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刘英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合作研究部主任，本文转自12月14日长安街知事。

据央视报道，当地时间12月13日，亚洲开发银行发布报告，预计2023年中国经济将增长5.2%，高于此前4.9%的预期。

与此同时，12日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也总结了2023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

会上同时深刻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系统部署了2024年经济工作。其中有哪些新政策新提法？又释放出哪些值得期待的积极信号？“以进促稳”要如何实现？“先立后破”又该立什么，破什么？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将面临怎样的国际大环境？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在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知事会客厅”直播节目（回放）中分析道，中国经济增长5%左右在主要经济体中处于领先地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以上。同时这种增长，是全面的增长，是兼顾了环保、科技、区域发展的增长。

展望2024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金砖暨G20研究中心主任徐飞彪表示，这两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5.5%左右，这是中国经济应该具备的增长能力，随着“九大任务”的落实，将会带来更多新的动能。

直播截图

风高浪急中，中国经济保持增长

知事：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又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在如今动荡的国际局势下，中国经济的增长意味着什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英：今年中国经济能实现5%左右的增速来之不易。首先，国内新冠疫情带来的疤痕效应还在持续。其次，国际上还有美欧收紧货币政策带来的资金外流、企业外流等负面溢出效应。同时，地缘政治冲突持续不断，乌克兰危机还没有停止，巴以冲突又以空前规模展开。此外，美欧对华“脱钩断链”到“去风险化”此起彼伏，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持续。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速位于前列，二是除了经济增速高外兼顾了发展的质量，三是人口规模超过14亿的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四是走在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兼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不仅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还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紧密相连，共享发展机遇与成果。

知事：会议中同时提到，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2023年世界经济是一个怎样的走势？

徐飞彪：外部环境甚至可以用“风高浪急”来形容。总体来看，2023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约增3%左右，较上年的3.5%明显放缓，未达到潜在增长率，也大幅低于疫情前的世界平均水平。发展严重分化，多数国家经济不及去年，欧洲十余个国家呈现负增长，美、日及亚洲新兴经济板块和南欧、中东欧部分经济体形势较好。

但从中长期看，2024年增速将进一步放缓，预计回落至2.5%-2.8%左右。未来5至10年，世界经济潜在增长率将大幅下降，回归“低增速，高风险”的平庸期。

“九大任务”指明破局方向

知事：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尤为不易，会议中也总结了眼下发展面临的困难，包括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等。纵览会议全文共四次提及“内需”，并提到“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该如何使消费与投资相互促进、共同拉动？

刘英：扩大内需是摆在战略地位上的促增长举措，消费和投资既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架马车，也是经济的一体两面。

当前经济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由于三年疫情之后，外贸订单不足使得企业产量下降，用工人数因而下降，就业率不足，进一步引发了工薪阶层收入水平下降，使得群众不敢消费。消费的萎靡使得企业订单进一步下降，企业没有订单就出现裁减人员、压缩工资等情况，形成恶性循环。因而一味地向企业进行投资并不能有效促进经济，企业即使手中握有资金，如果没有市场，在产能已经过剩的情况下，钱也投不出去。

因此，当前要拉动经济首要的问题就是要从消费端入手，通过发消费券等方式来刺激消费，带动企业订单增长，进而带动投资增加，拉动经济增长。从货币端来看，今年我国也多次降准降息，推动企业融资成本下降，让企业更加有信心去进行投资，进而员工就有更多的收入，消费的信心也相应增加，所以消费和投资是一对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

知事：防控风险，也是一个高频词汇，会议提及要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其中专门提到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那如何有效化解风险呢？

刘英：房地产领域的风险需要高度重视，其中不仅涉及民生，还涉及金融系统的风控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当下，房地产投资下滑、房地产保交楼问题突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有些熄火，需要通过房地产改革来焕发房地产的活力，特别是在货币政策工具中要增加保交楼举措，要通过政府、央行、金融机构、社区等多方面力量一起来解决保交楼问题，只有及时交楼才能让老百姓拿到房子，拉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进而刺激消费和投资，带动拉动经济增长。

目前，我国也出台了一系列的举措，包括金融16条，降低首套、二套房贷利率，“认房不认贷”等，目的就是来解决目前房地产可能存在的一系列风险问题。房地产行业还需进一步推进模式改革，包括但不限于从原来参照香港的房地产发展模式，改为参照新加坡的房地产发展模式，换言之就是政府与市场两手抓，保障房租赁房由政府托管，而商品房的供应交给市场，随行就市。

在向新的发展模式转变的同时加强监管，让房地产焕发出新的生机，从而继续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图源：视觉中国

知事：除了上述两项2024年中国经济工作要围绕的重点之外，今年首次将科技创新与制造业发展提到了明年的“九大任务”之列，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徐飞彪：“九大任务”之首就是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这对于破解当下的多种困境是一个重要措施。

