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本文转载自2023年4月19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4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4.5%，超出市场预期，尤其是一些分项数据，如出口、消费和房地产销售等，展现出较强活力。另一方面，CPI和PPI等价格指标偏低，16-24岁青年人失业率仍然偏高。不同数据之间展现出的矛盾性，让市场对当前我国经济真实温度的判断产生较大分歧。

如何评价我国一季度经济表现？经济复苏到了什么阶段？如何评估经济复苏的持续性？消费、出口和房地产后劲如何？结构性就业压力何解？宏观经济政策下一步如何发力？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就上述问题接受了CF40研究部的访谈。

刘元春认为，一季度经济表现整体好于预期，但供需之间复苏不同步，结构性特征明显。这种结构性分化和复苏的不同步，在短期来讲是正常的也是可接受的。但对宏观经济政策而言，一定要高度重视供求双方复苏不同步所带来的内生性收缩性效应，进一步加大扩内需的力度，提高政策前置水平，使得中国经济从疫后复苏的第一阶段——社会秩序常态化和交易常态化阶段，快速进入到第二阶段——利润修复和资产负债表修复阶段。

具体而言，财政政策在节奏和力度上可以适度加强，尤其是中央财政要发力。财政支持民营企业和保政府基层运转都应该有新的思路。

对民营企业而言，三年疫情对企业的冲击仍处在持续释放阶段，市场主体可能都面临瓶颈，从疫情重启阶段到全面恢复阶段，需要再调整和再定位的过程。在这个节点上，加大财政扶持力度非常重要，特别是要对中小企业进行补贴，而不只是减税降费。

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要有高度的战略性的认识，思考是否需要像2014年那样进行新一轮的新老划断，以及是否需要在支持地方基层运转方面进一步加大财政转移力度。

对于青年人就业，需要有一些针对性措施。建议建立专门的大学生就业基金，专门构建一些新的适合大学生的以工代赈项目，推动中高端制造业就业环境进一步改善，增加岗位与大学生就业目标和预期的匹配性等。

以下为访谈实录。

1、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GDP同比增长4.5%，分项数据则有强有弱。您如何评价中国一季度经济复苏的总体情况？

刘元春：一季度经济恢复整体比市场预期要好。原因在于：

第一，疫情政策实施“乙类乙管”以来，我国社会秩序和交易秩序的恢复比欧美和东南亚都快，为经济增长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第二，在大家对外部环境和房地产整体不乐观的情况下，一季度出口表现和房地产市场恢复情况明显超预期。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货物出口56484亿元，同比增长8.4%；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5.8%，降幅较上年末收窄近一半；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2994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8%，降幅进一步收窄，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回正，同比增长1.4%；商品房销售额30545亿元，增长4.1%，其中住宅销售额增长7.1%。

第三，地方政府开年全力“拼经济”、争取“开门红”，换届效应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

但是，复苏本身不是整齐划一的，存在结构性特征。比如供给端复苏快于需求端复苏，服务类复苏快于第二产业复苏，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复苏明显快于民营企业复苏，大中型企业复苏快于中小企业复苏。

扩张性政策下的经济复苏存在不断渗透和传递的过程。这种结构性分化和复苏的不同步，在短期来讲是正常的也是可接受的。

2、一季度，CPI同比上涨1.3%，PPI同比下降1.6%。近段时间，由于价格指标表现偏弱，市场出现了较多对通缩的讨论。您对此怎么看？您对二季度以及全年我国通胀表现有何预期？

刘元春：第一，CPI和PPI价格走低并不代表就是通缩，这首先就要从概念上明确。

第二，当前价格走低确实表明存在供求不平衡现象，但这种不平衡并不体现为需求收缩，而是供给复苏快于需求复苏，原因在于扩张性政策存在一定的时滞，特别是扩内需政策还有较为强烈的时滞。

第三，CPI价格回落主要来源于食品端价格回落和能源价格的波动，而3月核心CPI同比增长0.7%，增幅实际上较1-2月呈现低位回升而非下降，核心CPI才是衡量宏观供求状况的核心指标。

第四，PPI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和基数效应有密切关系。最为明显的就是去年俄乌冲突导致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暴涨，但近期石油价格则明显回升，这使得PPI的表现有明显的输入性特征。

总的来说，当前价格指标的下降具有季节性、输入性、临时性的特征。

展望二季度，随着猪肉等食品价格见底和能源价格的调整，我们认为在内需扩张带动下，供需将逐渐实现平衡，价格会走出目前这种相对低迷的状态。

从全年来看，预计核心CPI能够从目前的0.7%回升到1.0%左右，总体物价水平可能从一季度的1.3%回升至并稳定在1.5%-2%的区间。

需要说明的是，全年物价回升的趋势是确定的，但回升幅度还面临较强不确定性，包括食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地缘政治波动也可能使大宗商品价格变动等。

