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刘元春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本文刊于2022年6月30日大公报。

图：去年12月8日，刘元春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高端论坛暨第20届WTO与中国学术年会上发言。

香港特区新一届政府即将就任。中国经济智囊、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教授在接受大公报独家专访时表示，他关注到在候任特首李家超政纲中体现出有为进取和惠及民生的特点，期待新一届特区班子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翻开新的一页。刘元春建言，特区政府可借鉴内地成功经验，出台更积极的顶层政策，依据现代技术和产业发展的趋势，全面拓宽产业结构，特别是要使数字技术和数字治理能够全面赋能香港的传统优势产业，以香港作为创科研发基地，结合内地生产制造优势，形成跨越大湾区产业链；同时配套制定香港自己的五年规划，抓住国家发展时代机遇。

改革开放是中国基本国策，是应对风险挑战的法宝和底气。香港未来应如何发扬“狮子山”精神，闯出自己改革开放的道路，使香港经济社会焕发生机？刘元春从“改革”与“开放”两个关键字说起：“这是两项不同的驱动发展的原动力，对于推动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缺一不可。如果说开放是带有被动色彩的接受与包容，改革则是带有强劲自驱力的开拓与进取。”

小政府不意味着弱政府

刘元春说，香港连年来被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开放是香港的优势，但常年来奉行的“小政府”管制思维令香港的改革进取精神不足。“小政府”不意味着“弱政府”，借鉴内地经验，发扬奋斗的“狮子山精神”，未来香港的经济政策应更加主动作为。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应发挥特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对产业发展的引导作用，出台更积极的顶层政策，逐渐扭转经济结构失衡的局面。一方面要充分发挥香港自由经济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优势，另一方面特区政府要积极应对市场失灵的局面。以往特区政府的注意力更多在产业政策上，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多，对新经济形态、新业态的政策引领力不足，未来需要不断调整宏观政策，在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中寻求平衡。这不仅是治理的技术，更是艺术。

二是不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以适应和满足发展经济要求。特首在2021施政报告中提出重组政府架构，调整及重组部分部门的职能，这是很好的气象。改革开放以来，内地持续推进8轮政府机构改革，使行政力量可以及时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未来特区政府应将政府机构改革常态化，定期推进政府职能和行政体系的改革，注重构建现代化行政机制架构、提升治理能力，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有效监管与服务的积极力量。

三是推进试点经验。香港虽然是一级政府的城市型经济体，地理面积较小，但香港18个行政分区依然可以发挥地区能动性，推进区域试点改革。特别是社会治理方面，香港各区之间在居住人口、教育背景、从事职业等差异较大。在社会治理上，香港以往更多依靠自发秩序、社会组织、志愿力量等社会力量，未来可发挥政府的引导决策，政策性鼓励分区探索社会治理模式，营造和谐有序有爱的社会氛围。

刘元春认为，香港“大市场、小政府”的管制思维很大程度上受到之前政治体制、行政文化的影响。中央推进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理顺了香港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关系，落实“爱国者治港”，是香港重振行政执行力、政治执行力的良好契机和重要制度保障。他强调，特别要注意的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不仅只是被动、跟随性的在国家整体及区域规划中寻找机会，同时应主动使香港的发展节奏与国家保持一致，配套制定香港自己的五年规划，这更有助于香港在抓住国家发展时代机遇的同时，积极有为系统推进自身发展。

产业结构多元 赋能数字技术

在回答大公报记者“香港特区政府新一届班子将上任，希望您在经济方面的施政提出建议”提问时，刘元春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首先，依据现代技术和产业发展的趋势，全面拓宽产业结构。香港经济放缓，一直以来，香港产业结构较为单一，新行政长官需要提升产业结构的多元化程度，通过完善产业结构，提升香港经济的抗冲击能力，拓宽就业领域，带动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特别是要前瞻性按照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等发展的要求，全面加大新基础设施的建设，使数字技术和数字治理能够全面赋能香港的传统优势产业。

其次，增加土地供应，盘活要素流动。降低房价是香港城市全面重构的前提。一是它可以降低生活成本，吸引更多的人才；二是可以全面降低城市租金，降低产业成本，全面挤出房地产泡沫，解决产业空心化等核心问题；三是它可以防止过度对低收入人群进行间接征税，房价的上涨将过度降低低收入人群的购买能力。香港现阶段更大的民生压力在于收入差距大，居民收入实际购买力增速放缓。土地供应一直是香港短板，本港供应有限，北部都会区和明日大屿计划有助于释放本港土地，科技研发的产业重心可考虑往北部建立和迁移，制造更多本区域就业，提升香港北部整体发展，缓解就业集中于维港两侧的钟摆效应。同时应发挥港珠澳大桥等湾区范围基础设施优势，提升同城化程度，持续提升一小时生活圈便利度，鼓励港人到湾区置业，扩大生活半径。

