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元春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本文转自3月5日北京日报。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深度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同时，不断提升国内供给质量水平，着力释放国内市场需求，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在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是促进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决策。

扩大内需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

扩大国内需求，形成投资和消费的良性互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受到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国际能源价格上涨、欧美国家通货膨胀、逆全球化加深等因素的影响，外部环境的不可控性增加，世界市场需求下降，经济发展应该从过去的主要依赖外需转为扩大内需，将扩大国内需求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保障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通过“减税降费”等措施刺激国内投资需求的效用正在降低，经济下行周期市场主体的决策趋于保守，致力于减少债务、增加存款，而不会将新增利润用于扩大生产和增加就业岗位。应当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统筹好供给和需求、消费和投资，增加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良性循环。

扩大国内需求以达到供求平衡是经济真正持久增长的拉动力量。供给不会独立于需求而存在，需求亦不会抛开供给而独自发挥作用。在20世纪初，凯恩斯提出以需求管理为主要特征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当有效需求中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个变量互为因果的逻辑关系出现无序性，从而出现非均衡，导致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政府政策等应发挥积极作用，以扩大内需，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改变有效需求不足。

扩大国内需求才能更好推进高质量发展，才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扩大国内需求的重点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是学界对宏观经济核心问题的共识。推动国内消费需求总量的增加与层次的提升，才能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新科学技术的运用提供市场，为产业结构升级、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内生动力，更好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实现发展动能的转化。在扩大国内投资需求方面，在经济下行周期更要发挥国有企业的投资带动作用。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重大科学研究方面，要进行前瞻性投资，推进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财政和货币政策要同向发力，引导支持社会资本进入新兴产业，减少生产过剩部门的投资，增加新产业的投资，促进新业态的培育，扩大有效供给，适应我国居民部门消费结构升级进程加快的趋势。在外部环境明显变化的当下，畅通国内大循环，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在战略上尤其显得重要。

在优先恢复和扩大消费的前提下，实施与消费相融的投资

在有限的政策扩张空间里，有限的财力很难保证投资和消费实现更大规模的同时扩张，很难在结构上协调投资与消费在财政分配上的冲突和在动态平衡上的冲突。考虑到消费与投资资金的分配问题，就要求我们在优先恢复和扩大消费的前提下，实施与消费相融的投资，构建消费和投资相协调的扩内需方案。

一是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扩大内需优先位置。进入新发展阶段，扩大内需仍大有可为。整个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发生了变化，从传统的投资主导向消费和投资并行的模式转变，拉动消费快速回升是推动2024年内需回暖和经济稳步恢复的关键。而内需拉动主要来自以下两方面：第一，整体宽松的宏观政策定位会产生拉动效应；第二，社会秩序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消费会明显修复。

因此，应使宏观政策定位于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促进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充分释放，全面恢复财政政策的积极性，并采用与之相配套的货币政策，实现经济工作的重点向有效需求快速扩展转变。要加大扩内需力度，特别是促消费和提升民间投资的力度，在消费和投资两端形成一个相契合的刺激政策方案。

另外，消费的主体是人，扩大消费的关键是要让居民具备消费能力，而支撑消费能力的就是收入。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许多中低收入群体的资产负债表受到比较严重的冲击，负债率达到较高水平，对扩大消费造成阻碍。所以，要把消费优先落实到位，就必须要在财政补贴、转移支付以及民生上出台相关政策，改变居民收入短期持续下滑的状况，修复中低收入群体的资产负债表，这样才便于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重新提振消费信心。

二是保市场主体是稳消费和稳投资的核心前提。大部分的消费意愿来自于永久性收入和未来预期，如果出现大范围的企业倒闭，失业大幅度攀升，消费一定是保不住的。因此，保消费在中国社会体系中很重要的就是保就业，而要保就业就要保市场主体。消费刺激的前提条件是市场主体稳定，保市场主体是在保供给，但同时也是在保消费。实践证明，近几年我国通过“保企业—保就业”的途径是有效的。

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减税降费，推出专门的促进政策来支持接触性服务业的复苏。目前来看，一些必要的服务业活动有所恢复，但是一些精神层面、娱乐层面的服务业恢复有待进一步加强，这方面可能需要国家有专项的启动资金来支持。此外，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偏低，导致一些国有企业进行利差套利，这些现象不利于民营企业复苏。这就要求对于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要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为民营企业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和企业战略布局提供各种便利。

三是稳房地产是稳消费和稳投资的核心抓手。大量的消费需求是围绕着房地产行业的，如装修、家居、耐用品。稳房地产是稳消费和稳投资的重要基础，但目前一系列的政策还略显不足，特别是在稳定投资方面。整体来看，房地产销售、投资和各类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的参数要实现整体辉煌，仅通过市场自我调节是不够的，因此就更需对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在政府端进行加力。政府可以更多地进行存量盘活、更多地进行保障房建设，更多地解决中低端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同时启动与保障性住房投资相关联的消费类刺激政策。比如，通过大量廉租房、公租房、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一方面能带动扩大投资，另一方面能使购房成本下降，让农民成功转为市民。解决住房和就业问题，有助于推动这一人群消费水平平均增长一倍以上。因此，要扩大消费，就要掌握好这个核心抓手，不能简单沿用发放购物券等老路来刺激消费。

四是着力改善消费预期，充分激发消费潜能。消费和收入的预期来源于对未来经济形势和收入趋势的判断。目前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居民收入预期已有明显改善，要推动消费预期的进一步改善，既要充分激发消费潜能，也要从政策方面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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