3、您如何评估后续我国经济复苏的持续性？您对二季度和全年经济增速有何展望？

刘元春：总体上是审慎乐观的。基数效应就决定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回升是没有问题的，二季度经济同比增长速度很可能较一季度有较大幅度的跳跃性变化。

全年来看，趋势性复苏很明确，但其中可能存在很多波动和反复，复苏过程可能比较复杂。一个重要原因是从疫情重启效应向常态化的资产负债表修复再到资产负债表扩张还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如何发展，取决于政府财力和政策可持续性。

目前来看，中国宏观政策空间仍然非常充分，但地方政府存在显著分化，债务问题制约了部分地方政策进一步扩张的能力。另外，房地产业风险如何进一步化解？更重要的是外部环境，虽然一季度外需呈现逆市上扬的状态，但是从全球经济来看，未来全球经济会否出现二次探底还存在不确定性。

4、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8%。您认为，与疫情前相比，当前消费恢复到了何种程度？从上半年乃至全年来看，消费反弹力度会有多大？

刘元春：如果将疫后中国经济复苏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社会秩序与交易修复阶段、利润与资产负债表修复阶段、常态化扩张阶段，可以说目前消费已经恢复到第一个阶段，即疫情政策优化导致社会秩序和交易秩序开始常态化。疫后重启效应主要体现在出行和餐饮消费上，但是耐用品尤其是与房地产相关的耐用品消费恢复，以及服务消费的恢复都还要经历一个过程。

从全年来看，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消费的恢复一定要建立在收入增长的基础上，消费的扩张一定要建立在居民资产负债表明显改善的基础上。这方面还需要消费政策进一步发力，寻找到更好的消费场景。

政策方面，首先可以加大对居住类消费的扶持力度，尤其是对居民装修需求的支持，这可以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当前中国居民正处于第二轮住房装修换代周期（装修周期12年一轮，从1998年房改至今已有24年，即将开启第二轮更新换代），大量家庭装修时间已经超过12年，甚至更长，通过装修补贴可带来明显的消费改善。➡️详情

第二，必须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补贴。目前看来，疫情冲击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第三，要进一步评估和研究推动汽车等耐用消费的政策着力点是什么。

5、投资方面，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1%，但民间投资仅增长0.6%，不及去年全年同比0.9%的增速。您如何看待民间投资现状？如何增强民间投资增长后劲？

刘元春：民间投资取决于民营企业整体经营状况和对中长期内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情况的预期。一季度民间投资没有得到很好的重启，主要原因在于，虽然交易有一定的恢复，但大量民营企业依然处于盈利低迷的阶段，企业资产负债表尚未得到根本性恢复，民营企业投资预期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冲击仍处在释放过程中。

经历三年疫情冲击后，市场主体可能都正处在一个瓶颈状态，从疫情重启阶段到全面恢复阶段，面临再调整和再定位过程。民营企业经营的全面启动，需要有逐步的推动力。目前大家看到社会秩序正常了，人民的经济循环重启，但这种循环还处在较低水平，现有业务还不足以让很多企业恢复常态，不足以快速弥补企业过去的亏损和当下的资金紧缺情况。这个节点上，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要对中小企业进行补贴，而不是简单的减税降费。

目前大量的扩张性政策主要集中在政府主导的项目和投资上，而这些项目和投资的主要实施主体是国有企业，从国有企业传递到民营企业有较强时滞。加强宏观政策对民营企业的扶持，需要有新的思路。政策上要改变过去“财政挖坑，货币放水”的简单方式。

在增强民间投资增长后劲方面，可能需要一些更直接的措施。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对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全面重启的扶持；另一方面，对于目前企业融资成本分化问题也要高度重视。具体而言：

第一，进一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减税降费。国常会此前已经明确，延续和优化实施部分阶段性税费优惠政策，将减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部分所得税政策、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延续实施至2024年底。

第二，推出专门的促进政策支持接触性服务业的复苏。服务业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对稳就业尤其重要。目前来看，一些必要的服务业活动有所恢复，但是一些精神层面、娱乐层面的服务业恢复有待进一步加强，这方面可能需要国家有专项的启动资金来支持。

第三，对于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要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现在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偏低，导致一些国有企业进行利差套利，这些现象不利于民营企业复苏。

第四，民营企业预期刚刚有所扭转，需要进一步巩固。要为民营企业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和企业战略布局提供各种便利。这方面，可以在一些绿色投资案例、制度体系进一步优化等方面有进一步举措。

