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元春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本文转自7月9日长安街读书会。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进行再调整，要纠正当前存在的利率扭曲，要使财政政策回归到积极财政政策的定位，疫后经济复苏所面临的问题需要准确研判和定位。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货币政策上，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结构性政策上，这种判断是极其错误的。”刘元春说。他以政策利率下降100个基点(bp)为例做测算，以此预估能为全社会节省的资金成本约为3.1万亿元。对比来看，今年1-5月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1.78万亿元，同期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不足2.6万亿元。由此，降息仍然能给实体经济带来有效帮助。

目前民营企业贷款利率依然维持在5%左右水平，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超过4%，剔除掉物价因素，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为8%左右，利息支付占GDP比重太高。因此对于中国的现状，千万不要套用凯恩斯的流动偏好陷阱，克鲁格曼的安全资产陷阱，以及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衰退陷阱等。

必须要高度关注目前货币市场、信贷市场上的利率扭曲。目前结构性货币政策更多体现在产业政策上，然而定向滴灌并没有产生更迭效应。在这种政策调控下，只调结构性数量，没有进行总量的全面宽松，更没有在价格机制上尤其是名义政策利率上进行调整，结果带来的是利率扭曲。具体表现在，虽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3.55%，但民营企业总体融资成本依然维持到5-6%的水平，民间融资的利率依然高于20%。在解除利率扭曲的基础上，相对较大幅度降低利率，是解决目前经济循环不畅，成本高企的重要法宝。

对于财政政策，体制机制问题导致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够积极是今年上半年增长复苏与很多市场主体预期有一定的差距的主要来源。由于目前地方政府财力基础全面削弱，导致地方财政支出特别是广义政府支出是负增长。1-5月份整个政府广义支出同比仅增长0.7%左右，这比过去几年常态状态下财政支出增速都要低，当然难以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来实现扩大内需。

财政政策必须回到今年两会定的总体财政支出特别是广义财政支出能够回归到7%左右的增长幅度，这是共识。具体做法方面，是必须要使积极的财政政策回归到积极财政政策的定位，要通过中央政府进一步扩大债务规模，来加强地方政府相应的扩张能力，使积极财政政策恢复到原有的定位，而不是进一步扩张。货币政策在总量上进行相应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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