形成跨越大湾区产业链

第三，拓展就业新模态，在提供就业中解决年轻人发展问题。香港年轻人向上流动机会小，会引发深层矛盾和怨气，应多措并举鼓励更多香港年轻人到湾区内地城市创业就业，同时发挥这些年轻人对香港情况比较熟悉的自身优势，一方面深挖香港的创科研发优势，以香港作为研发基地；另一方面发挥内地总部经济政策、生产制造优势，强强联合，形成跨越大湾区的产业链。

第四，完善再分配制度。香港税率较低，是全球税务天堂，这既是香港的优势，同时也是“小政府”提升再分配的最大劣势。香港再分配制度不够完善，以及住房、社会福利等基本的民生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年轻人向上的社会流动性受阻，深层矛盾不断积累。

刘元春认为，香港“大市场、小政府”的管制思维很大程度上受到之前政治体制、行政文化的影响。中央推进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理顺了香港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关系，落实“爱国者治港”，是香港重振行政执行力、政治执行力的良好契机和重要制度保障。

经济惠民 要让市民享受发展红利

图：香港创科署“创新科技嘉年华2021”参展队伍展示应用于视障人士的传感器融合技术设备。\中新社

在分析香港经济惠民政策时，刘元春说，以往特区政府的经济惠民政策较为单一，多通过“派糖”的方式回馈市民，但这是一种短效且难以持续的政策。经济惠民不一定是直接分发普惠性经济福利。经济惠民是要让市民享受到经济发展的红利。

“前些年，香港的经济发展没有及时反哺市民，反而令租金普涨、地价攀升，许多承载这香港记忆的老店被迫结业，同时人们并未感知的生活水准显着提升，激化了社会不满和矛盾。未来要吸取经验教训。”刘元春认为，经济政策惠民最具获得感的领域是福利、教育、就业和住房，而从这些领域入手可切实增强香港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第一，将经济发展的红利及时转化为福利惠民政策。比如，改善贫困、安老康复、公立医疗、妇女儿童事务等福利领域，让市民有获得感。

第二，促进人才要素在更广的空间流动。对于年轻人，香港高校的毛入学率(实际入学人数除以有能力入学人数)并不高，可在大湾区积极推进香港与内地合作联办高等教育项目，为香港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升学机会，让香港年轻人在就学期间就能有机会沉浸式了解国家，与内地的年轻人学习交流，增加毕业后就在内地就业的几率。同时，以发展科创产业带动就业，在本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对于专业人士，抓住大湾区机会，持续推动内地与香港专业人士职业资质的两地互认，简化执业审批程式，支持香港专业人士获取内地专业资格，通过直接注册执业、备案执业等方式扩大注册执业范围。此外，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反哺再就业训练计划，同时鼓励更多社会企业吸纳特殊人士就业。

第三，加快增加土地要素供给，改善居住环境。现阶段，香港已建面积约占土地总面积的1/5，且主要集中在维港两岸。未来经加快土地供给，改善居住条件，特别是切实提升公屋的人均居住面积，提升市民幸福感。

重塑行政文化 激发公仆主人翁意识

在评价李家超政纲提出的“推动特区政府设立成效指标”，刘元春表示，这属于根据既定目标对政府绩效的全面考核，将有效促进政府积极施政。不同于特区政府惯常使用的时间性指标，成效指标关注完成效果与绩效评价，这需要对工作任务进行阶段性细化。

特区政府已发布的《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规划远景与策略》是制定成效指标的基础。可根据这一远景规划，以五年为期制定阶段性规划。

刘元春强调，特别要注意的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不仅只是被动、跟随性的在国家整体及区域规划中寻找机会，同时应主动使香港的发展节奏与国家保持一致，配套制定香港自己的五年规划，这更有助于香港在抓住国家发展时代机遇的同时，积极有为系统推进自身发展。

“对于成效指标体系的设计和建立，每阶段要有明确的发展预期和完成计划，能够量化的可指定清晰的量化指标，不易于量化的要明确引导方向和发展程度。同时应建立完整的绩效考核体系，配套建设部门及公职人员的正负向激励机制，确保成效指标落稳落实。”他说。

刘元春指出，特区政府要积极推进重塑行政文化。长期以来，香港行政文化中有较强的“打工人”心态，被动的“打好这份工”也是行政体制渐趋僵化保守的原因之一，这并非特区政府提升管治能力所应宣导的行政文化。“爱国者治港”的理念与原则应成为特区政府公职人员的整体理念和精神，激发主人翁意识，积极的行政文化是启动行政力量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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