此外，当前财政发力仍然受到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掣肘。可以看到，不同区域复苏出现明显分化，这与地方财政状况密切关联，也就是说，虽然大家积极性都很高，但一些地方受制于历史包袱，虽然规划较多，但实际效果可能并不充分。这需要我们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有高度的战略性的认识，思考是否需要像2014年那样进行新一轮的新老划断，以及是否需要在支持地方基层运转方面进一步加大财政转移力度。

2020年，为保基层运转，我国专门发行了特别国债。目前来看，特别国债只是保持了2020年基层运转的相对稳定，但没有从机制体制层面形成保基层运转的保障体系。今年感受到了一些反差，地方政府积极性很高，但是扩张能力不足，从而导致一季度特别是3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了相对回还的状态，环比呈现负增长。根据统计局数据，1-3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07282亿元，同比增长5.1%，1-2月份这一数据为同比增长5.5%。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保障基层运转以及地方财政相对有效扩张的支持，也要有新的思路。

6、就业方面，当前16-24岁青年人失业率仍高达19.6%。如何分析青年人失业率持续高企的原因、影响和其应对？

刘元春：3月以来，大量毕业生开始全面进入就业市场，16-24岁青年群体的失业率较上月明显反弹。究其原因，既要看到过去几年稳岗稳就业措施的滞后效应，也要看到新增就业供给出现了全面扩大，而需求在前几年有所透支，两种力量加总，使得今年就业压力比以往更大。

我们建议建立专门的大学生就业基金，专门构建一些新的适合大学生的以工代赈项目。因为传统的以工代赈主要针对农民工就业，但是现在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凸显，所以这方面需要有一些特别的举措。

除此之外，加速劳动力密集行业的复苏，推动中高端制造业就业环境进一步改善，增加岗位与大学生就业目标和预期的匹配性，这些可能都要重点关注。

青年失业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是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目前也可以看到，4月14日召开的国常会研究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显示已经将其纳入工作重点。国务院各部门也已经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相应部署。

7、房地产方面，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5.8%，降幅明显收窄，销售数据回正，不过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仍同比下降9%。您怎么评价房地产市场的恢复进展？您认为后续房地产市场持续恢复的动能如何？

刘元春：房地产业的复苏有其先后顺序，首先是销售复苏，然后是资金改善，再到投资复苏。目前来看，销售数据出现了超预期的回暖。虽然投资数据也明显回转，但销售数据表现更强。另一方面应该看到，一季度房屋新开工面积24121万平方米，同比仍然下降19.2%，土地拍卖等数据也还处在相对低迷的状态。这些情况表明，房地产行业的整体复苏可能会比较漫长。

一季度房地产销售数据明显改善，主要原因还是过去三年积累的刚需在当前集中释放。未来，预计房地产业总体上将呈现陆续复苏的过程，在经历一季度销售增长好转后，二季度经过一些调整和改革，房地产投资和土地市场可能明显恢复。但下一阶段也不排除出现回调和波动的可能。

一方面，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同比仍然负增长9%，表明房企的资产负债表改善还没有提上日程，下一阶段房地产企业出现一些债务问题可能是很正常的，这种资金爆雷事件可能对行业复苏预期产生一些影响，所以房地产业下一步常态化复苏可能还会面临一些外部冲击。

另一方面，由于整个房地产业运行的基础参数和盈利模式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很难按照过去复苏的路径回到老路上去。随着新阶段的到来，头部房企和整个行业的重构可能需要较长时间，下半年房地产复苏形势可能是很复杂的。

8、站在当前时点，要促进经济稳步恢复至正常增长轨道，请您简单总结一下，您对下一步货币和财政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议？

刘元春：一定要高度重视供求双方复苏不同步所带来的内生性收缩性效应，必须进一步加大扩大内需的政策力度，提高政策适度前置的水平，使得中国经济从疫后复苏的第一阶段——社会秩序常态化和交易常态化阶段，能够快速在扩内需的基础上进入到第二阶段——利润修复和资产负债表修复阶段。我认为这应该是当前宏观政策的重点。

另外一个政策重点是风险防控。随着市场环境常态化，原来在疫情期间被掩盖的深层次风险可能会显露出来，这也需要我们高度关注。

至于当前对货币政策的一些讨论，我认为目前货币政策已经具有很强的宽松性，不宜再持续加大宽松力度，但财政政策在节奏和力度上可以适度加大，尤其是中央财政要发力。同时，还应相信中国经济复苏的基础是很好的，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要保持一定的战略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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