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02 作者: 刘元春
2024年是中国经济持续复苏、深度修复、动能提升的一年,同时也是风险持续释放和结构加速调整的一年。“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使得我们的工作重点会发生一些调整。”
受访者刘元春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本文转自12月31日经济学家圈。
2023年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随着全球经济的深度调整,2024年的中国经济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并指出,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一系列工作的部署下,经济预期能否抬升?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出台如何有力更有效?明年乃至更长时间中国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企业家们信心如何?
值此新旧交替之际,贝壳财经推出年度专题报道“看2024”,携手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学者和企业家,建言中国经济,助力中国经济复苏与繁荣。
2023年即将过去,2024年即将到来。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一系列工作的部署下,经济预期能否抬升?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出台如何有力更有效?明年乃至更长时间中国能否实现可持续的高增长?带着这些问题,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就此专访了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
刘元春认为,2024年是中国经济持续复苏、深度修复、动能提升的一年,同时也是风险持续释放和结构加速调整的一年。“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使得我们的工作重点会发生一些调整。”
预期提升不能仅靠短期政策,宏观政策着力点发生调整
贝壳财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偏积极”信号和即将采取的措施能否抬升经济预期?
刘元春:目前预期相对低迷与经济复苏的速度低于预期有关,所以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加大稳经济增长力度很重要。同时,预期提升不能仅靠短期政策,更重要的是靠中长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在新动能、新增长点的培育上,但新增长点、新动能的培育在于技术创新,在于产业升级,最终还是要靠深化改革。
对于预期的调整、管理,我们不能简单寄托于“一招鲜”,也不能简单寄托于短期内预期就能够大幅度暴涨。因为疫情的疤痕效应、房地产的深刻调整以及国际环境的恶化,不是经过一个季度、两个季度就能改变的,稳预期是一个多层次、多体系的制度安排产物。对此,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耐心。
明年也是谋划深度改革、全面改革的一年。此次会议专门提及要谋划进一步全面改革的方案,基于此,大家看到中国在持续推动经济动能的释放,这对市场信心的提升、对经济活力的促进、对预期的好转会带来很好的效果。
贝壳财经:与去年会议相比,中央将“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为重点工作的第一项,其中暗含哪些含义?
刘元春:我们所面临的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去年会议强调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经过这一年来稳增长政策的持续出台,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回升向好的基本态势,这使得宏观政策的着力点会发生一些调整,我们要从疫情之后的疤痕效应修复逐步转移到一个新发展格局上,转移到疫情前所做的关键战略布局上。
事实上,把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作为工作重点的前几项,并不是今年的新创,此前,2019年、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第一项“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也是对相关表述的体现。
2024年是持续复苏年,回归潜在增速未来可期
贝壳财经:对于明年中国经济发展,你有什么判断?
刘元春:毫无疑问,2024年是中国经济持续复苏、深度修复和动能提升的一年,同时也是风险持续释放和结构加速调整的一年。在今年复苏向好的局面下,虽然明年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很明确,但也面临一些不确定性。
第一个不确定性是外部环境的变化。比如,外部环境会不会随着巴以冲突的进一步扩展而发生变异?会不会受以美国为主体的“大选年”影响导致一些政治因素向经济领域蔓延?
第二个不确定性是房地产的深度调整和化债方案的效果。目前看来,房地产仍在持续探底、持续调整的过程中,该调整路径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此外,包括我们的化债方案是不是能够解决目前地方政府财政困难问题,也是要经过实践检验的。
因此,对于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判断,要从一个更加深入的结构性调整和风险持续释放的角度来把握,其中,经济政策的出台也要有一个相机决策、进行调控的过程。
贝壳财经:拉长时间来看,未来5年经济增长目标中国到底能否实现可持续的、较高速度的增长?