首先，以科技创新来推进新型产业的发展，就是在通过新供给刺激新需求，最后推动经济发展，这对于破解内需不足是一个新思路。其次，当下产能过剩，转型升级显得尤为迫切，而通过科技创新就能形成新产业、新产能以及新产品，这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此外，中国多项技术遭西方“卡脖子”，面临一系列的封锁和围堵，通过科技创新，在关键产业、关键环节实现突破的话，对于化解外部风险尤为重要。

刘英：今年不仅首次将科技创新与制造业发展提到九大任务之列，而且明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我国经济增长早就从要素投入型转向投资拉动型，目前已转变为创新驱动增长方式。而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为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强大动力。

知事：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会面临怎么样的国际环境？如何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徐飞彪：实际上，今年的进出口形势不是很乐观，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外需萎缩，如果明年世界经济持续下滑，外需萎缩的情况会更加严峻。此外，大国竞争升级，地区冲突加剧，非传统安全挑战上升，产业链与世界市场面临割裂风险等多种因素，都使得外部环境更加严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推进高水平开放，首先我们需要发出明确的信号：中国的大门始终对外开放，其次要把内部类型化的堵点痛点和难点梳理出来，形成真正内部统一的大市场，同时要全领域地开放，消除一些阻碍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因素，实现制度性开放。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知事：上个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对话中方牵头人何立峰应邀访美，期间与美财长耶伦举行数次会谈，这也意味着中美展开了新一轮经贸对话，中美的经贸合作将会有怎样的前景？

徐飞彪：2023年，经过数月的磨合商谈，两国决定重启经贸对话机制，打通对话沟通管道。目前看来，该对话是可持续的。

开放是两国之需，存在政治与经济基础。双方经过数年的经贸对峙和交流中断，都有重启对话交流的需求。最早，沟通之门是美方主动关闭的，这次又主动要求打开，这是对方面临内外部多重压力下的选择。

在可预见的未来，双方将继续进行多轮会谈，内容逐步深入扩大。预计美方会继续明确其立场，推出新形势下为中美经贸交流设定的新路径，建好竞争“护栏”。同时，也将继续完善和拓展沟通交流管道，在双方利益交叉领域，推进有条件合作，美方或将试图探寻一条同中国既竞争又保持合作的新路。

但当前政治气氛仍然不佳，互信不足，此外明年的美国大选，也将为对话机制的构建和持续带来不确定性。

当地时间11月9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图源：视觉中国

知事：另一边，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欧经贸合作也面临困难。此前，欧盟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本月初的中欧领导人会晤，对包括中国新能源车在内的众多企业未来出海欧洲带来怎样的机遇？

刘英：与美国提出的“脱钩断链”一脉相承，欧盟对中国强调“去风险化”，实际上就是“去中国化”，在美国实施产业链供应链近岸化、友岸化，让制造业回流等举措时，欧盟也受到美国的影响，不仅在供应链方面形成所谓的美欧供应链预警机制，而且在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等会议上举办美欧供应链会议，与美国站在同一个战壕里针对中国。

但其实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欧是最大的贸易伙伴。今年是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20周年，我上个月也去欧洲参加了一个中欧论坛讨论，我提出了四点建议，其中有一点就是我认为中欧之间不存在地缘政治冲突。

此前，中欧两国领导人的会面，为消除误解，为增强欧洲的战略自主性，为加强中欧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同时，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客观上也增大了欧洲对华的需求。作为中国曾经的最大贸易伙伴，伴随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及中欧班列的高质量发展，我们有理由期待中欧合作更加密切更高质量。

知事：对于2024年中国经济发展，国内外也已出现了不少预测。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最新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预测，2024年全年经济增速在4.8%左右，建议2024年设定经济增长目标在5%。这样的目标实现起来会有怎样的挑战？

刘英：我认为需要将目标定在5%左右，尽管明年的5%与今年的5%的增速具有不同的含义，明年的5%是在今年已经增长5%左右的基础上的增速，而今年的5%则是在去年3%的低增长速度上实现的。

从实施难度看，挑战来自国内外，国内需求不振，有效需求不足是大问题，特别是消费者信心不足。但在经济复苏的关键时期，信心其实比黄金还重要。当下中国的经济，无论是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还是跨周期调节的力度，都还是有相当大的空间的。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还提到了“5个必须”，强调以改革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统筹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货币政策方面，我们不是要去搞大水漫灌，而是要更加精准有效地结合当下结构进行调整，让财政、货币、产业以及就业、环保等一系列政策实现协同发力。

此外，在今年十月底举行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首次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风险，要走一条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带来的更将是巨大机遇。

所以2024年定下5%左右的目标是可期的，也是为了提振信心，让大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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