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历史来看，每一场经济大危机都会引起政府哲学的调整，会导致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出现一些系统的变化。

刘元春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理事，本文转自2022年4月26日新浪财经。

4月26日，第四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主论坛于线上播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出席并演讲。

刘元春在演讲中表示，在特殊时期，对政府的定位要有一个更为系统的思考。

从人类历史来看，每一场经济大危机都会引起政府哲学的调整，会导致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出现一些系统的变化。

市场实际上就像一个钟摆，会随着经济周期变化而变化，从自由主义向干预主义进行摇摆。一旦这个危机结束，经济哲学理念又会向政府干预这个方向来进行变化。

但从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陷入到长期停滞这种状态。我们对于政府的这些思考，对于市场功能的这种思考，与以往可能发生了很大的一种变化。

刘元春强调，这一轮政府哲学的这种转变，比上几轮的政府哲学定位的思考要更为深刻。

在全球经济危机和全球长期停滞出现之后，不是简单的在新古典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间进行简单的摇摆，而是对于传统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共识进行全面的否定，同时对应凯恩斯干预主义也提出了大量的挑战。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这个基本目标，基本工具和他的方向，进行了大量的创新，特别是超常规刺激政策的出台，货币政策的量宽，财政政策的赤字融资，资产购买，以及财政与货币搭配的高债务、低利率，甚至出现负存款利率的这样一些调整。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政府经济学的一些常规的工具来进行思考。

“那么目前，到底是重构新古典经济学，对于整个宏观经济学的一种基本理论？还是在凯恩斯主义的这种框架里面进行改良？还是进行宏观经济学的一些重构？实际上现在主流经济学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分歧和冲突。”他说。

二、在2020年疫情带来的这种大流行，大停滞，以及经济的超常规的深度下滑，引发了大家对政府功能进一步的重新认识。那么这个认识一是社交隔离所带来的这种社会管控，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由于疫情所带来的这种疫情救助和经济启动经济救助。

“因为目前疫情依然在蔓延，并且病毒还在进行变异，抗疫的模式也还在进行演化，同时大家也发生很多的争论，那么政府的功能定位以及政府如何发挥弥补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的一种新的体系？引发我们要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思考。”他说

刘元春指出，信息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爆发，带来对于政府与市场边界的理论思考。由于信息技术的出现，数字技术的出现，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导致传统的信息不对称性的问题有些被解决了，但是又会引发新的这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即使在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时代，信息不对称从根本上能不能解决？刘元春指出，信息技术的冲击一方面拓展了市场的这种边界，但同时也拓展了政府的一些边界。他并不像传统所想象的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地域性的消长，很可能呈现叠加性的一种模式。

刘元春举例称，比如说在监管领域，对平台的监管，主要是大量的政府监管。但最后发现，一个平台企业作为市场的一个主体，他在监管平台上的一些企业行为和行业规则具有天然的优势，同时也有内生激励。那么对平台上的这些企业的监管，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扩大它的范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平台企业又要发挥他的这种自制性的功能——平台监管，行业监管的这样一种功能。

“因此我们就会看到在监管领域里面，市场、社会组织与政府这三者之间的这种边界不是简单地漂移，而是在重叠中间相互融合。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在新技术下，相应的各种功能的实施模式和工具，的确发生了一些革命性的变化。”他说。

那么这些变化，我们返回到这个大时代，我们就会发现，目前对于政府功能的思考，需要有一个大转型。

刘元春强调，需要从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初的一些话语体系，向更广泛、更深刻的一些领域进行转变。这些转变是目前从政治哲学，从经济学、社会学这些领域里面，还有包括政治经济学这些领域里面着重来把握的几个点。“而不是简单的说一句，传统的市场失灵，推出政府看得见的手存在的理由。通过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他们之间的这种成本权衡，简单的来划定市场的这种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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