刘元春:目前从我们的制度基础,产业升级基础以及在一些新赛道、新技术的增长点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回归到潜在增速附近,达到5%左右的增长水平,在未来几年是可以预期的。
但我们需要为回归潜在增速及进一步提升中长期潜在增速上加大政策出台力度,其中,中长期实施的结构性改革,新动能的培育非常重要,而不是简单的在“逆周期”上做文章。
大水漫灌不适合解决中国问题,政策要保持连续性和持续性
贝壳财经:加大力度具体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怎么体现?
刘元春:今年会议提及积极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所谓加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财政赤字率的提升。从加力来讲,去年所定的3%的赤字率要提升到3%以上,但适度的寓意也很明确,我们不会采取强刺激,不会像美国采取“天上掉馅饼”的方式,所以,赤字率达到3.2%~3.4%的水平是比较适宜的。
二是专项债的发行规模及使用范围优化。比如,总量上是不是要从今年的3.8万亿水平向4万亿进行拓展,同时我们要在专项债的发行结构和使用方向上进行改革。
三是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调整和优化。
2023年的很多复苏与市场主体的预期有一定差距,由于地方债务的累积和土地财政的崩塌,导致地方财政的积极性定位有所踏空。所以,2024年积极财政定位的回归和全面落地是政策的一个焦点。
货币政策方面,强调稳健的定位实际上蕴含着一定程度的宽松操作。
首先,从货币供应速度、社融情况来看,此次提出“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而以往定调是“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事实上,由于目前中国的物价水平偏低,GDP平减指数和名义GDP增速都出现了较大幅度下滑,如果简单锚定名义GDP增速,可能会产生持续收缩效应。因此,从今年会议传递的信号来看,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应该会有1个百分点的提升。
其次,今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及,社会融资成本要下降。这意味着明年我们在利率政策和一些规费收入还有纠正扭曲上面要有所定位,降息、降费、降扭曲;同时,又要加大在关键项目、重点领域上的投放。
贝壳财经:适度加力在很多人看来还是偏保守,你怎么看?
刘元春:很多人老是希望大水漫灌,但这不适合中国所面临的一些宏观经济问题,特别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必须要保证财政空间的可持续性,因为未来我们不是一年、两年就能把结构进行全面升级,使得风险在短期得到很好管控。
所以,财政政策依然是要有保有压的,要根据具体情形来适度加力,而不是很多人期望的财政赤字率达到3.8%甚至更高,像美国一样通过强刺激来走出短期的增长乏力局面。
基于此,我们的政策定位不仅要逆周期管理,同时还要进行跨周期管理,这要求政策保持连续性和持续性。
房地产市场会逐步趋稳,市场出清会加速进行
贝壳财经:在房地产方面,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房地产领域进行了具体部署。事实上,近期关于房企融资利好政策频出,在此背景下,如何看待明年房地产市场走势?
刘元春:总体来讲,房地产在当前多个利好政策的作用下会逐步趋稳,同时,市场出清会加速进行,政策端力度也会呈现全面提升的态势。
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可以看到,围绕着房地产行业,一方面,我们逐步通过流动性管理和市场端需求的释放来稳定预期,形成首尾两端的新互动。比如,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市场稳定、风险缓解的政策举措,包括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流动性的管理、放松在房地产方面的管控从而释放需求端的潜力、加大对于保交楼的力度等。
另一方面,通过政府端的投资来缓解房地产市场端调整对宏观稳增长的压力。比如,“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三大工程”的推出将产生很好的投资效益和拉动效应,从而弥补房地产投资持续下滑的态势。预计随着“三大工程”的全面启动,明年房地产投资的同比增速可能会摆脱负增长状况,从而起到较好的稳定作用。
同题问答
贝壳财经:怎么看待明年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或风险,以及展望2024年你有怎样的预期?
刘元春:2024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依然是金融风险,尤其是房地产和中小金融机构所带来的风险,这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但是目前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明年相关风险的缓和管控应该会有一个明显成效。
2024年最大的愿望:我们需要在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升级上进一步加力,在谋划新一轮全面改革上要有实质性的推进。2024年将是中国产业升级、科技突破的关键年,相信中国经济在明年将呈现持续回升向好、整体回升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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