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元春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本文转自8月19日北京日报。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在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时，首先要明确当前经济复苏所面临的问题到底是以周期性问题为主，以结构性问题为主，还是以体制性问题为主。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找好定位，只是简单地进行讨论，宏观政策可能会出现一些偏误。

需求不足与产能过剩性质大不相同

前一段时间，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的观点引起了市场很大的反响。他认为，目前80%的问题是周期性的，是由于资产负债表的衰退所引发的；只有20%的问题是结构性的。因此，简单的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政策都是无效的，只有持续扩大财政政策，才能有效克服当前的问题。如果我们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的确是周期性的，全力启动逆周期政策来对冲一些指标的下滑，包括失业、物价水平和内需不足的问题等，就十分必要了。但如果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周期性的，而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恶性循环，那么，措施不当就可能导致动态失衡问题愈演愈烈。因此，如果不能很好地判断是周期性问题还是结构性问题，一定会在宏观政策的总体定位和实施力度上产生一些偏误。

2014年，国家启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希望实现产业升级中供求的动态平衡。三年疫情对供需两端产生了全面的冲击，导致我们难以判断当前面临的是需求端的问题还是供给端的问题，是短期疫情冲击的需求不足问题，还是传统的地方政府“锦标赛”所带来的重复建设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中国作为世界的生产工厂，全球供给的核心焦点，构建的基础是中国特色体系，尤其是在财政分权体系下，地方政府在政绩工程的推动中可能出现产能叠加。因此，不仅要考虑周期问题，还要考虑动态平衡中的结构性问题，更要考虑当期风险与未来风险的平衡问题。需求不足与产能过剩虽然是经济下滑问题的两个方面，但是参照系和形成原因是不一致的。供给能力可能高于潜在水平，也可能低于潜在水平，需求水平也是如此。以潜在水平为参照点，可以将经济萧条区分为产能过剩主导的萧条和需求不足主导的萧条，采取的治理模式分别为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如果用扩大投资来解决产能过剩型萧条一定会导致动态失衡加剧的结果。

当下的经济增长面临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疤痕效应带来的消费修复和复苏的问题，也有供给端修复更快带来的供求不平衡的问题，更有体制问题带来的传统产能过剩的问题。所以，不能单纯依赖一种药方包治百病，而是要分类施策，对症下药。既有以消费修复和消费扩张为主的逆周期政策，也有加速产业升级的供给侧结构性政策，更有改革导向的体制性调整。

宏观经济政策在逆周期里定位不足是底线管理重点考虑的问题

在目前有效需求不足、物价水平下滑的状况下，大家期待需求端的扩大内需政策全面放量。但今年上半年的消费复苏可能与很多经营主体的预期有一定差距，这主要是由于受到机制体制问题的影响，财政政策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目前地方政府的财力基础全面削弱，导致地方财政支出特别是广义政府支出负增长。

同时，稳健的货币政策也不够稳健。这一点体现在结构性宽松上，表现为对于国有企业，以及一些小微企业的定向宽松出现了强烈的扭曲。尽管货币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宽松，但是由于定向滴灌没有产生传递效应，没有通过对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的信贷向中小企业和传统企业进行全面贯通。因此，在这种政策调控下，只有结构性数量的宽松，并没有总量上的全面宽松，更没有在价格机制，尤其是名义政策利率上进行调整，结果导致了利率扭曲。从动态平衡的角度来讲，目前稳健的货币政策过度倾向于结构性政策和产业政策，可能会出现一些政策偏误。

很多人认为货币政策，尤其是总量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辜朝明也提出，现在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政策上，这种判断是极其错误的。无论是凯恩斯的流动偏好陷阱，克鲁格曼的安全资产陷阱，还是辜朝明所讲的资产负债衰退陷阱，其所提到的货币政策无效，主要是指当名义利率下降到零之后，货币政策的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

需要从更高的层面来思考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以及各种工具之间的协调

第一，面对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我们不能直接套用流动偏好陷阱、安全资产陷阱等西方理论。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实施超级量宽，因此目前货币政策是比较有效的。当前，货币政策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重新调整对宏观经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认识。一方面，要认识到当前的周期性问题比较严重；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周期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如果控制不好扩内需的政策，可能会演化成为产能的扩大，产生动态失衡的问题。因此，目前的政策在锚定周期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上要有一个平衡，一方面要保持战略定力，另一方面要通过保持战略定力实现产业升级，更重要的是要防止恶性循环的产生。

第二，货币政策在锚定各种目标的同时，要有一个回归。结构性货币政策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反而会产生价格和市场的扭曲。因此，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目前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上的扭曲，解除扭曲是畅通循环的关键。

第三，中国当前的货币政策效率依然很高，在解除扭曲的基础上相对大幅地降低利率，是解决目前循环不畅、成本高企的重要法宝。

第四，必须使财政政策回归到积极的定位上来。货币政策也可以进行相应的配合，但需要高度重视传统的财政挖坑、货币放水模式所产生的结构性扭曲问题。需要从更高的层面来思考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以及各种工具之间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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