混改也会取得实质性突破。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您如何看待明年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刘元春：可以说，这样的政策组合延续了好几年，这也是一种应对新常态的有效政策模式，明年也将会延续。应该说，明年延续这种政策组合有了合理的基础，2016年我国经济底部企稳，下行压力较大，2017年将主要是稳中求进，积极财政政策会为结构调整保驾护航，托举有效需求。不过，中国不光是应对简单的需求问题，而且考虑到债务，货币政策不能简单地实施积极或是收缩，而是要保持一种流动性相对稳定的中性状态。

　　明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与今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会有些不同，主要体现在度与方式。明年的赤字率扩大，财政收支的矛盾扩大；还有，人们都在期待降低宏观税赋能否落实，这又与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密切相关。

　　货币政策方式方法也会有所差异，主要是要配合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而不是单纯过度地稳投资与稳增长。货币政策的增幅会有所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会变化，治理“脱实向虚”需要结构性的货币投放。

　　《21世纪》：明年的稳投资与调结构应该怎样进行？如何应对保增长和转型之间的矛盾？

　　刘元春：明年的投资增速不会太大。目前，我国储蓄率依然较高，投资并不是问题，而最重要的是投什么领域？投资主体是什么？明年应该注重加大短板领域的投资力度，加大那些有利于打造新动能的领域的投资。稳投资、保增长与转型之间有一定矛盾，但也不是完全不能调和，如果稳投资的投资有了结构性导向（补短板、打造新动能），那么稳投资的工作就会与转型十分契合。

　　《21世纪》：2016年投资的效率急剧下降，特别是投资中的固定资本形成率下降得非常迅猛，资本产出率下降得更猛。2017年应该如何做？

　　刘元春：投资中的固定资本形成率下降，资本产出率下降，这都源于投资管理的问题，投资中的浪费现象严重，国企与地方政府的投资都需要更严格的监管；除了监管，还要更科学地评估投资领域的选择问题，有些投资对于GDP拉动的作用并不高，因此要通过科学的评估体系来选择投资领域；最后，投资领域的选择不能与新动能相脱节，投资要有利于打造新动能，补短板，这需要认真评估。比如“铁公基”这种与传统动能密切相关的投资，如果长期获得政府补贴，那么就不利于过剩产能的调整，那就不利于打造新动能。

　　《21世纪》：明年保持消费不仅仅需要我们的短期消费政策的发力，更需要我们在民生上、转移支付上要有大动作。您能具体谈谈这些“大动作”吗？

　　刘元春：2016年我国消费保持得不错，这与我国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有关，比如消费的两个重要亮点是汽车和公共服务，特别是汽车消费，这跟消费税、购置税的减免有很大的关系。明年我们要稳定消费增速与收入增速。2016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886元，同比名义增长8.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低于GDP6.7%的增速。如果收入增速长时间低于GDP增速，那么将会不利于消费。

　　因此，2017年还需要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做做文章，并推进转移支付改革，这将是一大改革重点。我们目前的民生短板太多，普通民众审慎性的储蓄过大，政府需要适度启用消费刺激政策，提振消费。

　　《21世纪》：明年经济发展中的风险都有哪些？

　　刘元春：首先是金融风险，一方面是债务率较高，另一方面是债务结构比较头疼。第二个是外部风险内在化，这里的外部风险主要包括美联储加息、英国脱欧的一些效应，还有世界金融市场的风险，这些外部风险可能会通过我国的人民币汇率、金融市场对我国经济产生一个叠加效应，值得关注。第三个风险在于大宗商品价格的结构性变化，这会令我们面临一种成本上扬而增长不够的处境。成本导致的价格上扬与需求导致的价格上扬，是很不同的，也将会导致短期应对政策的差异非常大。

　　《21世纪》：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稳增长需要哪些新思路？

　　刘元春：第一，要把握住底线，底线是可以动态调整的。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保就业其实就是保社会稳定。第二，要注意的，明年与过去的一个不同在于，明显风险可能较大，稳增长方面应该会做得较好，但是控风险能力可能会有所弱化。这方面需要注意。第三，以往我们说稳增长最先想到的就是稳投资，但是2017年可能应该变为稳投资与稳消费、稳外贸并行的模式；并且，以往稳投资主要依靠地方政府与国企，但以后应该要强调稳民间投资与地产投资，这是投资方面很重要的两块。

　　《21世纪》：明年哪些重要改革应该会取得突破？

　　刘元春：首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项重要的改革会在明年取得明显收效，可以预期，会取得一些“质”的变化，重大突破应该是会在降成本、控杠杆方面，这两方面应会有所斩获，也只有这两方面取得较大成效，去产能、去库存的工作才能进展更大。

　　第二，基础性改革将会有所破题。1，在控风险方面，会强化监管，金融体制改革将会进一步推进。2，在处理僵尸企业与过剩产能方面也将会有明显成效，这与国企改革紧密相关。3，很重要的一点，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相关利益结构也需要改变，因此，政府改革也将会有所变化、明显推进。（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